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要點防守+精銳騎兵突襲，歷史已經證明這種方式是對付古代遊牧民族騎兵的一種有效方式。

遊牧民族尤其是蒙古高原上的匈奴、鮮卑、突厥、契丹、蒙古、瓦剌等遊牧民族，實事求是講都是苦孩子出身，自然環境惡劣、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資料匱乏，決定了他們只能採取遊牧方式生存，並需要與中原進行鹽、鐵、茶以及工業製品的交換才能維持生活。尤其重要的是，如果他們不能從中原獲得足夠的收穫，他們的戰鬥力永遠得不到提升，皮甲、角弓、獸齒箭頭、劣質鐵器武器的遊牧民族騎兵永遠不會是身披鐵甲武裝到牙齒的精銳漢族士兵的對手，尤其漢族士兵人數還多得多。

越是古代，遊牧民族缺乏的物資越多，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在上古時期技能樹差別太大，一方選擇了耕種、曆法、文字、金屬冶煉，另一方除了牲畜養殖之外幾乎毫無技術進步。

於是，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打交道就成為必然，無論是和平方式還是戰爭方式，中國古代幾千年歷史程序，這兩種方式都是存在的。

和平方式容易理解，雙方互市，一方用肉類、毛皮、牛角、馬匹等特產交換另一方的工業製品和茶、絲綢，用來滿足基本生活需要並提升生活品質。當然，遊牧民族對中原的依賴更強一些，畢竟中原人可以不吃牛羊肉，但草原人不喝茶會生病的。

草原人在無法透過和平交換的方式獲得物資的時候，就會透過武力方式到中原搶劫。參與人數不等，有的是幾十個牧民，有的是幾個部落的全部成男，甚至是強人統治下的部落聯盟控弦十萬幾十萬。搶到了當然好，能過個富足的冬天，雖然大頭被部落酋長拿走了，包括奴隸、布匹、絲綢、糧食、奢侈品，普通牧民搶到一口鐵鍋就是暴富；搶不到也不愁，人死多了冬天消耗就少，剩下的人夠吃了。而他們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曾經兩次半佔領了中原，實現了異族入主中原。

與之對應，中原政權一直在努力消除這種北方遊牧民族帶來的威脅，以及遊牧民族入侵造成的人員、財產損失。全面戰爭對中原是得不償失的，草原不能種糧食，佔來的土地按農耕民族傳統考慮和石頭地區別不大。於是，從春秋戰國開始，就採用了修築長城這種方式來防禦遊牧民族的入侵。長城從軍事效果上來看，主要起到預警、限制敵人入侵路線、減緩敵人移動速度等用途，畢竟千日做賊不能千日防賊。

但長城不是能夠起到決定性作用的，當中原政權處在內部紛爭或者本身處在內亂過程中，長城這種土石堆積成的防禦工事缺乏經過訓練、有足夠後勤保障的軍隊守衛，實際上是毫無作用的。也就是說，當中原政權強大的時候，有沒有長城都足以抵禦敵人入侵；當中原政權虛弱的時候，有長城也起不到防禦作用。

當中原政權內部無紛爭，且有足夠的積蓄之後，就可以採取騎兵突襲的方式，到遊牧民族的老巢裡攪個天翻地覆。當年秦始、漢武，到李世民、朱元璋、朱棣，都曾經這樣做過，農耕民族的精銳騎兵，對草原騎兵有著戰鬥力的碾壓，可以實現封狼居胥、飲馬貝加爾的無上武功。這些中原政權深入漠北取得的重大勝利，一般至少可以保證幾十年中原的安定。

因此，雙方戰略目的的不同，造成採取的戰術手段不同，發動戰爭的慾望也不同，遊牧民族必須要打，中原政權真的不想打，只能採取這種平時防守、定期出擊的戰爭方式。

對外殖民，把中原子民遷徙到這些土地上，內遷原來的遊牧民族，進行實邊移民。這是中國古代所有王朝都沒有做到的事情，造成了遊牧民族時而友好，時而敵對，成為一直壓迫中原政權的心腹大患。

中國古代某些帝王實際上已經這樣做過了，周王朝分封制移民到黃河下游地區，秦皇移民五十萬到嶺南，漢武移民七十二萬到隴右、河西走廊和內蒙，奠定了這些區域永遠的歸屬於中原版圖範圍內。可惜的是這只是一小部分帝王的偶然決定，而非長期的、持續的、不計成敗的、不惜代價的國策。

我們都知道，各個王朝末期之所以土地兼併、利益集團壟斷造成國家各種矛盾積累，很大程度是因為國家已經失去對外擴張的能力，只能向內壓榨普通百姓，造成普通百姓對整個統治階級政權產生反抗意識。

而如果始終把對外實邊移民作為基本國策，漢民外遷、異族內遷，中原內地的百姓在江南、在河東、在蜀中生活不下去之後，會依照國家政策，移民到安東、室韋、瀚海、北庭、安西、安南等各個都護府治下，或者開荒屯田，或者放牧牲畜；而新控制區域的異族分散遷徙到內地，繼續以飼養牲畜、牲畜加工為生，這樣會帶來一系列好處：

