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自古以來中國各地湧現出許多商幫，其中較為出名的有十大商幫。具體是廣東粵商（分潮汕商幫、廣府民系）、山西晉商、安徽徽州徽商、陝西（秦商/關陝商人）、福建閩商（分閩南商幫和閩東商幫）、江西贛商、江蘇蘇商、浙江（寧波/龍游）浙商、湘商、山東魯商等。但今天我們只談勢力較大影響最深的四大商幫，分別是晉商、徽商、潮商、浙商四個商幫。
晉商
通常意義的晉商指明清500年間的山西商人，晉商經營鹽業、票號等商業，尤其以票號最為出名。晉商也為中國留下了豐富的建築遺產，著名的喬家大院、常家莊園、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國聯軍向中國索要賠款，慈禧太后掌權的清政府就向晉商的喬家借錢還國債。晉商的經濟實力，可以從這個事情反映出來。
晉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間的武士貜。武則天之父、李淵父子從太原起兵時，木材商人武氏從財力上大力資助，李淵父子的就是憑藉當時天下最精華的太原軍隊和武氏的財力開始奪取全國政權。其後還孕育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女皇武則天當然這是後話。晉商成功的根源在於“誠信”和團結的商幫政策。晉商的輝煌人物有喬致庸等。晉商由於種種原因在清朝後期和民國時期衰落了，山西也開始在中國經濟舞臺上變的較為平淡。
晉商，尤其是首創中國歷史上票號的山西票號商人，曾在中國歷史上顯赫一時。清代初期，藉著前期對後金叛亂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的關係，得到清政府特殊照顧的晉商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排程，而且插足於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阪、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臺、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晉商的足跡。
國家重點保護文物喬家大院
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臺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晉商活動過的地方遺址，至今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亳州的花戲樓，大都是晉商建立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著名的貴州茅臺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僱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首創的。
徽商
徽商故里徽商萌生於東晉，成長於唐宋，盛於明，衰於清末。徽商，指的是明清時期，江南省和江南省分治後安徽省江南地區徽州府轄地經商的商人和商人集團,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州府之外的鬆散的安徽各地區商人個體，一般稱之為“皖商”，與徽商對應。
徽商有個特點，崇文重德，很尊崇文化教育。他們自己做生意，他希望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兒子能夠讀書，透過科舉道路，能夠走上宦道，走上仕途，所以好多徽商的子弟都是讀書到外面去讀書。透過科舉考試，先是考秀才，再考舉人，再到北京考進士這樣子上去的，所以他們對教育很重視。所以過去有這個話，國有學，州有序，鄉有塾，私塾的塾，就是一級一級的學校，鄉村裡的塾基本上都是自己辦的，都是民辦的，都是商人捐資辦出來的。從乾隆到嘉慶十年的70年間，同樣在兩淮經營鹽業，徽商子弟有265人透過科舉入仕，而晉商僅區區22人。
唐代，祁門茶市十分興盛。南唐，休寧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紙已遠銷四川。南宋開始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別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萬”。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佔徽州府的一半，人稱“祝半州”。一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還在徽州境內發行“會子”。元末，歙縣商人江嘉在徽州發放高利貸，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資本，較之宋代大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餉，歙人江元一次助餉銀10萬兩。成化年間，徽商相繼打入鹽業領域，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陝西商人集團受到嚴重打擊，於是徽商以經營鹽業為中心，雄飛於中國商界。
