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日本明治維新，明治維新的成就伊藤博文有巨大的功勞，他遊學過歐洲，歐洲的，政治經濟，文化，都有很深刻的瞭解。

正是由於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才使日本變得強大起來的，為了使日本強大起來天皇也積極支援變法最後成功了，像馬關條約這些都是他代表日本簽訂的。他在日本人心裡走著很從高的地位，還積極對朝使用一系列高壓政策最後，被朝愛過人士刺殺。

雖當時割地賠款，光緒皇帝已經有變法的想法，他看到了中國幾十年來對外列強的妥協，也知道必須要經過變法才使國家強大，不受列強侮辱。

要變法首先就要找有經驗的人，伊藤博文是非常有經驗的，維新派還是認為日本的變法值得學習，並且當時日本與清朝的關係也不算壞，大清還有很多學生去日本留學。

所以為了清帝國的強大，他們還是願意請伊藤博文。實際上經過八國聯軍過後，慈禧太后還是實行了變法的，可以說有她在清朝是不會這樣快滅亡的，當然這個和這個問題本身沒有什麼關係，等有人在提問的時候我會詳細解答的。

要想說明白這個問題，必須得從甲午戰爭後中日關係說起，那麼戰後中日關係如何？答案是很好，堪稱“蜜月關係”。

沒搞錯吧，當然沒有，這是由於當時的國際形勢造成的。甲午戰爭後，日軍以小博大戰勝了清朝，引起了列強的警惕，感到如果將來日本帶領清國對抗西方列強將會重演“黃禍”，因此才有了法德俄三國干涉還遼，才有了李鴻章訪問歐洲並受到極大禮遇，都有離間中日的意思。李鴻章、張之洞等大臣也有聯俄拒日的想法。但是很快這一外交設想就破滅了，德國和俄國演了一出“雙簧”，德國強租膠州灣，沙俄也對西北蠢蠢欲動。現實告訴大清，西方列強也許比日本還危險。而中日同文同種，如果學習日本，可能比學西方列強要更對症也更方便。而此時的日本由於甲午戰爭也被空前孤立，也就有心修好清朝。雙方一拍即合。清朝為了學習日本，採取了“走出去，請進來”的辦法，派出了很多的留日學生，當然也有自費的畢竟這裡比去美國省錢不少。到日本的留學生之多，就連魯迅先生的《藤野先生》裡都有描述。

“請進來”當然就是得請有經驗的政客來講述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經驗，這一方面沒人比得上日本的首相伊藤博文了，這伊藤博文是清廷老對手，特別是李鴻章的老對手，維新派請了他，也算是挺有意思的事情。

甲午戰爭後，中國對日本的態度更多是敬佩而不是恨

中國和日本的恩恩怨怨不是起源於甲午戰爭，而應該起源於日本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那時華人才發現這同種同文的小日本比西方人還狠毒，這才留下了嫌隙，然後九一八事變升級，最後全面侵華達到頂峰。

在歷史上，日本一直是中國的附屬國，雖然不像北韓那麼聽話，但也沒有什麼深仇大恨。所以甲午戰爭後，中國對日本的感情不是恨，而是敬佩，看人家日本，一個番邦小國，能發展的如此快速和強大，真是了不起。上上下下的都想向日本學習。

第二個原因就是中國跟日本同種同文，思想文化非常的相似，而且近代都是半殖民地，所以日本的成功對中國有更直接和現實的意義。所以，當時很多人都提出直接向日本學習，很多留學生也都選擇去日本。

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先驅，是日本第一個內閣總理大臣、曾在日本四次組閣，擔任內閣總理大臣長達七年。伊藤博文在日本建立了一種有生命力的立憲制度，是明治憲法之父。是伊藤博文的一系列舉措使日本成為東亞乃至亞洲的頭號強國。

伊藤博文在日本取得的這些功績正是晚清夢寐以求的，所以有請伊藤博文的想法也就不足為奇了。

從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到1898年戊戌變法，說是沒有過了幾年，但國際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無論如何變化，日本政策的實質都在於擴大日本的在華利益。

日本在甲午戰後獲得了巨大的利益，相比於歐洲各國日本力量最弱，但給清朝的觸動最大，日本深恐中國獨仇日本，而使日本瓜分中國的程序受阻。

在戰後，清朝朝廷掀起一股“聯俄抗日”的風潮，主持這一政策的就是李鴻章。李鴻章在1896年以俄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為名赴莫斯科與沙俄簽訂了《中俄密約》，主要就是透過把東北的權益交給俄國來實現與俄國的結盟，共同對付日本。這個《密約》不管目的如何，現實情況是東北各口岸對俄國開放，東北實際上成了俄國的勢力範圍。

