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3年，赤壁大戰之後的五年，曹操集結了大軍南下攻打孫權，孫權在濡須集結水軍防禦。這個地方，經常陰雲四布，霧氣環繞，於是孫權就帶著自己的船隊，趁著大霧去檢視曹操的部署。

曹操發現了孫權的船隻，由於霧實在太大，看不清對方到底來多少戰船，不敢貿然出戰，曹操就命弓箭手以箭退敵。

一時間，曹軍萬箭齊發，孫權坐艦一側中箭近千，扎得如刺蝟一般，船隻也開始失去平衡，向一側傾覆，船上士兵十分慌亂，孫權就命將船調過頭來，讓另一側受箭，等兩側的箭羽大至相當，船自然就平衡了。

孫權又命大放鼓樂，嗤笑曹軍，從容驅船而退。

這件事凸顯的是孫權的冷靜和膽魄，其意義並不是借箭，箭這種高技術的含量的東西，扎進木船基本也是去功能了，借來也無用。

羅貫中寫三國演義，把這個情節轉加到諸葛亮頭上，又加了被周瑜逼立軍令狀，必須三天內得十萬只箭的情節，只是小說演義，完全不是歷史，也不合常識。

三國演義全稱《三國志通俗演義》羅貫中著，是一部歷史小說，有許多虛構成分，陳壽的《三國志》是正史，人物事件應該是真實可信的。但三國演義在民間的影響更大些，其書描寫了赤壁之戰孔明草船借箭的故事，已經家喻戶曉了。草船借箭的是孫權，三國志裴松之注有記載，此事發生赤壁之戰五年之後，為體現孔明的智慧，羅貫中把這個功勞加在了孔明身上了，故此民間才有孔明草船借箭之說。

謝邀，《三國演義》當然不是歷史，人家也沒有欺騙大家，演義二字已經明白無誤地告訴世人，這都是小說家言。中國也一直把《三國演義》列為四大古典小說名著，如果他是歷史，那麼豈不是更應該編入二十五史？《三國演義》裡面有很多故事確實在歷史上是存在的，但是為了突出主角光環，有大量的“修改”，或者說是張冠李戴，例如草船借箭本是孫權無心之舉，在小說裡卻成為諸葛亮有意為之。其餘的諸如斬華雄本是孫堅所為，卻變成了關二爺的神勇事蹟。鞭督郵是玄德公的舉動，為了突出皇叔的仁義，張三爺的暴躁直率，又成了翼德將軍所為。斬車胄是皇叔的戰績，為了突出關二爺的忠勇，竟又讓車胄將軍死在過五關斬六將的關雲長刀下。等等不一而足。小說為了突出主題，吸引觀眾，當然需要進行藝術的加工，其中的移花接木、無中生有隻是為了讓情節更精彩，如果你拿著小說當歷史，那隻能是自己圖樣圖森破了！

明確的說，《三國演義》是不能當做“史書”來看的，從本質上來看，《三國演義》是一部小說，一部以歷史上的三國時期（從東漢末年到西晉建立）為背景的一部文學作品。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當中，類似於這樣的以歷史時期和歷史人物為背景的小說其實有很多，大多是以《XX演義》或《XX傳》為名稱。比如《隋唐演義》，《東周列國志》，《楊家將》，《說岳全傳》等等都是和《三國演義》類似的“歷史演義小說”。

在“歷史演義小說”的這個文學領域當中，最著名的大約就要算羅貫中寫的《三國演義》了，這部“歷史演義小說”非常生動的描述了從東漢末年到西晉建立的全過程，非常深刻的分析了“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規律。

這部歷史題材小說最大的特點，是對於一段歷史，一段紛亂的，各種人物粉墨登場的，你爭我斗的一段時間和空間的“全景式描寫”，人物繁多，場面宏大，時間延續近七十年，從東漢一統，到三分天下，再到三分歸晉。

在中國的明清兩代，小說這種文學形式很發達，當然，歷史演義小說也很發達，中國的絕大部分歷史演義小說或者歷史人物演義小說都是來自於明清兩代（可以延伸到民國初期）。

既然是以歷史為背景和題材的小說，《三國演義》這部小說的歷史發展的脈絡是很清晰也是和歷史的發展脈絡相符的。這是歷史題材小說的基本規則，離開這個規則的文學作品就不能夠稱作“歷史演義”或“歷史人物演義”。比如金庸先生的系列小說，儘管也是有歷史背景的的，但其背景和歷史的真實之間差異太大，所以只能算是“武俠小說”。

儘管符合歷史程序的大的脈絡，小說《三國演義》，依然是不能當做史書來讀的，只能當做文學作品來欣賞和研究。因為文學作品和史書之間時候本質區別的。我個人認為其本質的區別有兩點：

第一，就是主觀描述和客觀記載之間的區別；史書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記載，秉持的是客觀“記載”，這種記載通常情況下是不會帶有記載者本人的主觀喜好色彩的。