明代中葉以後至清乾隆末年的300餘年，是徽商發展的黃金時代，無論營業人數、活動範圍、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當時，經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業”，成人男子中，經商佔70%，極盛時還要超過。徽商的活動範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統治日趨沒落，課稅、捐輸日益加重，徽商處境愈來愈困難。1831年，兩江總督兼管兩淮鹽政陶澍革除淮鹽積弊，改行“票法”，靠鹽業專利發跡的徽商開始衰敗典當業也因左宗棠壟斷及外國銀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兩商則由於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連年虧損。尤其是隨著提帝國主義入侵，外資滲入，國外商品傾銷，徽商經營的行業大多被其所替代。只掌握傳統商業知識、技能的徽商，在商業領域逐漸失去其操縱、壟斷和獨佔的地位，開始走下坡路。
紅頂商人胡雪巖
清末和民國時期，雖有個別徽商人物如黟縣鹽商李宗媚、歙縣房地產商人程霖生等嶄露頭角，但整體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頹勢。
潮商
潮商的淵源。“潮商”，是廣東省潮汕商幫的簡稱，是指潮汕地區商人。在清朝，潮商與晉商、徽商並列為三大商幫。古代潮商在內地不如晉商、徽商著名，潮商的崛起也是在明以後。與其他商幫最大的不同是，潮商的影響是國際性的。東南亞、歐美各地華人首富幾乎全部是潮汕人。在泰國潮人達到500多萬，甚至掌控著泰國的主要經濟命脈，並在政治上發揮著巨大作用。
大概在明正德年間(1506~1521年)私人海外貿易興起後，潮汕沿海居民開始大規模地投入海上商業冒險活動。到明中後期大批潮汕人以船為伴湧向海潮波濤之中。入清以來紅頭船便成為潮州商人的象徵；清代商人又稱紅頭船商人。
潮商的輝煌時期，還是在近、現代。在近代，由於外國經濟勢力的侵入以及中國緩慢地邁開近現代步伐，晉商、徽商等因為固守傳統而日漸式微，而潮商卻伴隨著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於東南亞和香港、潮汕地區。這期間，潮商雖然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度沉寂，但經過戰後若干年的苦鬥，又終於在上一世紀60-70年代崛起於香港及東南亞。當代香港鉅富李嘉誠(潮州籍)、霍英東(祖籍廣東番禺)、曾憲梓(梅州籍)就因此受益，成為創業成功的粵商典型。
潮汕人的商業傳統深厚，商業才能比較高，商業勢力十分強大，在廣東省內各個角落和全國各大城市都有很多潮汕人在從事商業活動，而港澳、東南亞以至全世界的許多大商人也都是潮汕人或後裔。全國的珠寶、音像、電子配件、小商品、玩具等的貿易很大比例都為潮汕人掌控，而廣東省內各地很多產品的批發和零售市場也都是潮汕人所控制。
浙商
浙商為中國古代四大商幫之一。浙商包括湖商和寧波商幫。18世紀，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與上海口岸的開放更是為浙江商人提供了歷史舞臺。以寧波幫為代表的浙商群體對上海近代化的演進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寧波幫不但在國內，在國際上也留下了很大的影響。甚至有人給予寧波幫“無寧不成市”的評價。現代寧波幫更是湧現了船王包玉剛和香港董建華之父董浩雲等代表。
浙江人天生就有一種經商精神。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割資本主義尾巴”的特殊時期，溫州、寧波、義烏、台州、永康等地的百姓卻“頂風作案”，而一些地方的領導也對此“心知肚明”。浙商在歷史上就是各大商幫的合作者和競爭者。晉商與浙商交易絲、綢、茶、米；徽商東進蘇杭而至楊帆入海。徽商代表胡雪巖又兼具浙商身份。其代表作――胡慶餘堂更是以歷史見證物的身份留在了杭州；其末代傳人馮根生在承繼其老財東的經營思想的同時演繹了一曲現代浙商的詩篇。
晉商、徽商，其本質都是官商；而浙商是“民商”。晉商與封建政府緊密相連的關係；徽商的“商而優則仕”的思想都註定了它的歷史侷限性與內在動力的侷限性。而浙江經濟從本質特徵上說，是一種“民本經濟”。所以，“浙商”與“晉商”，“徽商”的區別，前兩者如果可以稱為“官商”的話，“浙商”應該可以稱為“民商”。
寧波近代商幫的起航地
在近代中國主要的經濟發達地區，乃至全國、全世界，寧波商幫都創造了眾多稱王、稱第一的業績，其行業幾乎涵蓋了工商系統的絕大部分。無怪乎1934年，浙江興業銀行在一份調查報告中說：“全國商業資本以上海為首位，上海商業資本以銀行居首位，銀行資本以寧波人居首位。”可見當時寧波商幫的實力和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
商人與商業發展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傳統的封建社會結構，儘管這種衝擊充其量只是有限地打破了舊的等級界限。這都或多或少給中國社會帶來一點近代化的萌動。而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經過500多年的商業洗禮，潮商已經成為中國實力最大、影響最深遠、唯一沒有斷代的大商幫，是華人世界中最富有的族群。
