“公車上書”標誌著醞釀多年的資產階級維新變法思潮已發展為愛國救亡的政治活動,對社會的影響和震動很大,康有為從此取得了維新運動的領袖地位.

“公車上書"是康有為，粱啟超等人聯合一千多名舉人上書大清朝庭，反對清政府鑑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這也標誌維新派登上歷史舞臺，失然公車上書已失敗而告終，但標誌著群眾運動有了開頭，也激勵了人民群爰國的熱情，一句話就是後續學生爰國遊行示威運動的開端

首先有一個概念上需要澄清的是，公車上書嚴格上來說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各省舉人分省上書，一部分是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聯合各個不同省份舉人的“聯省公車上書”。前者是無可爭議確實發生了的，因為在目前的清廷檔案中，能夠看到各省舉人的上書。

後者，康梁領導的所謂“聯省公車上書”是最終流產的，但原因並非如康有為所言是都察院拒收，因為根據茅海建先生的檔案檢視，從1895年3月19日到1895年5月15日（康有為稱他的“聯省公車上書”5月2日投遞遭拒），在這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總計有154次上奏、代奏或電奏，共有2464人次參加，京城官員和地方的封疆大吏的上奏佔據了絕大多數。這一大批關於和約的奏摺，幾乎是一邊倒的反對議和，主張再戰。而且主張拒籤和約的大臣事後也沒有被追責，有的甚至獲得升遷。所以如康有為所言，後黨為了自身利益阻撓拒和上書的大臣，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根據檔案中呈現的當時的輿論環境，反而真正主和的大臣才會面臨巨大的壓力。

康有為梁啟超真正最終放棄投遞“聯省公車上書”原因，一是他們在當時的舉人中並沒有多少威信（兩個人都還不是後來名震天下的維新領袖，只是個進京趕考的舉子），他們的呼籲在松筠庵的集會最終也沒有多少人去；二是集會當天康得知光緒帝已經正式批准了馬關條約，再上書意義不大，故而這一活動就流產了。

後來在文章中，茅先生還具體考證、推理了“公車上書”這個事件發生的真正原因是什麼，認為是當時清流派高層主使之下發動的輿論攻勢。

“公車“稱謂始自漢代。漢代取士主要透過徵召和察舉，被徵召和各地舉薦計程車子乘公家車輛赴京都，後相沿以“公車“作為各省進京會試舉人的代稱。1895年4月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派李鴻章赴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引起全華人民反對。康有為聯合在北京會試的十八省舉人1300餘人聯名上書，

提出“拒絕和約、遷都西安、練兵抗戰、變法圖強“四項主張，並於5月2日將上書遞到都察院，要求代呈光緒帝。都察院以《馬關條約》已簽字、無可挽回為由拒絕代呈。但書上的內容在一些愛國知識分子和官吏中輾轉傳抄，廣為流傳。這次上書史稱”公車上書”。以此為起點，維新變法思潮迅速發展成為一場政治運動，

為資產階級維新派登上政治舞臺奠定了基礎，併為後來的戊戌維新變法運動作了輿論上的準備。

公車上書，一般是指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為、梁啟超聯合1200多名舉人，聯名向光緒上書的事件。

1895年2月，清朝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成為近代中國一塊至今不願為華人提起的傷疤，宣告中日甲午戰爭全面失敗。清政府一敗塗地，在日本壓力下，只得求和，最終簽訂了屈辱的《馬關條約》。

割讓臺灣及遼東，賠款白銀二萬萬兩的訊息傳回國內，輿論大譁，條約之喪權辱國激怒了朝野內外，從官員到舉子，上書、請願不斷髮生。

“公車”並非指公交車，它是一個古代專指名詞，是漢朝負責接待臣民上書和徵召的官署名。

《史記·東方朔傳》：“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

朝代更替後，公車這個部門雖然沒有了，但這個名詞卻流傳下來，成為入京請願的別稱，也指入京參加會試的人上書言事。

公車上書，就是指的這個意思。

它是怎麼來的呢？來自康有為自撰的《我史》：

“朝廷命李鴻章赴日求和，議定割讓遼臺並賠款二萬萬兩。3月21日談判電報抵達北京，我提前得知訊息，馬上讓卓如（梁啟超）去鼓動各省。先鼓動了廣東舉人上摺子抵制和議，湖南舉人隨聲附和，28日兩省舉人同時呈遞奏摺，廣東80餘人，湖南全省參與。我與卓如又分別拜託朝中官員進行鼓動，各省舉人均極為憤慨，連日上奏，奏章堆滿都察院……我認為士氣可用，遂召集18個省舉人在松筠庵集會商議，簽名者達1200餘人，我用一天兩夜時間起草了一份萬言書，內容包括拒和、遷都、變法三大項。卓如、孺博(麥孟華)連日抄寫，傳遍京城，士氣憤湧。4月8日前去投遞，都察院以皇上已在和約上用璽，事情無法挽回為由，拒絕接受上書。”