清朝的做法無疑是飲鴆止渴，而日本政府這一時期的做法是密切關注清朝政局，儘量保持與清朝的友好，以減輕仇日情緒。在1895年至1898年列強瓜分中國的過程中，日本確實顯得最為老實，日本的這些做法確實獲得了清朝一些官員的好感。

這也是清朝開展戊戌變法和伊藤博文赴京的一個基礎。

清政府在甲午戰後開始思考進行政體的轉變，日本政府顯然早已知曉這一舉動，他們很早就開始與中國各維新人士和實權派開始取得聯絡。

而且在此過程中，慈禧和光緒開始親近維新派人士，要維新變法，日本顯然是最好的一個先例，日本的明治維新是各國變法最先完成，同時也是最成功的一個範例，清政府對了解明治維新有強烈的興趣。從日本獲得經驗和幫助顯然是最理性的一種選擇。與之相對的是，日本對明治維新以來的成果很自得，同時也認為這是一次改善與清政府關係的機會，因此他們對清朝內部正在進行的改革充滿著同情，在其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絲毫無礙的情況下,也願意對中國的維新予以援手。

這是清朝最高權力中心和維新人士接納伊藤博文的一個前提。

伊藤博文被稱為“明治憲法之父”，多次組閣，有豐富的主政經驗。1898年6月，伊藤博文內閣解散，伊藤博文下臺，新首相大隈重信制定了“英日同盟”與“支那保全”的方針，主張使日本成為中國和北韓的榜樣，日本政府非常關注清朝變法。

離職後的伊藤博文任來到中國，光緒皇帝和各維新派人士認為這是一次很好了解日本變法的機會，希望伊藤博文能夠以個人身份提供一些變法的具體方針。

9月20日中午,光緒帝在西苑勤政殿接見伊藤博文。

第二天爆發了戊戌政變，這一切與伊藤博文的訪華的關係不大。

綜上，請伊藤博文是清朝維新變法的正常選擇，甚至某些程度上來說是理性的選擇。

國家間的矛盾與和解，和個人間很類似。比如一大群人和你有矛盾，你肯定會覺得那個跟你同姓的那個人或同是黃種人的人，更容易親近些。至少，上去的客套話現在就有——哥們兒，咱們五百年前是一家呀！

（1）中日結盟思想是“洋務運動”開始就已經有的思想

“洋務運動”在執行層面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為主，但在思想方面集大成者是丁日昌（別告訴我你分不清丁日昌、丁汝昌），丁日昌就提倡“中日結盟”對抗白種人的主張。李鴻章的思想大部分就出自丁日昌，他被今人嚴重忽略了。內容詳見，我在2018年1月27日，回答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為什麼說李鴻章是‘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這個問題。

（2）日本比中國落後幾千年，卻突然崛起，在“同文同種”謊言下，很讓人覺得更適合中國，“向日本學習”從1890年代就一直沒斷過

中日和英國、沙俄有什麼本質不同嗎？沒有。既然都是敵人，如何從“敵人”身上學到最適合“自強”發展的道路，才是該想的事情。“甲午戰敗”後，必須變法改革是共識，只不過如何改有分歧！

光緒、維新派和一些人只不過受了“同文同種”胡言的矇蔽。

“同文同種”在關係好的時候的聊天侃大山，還可以，到了利益面前、侵略反侵略面前、控制與被控制面前，都是騙人的把戲。說這些，只不過想佔你便宜而已！

甭說不是一家人，就是一家人分家久了打起架來都比別人狠。

（3）英日美與俄德法陣營的對峙，也不會允許某一國控制情況發生

戊戌變法那年，正是世界諸國掀起刮分中國狂潮的時候。

那時，沙俄的風頭很大。英國為了制衡沙俄拉攏日美對沙俄製衡。德國乃是後起殖民國家深受地域抑制，暫時和法國拋棄矛盾，共同與沙俄聯合。

各國都希望藉助中國變法控制中國政治，就好像各國利用變法刮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一樣。但一國或幾國想獨吞利益，不但慈禧不答應，其他列強或陣營也不會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