其實自古以來中國各地湧現出許多商幫，其中較為出名的有十大商幫。具體是廣東粵商（分潮汕商幫、廣府民系）、山西晉商、安徽徽州徽商、陝西（秦商/關陝商人）、福建閩商（分閩南商幫和閩東商幫）、江西贛商、江蘇蘇商、浙江（寧波/龍游）浙商、湘商、山東魯商等。但今天我們只談勢力較大影響最深的四大商幫，分別是晉商、徽商、潮商、浙商四個商幫。
晉商
通常意義的晉商指明清500年間的山西商人，晉商經營鹽業、票號等商業，尤其以票號最為出名。晉商也為中國留下了豐富的建築遺產，著名的喬家大院、常家莊園、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國聯軍向中國索要賠款，慈禧太后掌權的清政府就向晉商的喬家借錢還國債。晉商的經濟實力，可以從這個事情反映出來。
晉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間的武士貜。武則天之父、李淵父子從太原起兵時，木材商人武氏從財力上大力資助，李淵父子的就是憑藉當時天下最精華的太原軍隊和武氏的財力開始奪取全國政權。其後還孕育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女皇武則天當然這是後話。晉商成功的根源在於“誠信”和團結的商幫政策。晉商的輝煌人物有喬致庸等。晉商由於種種原因在清朝後期和民國時期衰落了，山西也開始在中國經濟舞臺上變的較為平淡。
晉商，尤其是首創中國歷史上票號的山西票號商人，曾在中國歷史上顯赫一時。清代初期，藉著前期對後金叛亂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的關係，得到清政府特殊照顧的晉商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排程，而且插足於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阪、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臺、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晉商的足跡。
國家重點保護文物喬家大院
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臺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晉商活動過的地方遺址，至今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亳州的花戲樓，大都是晉商建立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著名的貴州茅臺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僱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首創的。
徽商
徽商故里徽商萌生於東晉，成長於唐宋，盛於明，衰於清末。徽商，指的是明清時期，江南省和江南省分治後安徽省江南地區徽州府轄地經商的商人和商人集團,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州府之外的鬆散的安徽各地區商人個體，一般稱之為“皖商”，與徽商對應。
徽商有個特點，崇文重德，很尊崇文化教育。他們自己做生意，他希望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兒子能夠讀書，透過科舉道路，能夠走上宦道，走上仕途，所以好多徽商的子弟都是讀書到外面去讀書。透過科舉考試，先是考秀才，再考舉人，再到北京考進士這樣子上去的，所以他們對教育很重視。所以過去有這個話，國有學，州有序，鄉有塾，私塾的塾，就是一級一級的學校，鄉村裡的塾基本上都是自己辦的，都是民辦的，都是商人捐資辦出來的。從乾隆到嘉慶十年的70年間，同樣在兩淮經營鹽業，徽商子弟有265人透過科舉入仕，而晉商僅區區22人。
唐代，祁門茶市十分興盛。南唐，休寧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紙已遠銷四川。南宋開始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別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萬”。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佔徽州府的一半，人稱“祝半州”。一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還在徽州境內發行“會子”。元末，歙縣商人江嘉在徽州發放高利貸，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資本，較之宋代大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餉，歙人江元一次助餉銀10萬兩。成化年間，徽商相繼打入鹽業領域，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陝西商人集團受到嚴重打擊，於是徽商以經營鹽業為中心，雄飛於中國商界。