普通百姓有了新的選擇，生計不會有嚴重問題，並減緩了經濟發達地區人口增長速度，讓全國各地區經濟差距縮小；

只知道土地兼併的地主階級，為了不失去壓榨物件，對當地百姓多少會留有餘地，有利於統治階級、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緩解；

地主階級發現單純依靠土地獲得的利益有了上限，就會把資本向其他區域或行業轉移，有助於工業、商業的發展，甚至可以為國家對外擴張戰爭提供資金；

內遷異族與漢族雜居，幾代過後就會逐漸消融在漢民族當中，實現對遊牧民族的釜底抽薪；

有了熟練的牲畜馴養工人，為中原農耕民族多了一個產業方向，讓資本、土地有新的去處。

總之，富裕、強大、人口眾多的農耕民族，對貧窮、落後、人丁稀薄的遊牧民族還是有一些辦法的。當然，封狼居胥只有一個霍去病，飲馬貝加爾也只是李靖，這是農耕民族國力與天才軍事將領的結合，是必然結果但也是不可複製的。只有用長期國策不斷擴大中原政權的生存空間，擠壓遊牧民族，才是中國古代王朝對遊牧民族的千秋大計。

如果1840年以前為古代的話，對付騎兵最有效的辦法有兩種，一種是冷兵器中的弩，一種是熱兵器，鳥銃和火炮。

在冷兵器時代，中原農耕文明在與北方遊牧民族的戰爭中有一些先天的劣勢。首先，單兵素養不如對方。遊牧民族民風彪悍，從小就練習騎射，靠放牧和打獵為生，身體素質和軍事素養要遠遠優於中原臨時招募集結計程車兵。其次，在與中原軍隊作戰時，遊牧民族往往佔有“主場優勢”。當然這個主場優勢是廣義的，不僅僅指中原軍隊要經常深入草原和沙漠腹地與遊牧民族軍隊野戰衝鋒，更是指遊牧民族在打仗的時候，“戰鬥場景跟生活場景相似”。說白了，遊牧民族士兵從小到大就在天天騎馬打獵，而中原士兵在進入軍隊之前有可能連刀劍都沒見過，更不用說打仗了。但是，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前半段，中原王朝對遊牧民族的做戰中經常出於優勢地位，秦漢唐時代幾乎把遊牧民族打的毫無還手之力，原因之一就在於武器裝備的先進性上，而弩就是最為關鍵的因素。

弩是弓的改進型武器，由機括來提供動力，對士兵臂力的依賴性大大降低。同時，弩裝有“望山”，用現在的話叫準星，比弓更易於瞄準。與弓相比，弩的射程更遠，精準度更高，並且射擊技巧更容易掌握，培養一個弩手比一個弓箭手花費的時間和成本更少，更有利於兵源的補充。

歷史上，弩對弓的勝利的戰例不勝列舉，這裡舉兩個不太著名的戰例。長平之戰，趙國精銳騎兵幾乎被秦國消滅殆盡。其實這也是秦弩對胡服騎射的趙兵的勝利，這裡不做展開。之後十餘年，匈奴對趙國再次侵襲。與長平之戰以前相比，此時的趙國戰鬥力已經大不如前。幸虧趙國有個人叫李牧。李牧使用了一個叫“車弩戰”的戰術，他首先用1300輛戰車阻擋匈奴騎兵的第一輪衝擊，延緩其速度，減弱其衝擊力，然後命令戰車後面的10萬弩兵對匈奴兵展開屠殺。匈奴兵敗逃跑之後，再派1萬騎兵從後掩殺，匈奴10萬騎兵最終全軍覆沒。150年後，又一位李姓將領使用同樣的車弩戰，深入匈奴腹地，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以5000步兵對匈奴3萬騎兵，以傷亡匈奴1萬人的戰績，最終矢盡糧絕，全軍覆沒。這個人的名字叫李陵，龍城飛將李廣之孫。這件事還引起了一場胡蝶效應，使中國誕生了一位偉大的史學家，叫司馬遷。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後半段，遊牧民族無論是武器裝備還是戰術都沒有突破性改進的情況下，中原王朝卻常常吃敗仗，這是為什麼呢？我們可以用毛主席的一句話來回答: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是人。那時候封建社會的體制已經極端僵化，軍隊效率低下，失敗的是執弩的人，而不是弩。別說弩了，比它領先了一個時代的武器，鳥銃和火炮都救不了大廈將傾的大明王朝。明朝中期，于謙指揮的北京保衛戰是一場典型的熱兵器對冷兵器的勝利，在鳥銃面前，蒙古騎兵是如此不堪一擊。明朝末年，袁崇煥指揮的寧遠保衛戰又是一場熱兵器對冷兵器的典型勝利，在紅衣大炮的火力之下，剽悍的後金鐵騎變成了滿天飛舞的肉沫。可惜，這些領先了一個時代的武器並沒有成為大明王朝的救星，歸根結底還是那句話: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