但是也不盡然，最著名的《史記》和《資治通鑑》都有非常多的主觀評論，在這些評論當中作者的主觀喜好非常明顯，可以說是“愛憎分明”。中國的“歷史演義小說”的土壤就在於此——歷史是可以以自己的喜好和愛憎來“粉飾”的，由粉飾變成修飾，進而變成帶有極其明顯的個人主觀色彩的“演義”。

《三國演義》就有明顯的主觀色彩，所謂的“漢室正宗”的觀點之下，除了“劉皇叔”其他的諸侯們都是“篡漢”的奸賊，說到最好也得是“奸雄”。進而劉備的所有心腹就都是各個層面“正義和智慧”的化身，劉備本身如此，他的手下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也都是如此。

第二，就是為了突出人物的特點，本領和作用，將歷史上發生在不同的人身上的相同性質的事情集中到一個人的身上，這個毛病直到現在還“陰魂不散”——正面人物不可能有毛病，反面人物必須是滿哪都是毛病。

具體到“草船借箭”這個典故，小說《三國演義》當中，為了彰顯諸葛亮的過人的智慧，在整個的赤壁之戰前前後後，從舌戰群儒到做法借東風，甚至是算準曹操兵敗華容道，他正好送給關羽一個大人情——諸葛亮就是一個近乎於“妖孽般”的存在。

魯迅先生對《三國演義》裡的諸葛亮進行過評價，我認為非常到位：“諸葛亮多智而近乎妖”。同時對小說《三國演義》裡對諸葛亮這個人物的塑造並不贊同：《三國演義》不是歷史，歷史上的諸葛亮是人，演義當中的諸葛亮是神。

魯迅先生說得非常正確，諸葛亮是中國造神運動的結果，也是封建士大夫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其實，在所有的關於“借箭”的歷史記載當中從漢代唐代都有，在三國時期有記載的是東吳的孫權，在《三國·吳書·吳主傳》上記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孫權與曹操交戰於濡須，“（孫）權乘大船來觀軍，（曹）公使弓弩亂髮，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回船，復一面受箭，箭鈞船平，乃還。”

這就是“草船借箭”的故事原型，孫權趁著大霧去打探軍情，曹操命弓弩亂髮把孫權的船的一側射滿了箭簇，孫權的船體傾斜快要顛覆，孫權連忙調轉船頭讓另一側也被箭簇射滿——箭鈞船平，乃還。

這不是“借箭”，這是“找平衡”。當然還有意外收穫。

這個故事經過改編，揉進唐朝張巡“草人借箭”的真實事件之後，給諸葛亮編了一個充滿智慧和膽量的膾炙人口的“草船借箭”的故事。

唐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安史叛軍一路勢如破竹，各地官軍落荒而逃。時任真源（河南鹿邑）縣令張巡率軍前往雍丘縣（今河南杞縣）拒敵。張巡遂率千餘將士據城堅守

叛變的雍丘令狐潮和叛軍李懷仙等合兵四萬進攻雍丘，雙方血戰兩個多月，守城部隊也由於長久作戰用光了箭矢，嚴重影響守城戰鬥。張巡對此苦思冥想了很久，終於有了主意。他命兵士紮了一千多個草人，並給草人穿上黑衣，繫上繩子。到了晚上，在張巡的指揮下，城頭上鼓聲大作，兵士緩緩地將草人從城牆上放下去。令狐潮出營察看，藉著月光望去，見有不少唐軍從城頭沿著繩索而下，由此判定張巡乘夜襲營，於是下令弓弩手萬箭齊發。城上的唐軍士兵不斷地把草人放下又拉上，如此這般一直到天亮。此時，令狐潮才發現“唐軍”原來是稻草人，但已經損失數萬支箭。

幾天後的晚上，叛軍又看到唐軍沿繩索而下，有了上次教訓的叛軍認定此乃張巡故計重施，遂笑而不備。然而這次，張巡真的命五百兵士從城頭順繩索而下，乘敵不備殺向敵營。叛軍大營頓時大亂，士兵死傷無數，令狐潮在慌亂中燒燬營寨，率軍撤退十餘里，雍丘之圍暫時得到了緩解。

這就是張巡“草人借箭”的故事，這個故事有史書記載。

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當中，諸葛亮被塑造為“智慧的化身（智多而近妖）”。因此他在《三國志》基礎上，將孫權的“以船借箭”的史實加上張巡的“草人借箭”的史實，將其移植到作品中，編成了今天我們耳聞能詳的諸葛亮“草船借箭”故事。

小說就是小說，不能當史書來看，因為“演義”類的小說，通常都會把根基史實編造的故事說的跟真事兒一樣。不僅“草船借箭”如此，在整個的“赤壁大戰”的過程中，為了塑造諸葛亮高大形象而瞎編的故事多得是。

不信，您開啟《三國演義》慢慢兒的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