明代中葉以後至清乾隆末年的300餘年，是徽商發展的黃金時代，無論營業人數、活動範圍、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當時，經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業”，成人男子中，經商佔70%，極盛時還要超過。徽商的活動範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統治日趨沒落，課稅、捐輸日益加重，徽商處境愈來愈困難。1831年，兩江總督兼管兩淮鹽政陶澍革除淮鹽積弊，改行“票法”，靠鹽業專利發跡的徽商開始衰敗典當業也因左宗棠壟斷及外國銀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兩商則由於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連年虧損。尤其是隨著提帝國主義入侵，外資滲入，國外商品傾銷，徽商經營的行業大多被其所替代。只掌握傳統商業知識、技能的徽商，在商業領域逐漸失去其操縱、壟斷和獨佔的地位，開始走下坡路。
紅頂商人胡雪巖
清末和民國時期，雖有個別徽商人物如黟縣鹽商李宗媚、歙縣房地產商人程霖生等嶄露頭角，但整體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頹勢。
潮商
潮商的淵源。“潮商”，是廣東省潮汕商幫的簡稱，是指潮汕地區商人。在清朝，潮商與晉商、徽商並列為三大商幫。古代潮商在內地不如晉商、徽商著名，潮商的崛起也是在明以後。與其他商幫最大的不同是，潮商的影響是國際性的。東南亞、歐美各地華人首富幾乎全部是潮汕人。在泰國潮人達到500多萬，甚至掌控著泰國的主要經濟命脈，並在政治上發揮著巨大作用。
大概在明正德年間(1506~1521年)私人海外貿易興起後，潮汕沿海居民開始大規模地投入海上商業冒險活動。到明中後期大批潮汕人以船為伴湧向海潮波濤之中。入清以來紅頭船便成為潮州商人的象徵；清代商人又稱紅頭船商人。
潮商的輝煌時期，還是在近、現代。在近代，由於外國經濟勢力的侵入以及中國緩慢地邁開近現代步伐，晉商、徽商等因為固守傳統而日漸式微，而潮商卻伴隨著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於東南亞和香港、潮汕地區。這期間，潮商雖然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度沉寂，但經過戰後若干年的苦鬥，又終於在上一世紀60-70年代崛起於香港及東南亞。當代香港鉅富李嘉誠(潮州籍)、霍英東(祖籍廣東番禺)、曾憲梓(梅州籍)就因此受益，成為創業成功的粵商典型。
潮汕人的商業傳統深厚，商業才能比較高，商業勢力十分強大，在廣東省內各個角落和全國各大城市都有很多潮汕人在從事商業活動，而港澳、東南亞以至全世界的許多大商人也都是潮汕人或後裔。全國的珠寶、音像、電子配件、小商品、玩具等的貿易很大比例都為潮汕人掌控，而廣東省內各地很多產品的批發和零售市場也都是潮汕人所控制。
浙商
浙商為中國古代四大商幫之一。浙商包括湖商和寧波商幫。18世紀，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與上海口岸的開放更是為浙江商人提供了歷史舞臺。以寧波幫為代表的浙商群體對上海近代化的演進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寧波幫不但在國內，在國際上也留下了很大的影響。甚至有人給予寧波幫“無寧不成市”的評價。現代寧波幫更是湧現了船王包玉剛和香港董建華之父董浩雲等代表。
浙江人天生就有一種經商精神。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割資本主義尾巴”的特殊時期，溫州、寧波、義烏、台州、永康等地的百姓卻“頂風作案”，而一些地方的領導也對此“心知肚明”。浙商在歷史上就是各大商幫的合作者和競爭者。晉商與浙商交易絲、綢、茶、米；徽商東進蘇杭而至楊帆入海。徽商代表胡雪巖又兼具浙商身份。其代表作――胡慶餘堂更是以歷史見證物的身份留在了杭州；其末代傳人馮根生在承繼其老財東的經營思想的同時演繹了一曲現代浙商的詩篇。
晉商、徽商，其本質都是官商；而浙商是“民商”。晉商與封建政府緊密相連的關係；徽商的“商而優則仕”的思想都註定了它的歷史侷限性與內在動力的侷限性。而浙江經濟從本質特徵上說，是一種“民本經濟”。所以，“浙商”與“晉商”，“徽商”的區別，前兩者如果可以稱為“官商”的話，“浙商”應該可以稱為“民商”。
寧波近代商幫的起航地
在近代中國主要的經濟發達地區，乃至全國、全世界，寧波商幫都創造了眾多稱王、稱第一的業績，其行業幾乎涵蓋了工商系統的絕大部分。無怪乎1934年，浙江興業銀行在一份調查報告中說：“全國商業資本以上海為首位，上海商業資本以銀行居首位，銀行資本以寧波人居首位。”可見當時寧波商幫的實力和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
商人與商業發展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傳統的封建社會結構，儘管這種衝擊充其量只是有限地打破了舊的等級界限。這都或多或少給中國社會帶來一點近代化的萌動。而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經過500多年的商業洗禮，潮商已經成為中國實力最大、影響最深遠、唯一沒有斷代的大商幫，是華人世界中最富有的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