到了現代，這個說法屢遭質疑，被認為漏洞百出，嚴重作偽。

2005年北大歷史教授茅海建發表的《“公車上書”考證補》，在其中很有代表性。茅教授認為：

“公車上書”是有兩個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層發動、京官組織的上書，其數量多達31件，簽名的舉人多達1555人次，且上書已達光緒的御座；另一個是由康有為組織的“十八行省舉人聯名上書”，那是一次流產的政治事件。而且康有為組織的“十八行省舉人聯名上書”，並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為根本沒有去送。

觀點當然會有爭論，不過現代許多學者，根據史料和文獻，都已得出康有為所謂的組織舉人聯名上書，事實上是一次流產的政治事件，只是康有為自我吹噓，為自己臉上貼金的杜撰。

在當時看來，隨著時代的發展，光緒親政後，清政府內部已經趨於求變，即使是保守派的徐桐和榮祿，也曾對變法做過努力。作為慈禧的親信，他們的意思實際上也是慈禧的意思，就算是慈禧，也意識到了不變則大清要亡的道理。

康有為不是所謂上書行動的領袖，當時，他只是同各省舉子一樣，並沒有什麼名聲，各省舉子當然也不會聽他的。十八行省“公車”絕大多數都沒有參加康有為組織的簽名運動，他只徵集到80名廣東人的聯署。而僅僅是另一名廣東舉人陳景華就鼓動了一場280多人簽名的“廣東公車上書”，遠遠多於康有為。

康有為自認為是1895年公車上書的領袖，其號召力卻遠不如一個陳景華，這是怎樣的一種尷尬？

康有為其人，人品在這裡不再多說。

說他是近代以來最早意識到靠宣傳上位的政客，最善作偽、沒臉沒皮的文人，大概也不會有多少人反對。

康有為如同羅貫中一樣，張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手段用得爐火純青，不過，羅貫中寫的是演義，康有為寫的可是被當做正史。

上書的意義，在於促進了維新派登上歷史舞臺，說是開啟了維新變法的序幕，也不能說錯。

一方面，舉人上書的實際意義其實也有限。

不管是陳景華組織的280多名廣東舉人的公車上書，還是康有為吹牛的1200多人的公車上書，都是失敗的上書行動，不要說皇帝，連都察院都沒有收到舉人們的上書，既然是流產的政治行動，也就並沒有產生實際的政治影響。

從維新派的另一名實際領袖譚嗣同身上也可以看出。

譚嗣同是貨真價實甘願獻身的維新派，同康有為不可同日而語。不過譚嗣同在1895年還在家鄉辦學，並沒有出仕。到了1896年，譚嗣同還在南京候缺。1898年，譚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撫陳寶箴支援下同梁啟超等人倡辦時務學堂，宣傳革新理論，才逐漸名聲鵲起，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被召入京城，這中間，已經隔了整整三年。

另一方面，官員們上書的實際意義很大。

真正起作用的，是從京城到地方各級官員的上書，也就是各種上奏、代奏和電報。

甲午戰爭失敗後，華人並不甘心，從官員到百姓，想要再戰之人不可計數。尤其是《馬關條約》訊息傳來之後，各省極其憤慨，主戰的風氣蔓延。不光是地方，京城裡，以都察院為首，三名滿漢堂官，20多名都察御史先後上奏，其餘京官的主戰奏摺多達三十五封，加上各地地方官的奏摺，一時間堆滿了都察院，朝野上下，一邊倒的是反對議和的聲音。

當然，主戰還是主和，還要考慮自身的實力，在甲午大敗之後，數十年之功毀於一旦，清朝確實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已沒有多少擊敗日本的把握。但來自內部和外部強烈的主戰呼聲，使得清政府認識到了維新變法已是迫在眉睫，不作出改變則大清必亡，所有才順應民意，有了之後的戊戌變法。

雖然“公車上書”是一次失敗的政治行動，但拋開康有為的自吹自擂，它還是有其現實意義，行動促進了維新思想的傳播，各地紛紛組織學會，發行報紙，它也被認為是中國群眾的政治運動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