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有筋，宋詞無骨”。百分之九十以上宋詞都是無病呻吟，綿軟無骨，這與宋朝整體國家氣質相關。

宋太祖陳橋兵變，竊取皇位，而竊取的物件，是其恩人柴榮的江山。按照歷史程序來看，這並無多大毛病，從小的道德上指謫開國之君，沒多大意義。但是，但是，宋太祖卻因此犯了心病，自身以武人身份竊取江山，害怕趙家重蹈覆轍，由此對武人嚴加防備，以致於往後宋朝的整體習氣都是“崇文輕武”。——這對於連南北統一都沒做到的宋朝，是有致命影響的。由此以下，諸多恥辱烙印，印在大宋麵皮上。岳飛的悲劇，在宋太祖陳橋兵變時就種下了因果。

一代詞宗蘇軾在開篇“大江東去”後慨嘆“人生如夢”。而後又有“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消沉之語，“亦無風雨亦無晴”的隨波逐流老氣橫秋之作，這種明顯的“偽豪放”，卻被尊為“豪放派”代表，可見其時大宋文壇整體習氣的綿軟。王安石的變法圖強，在諸多文人的合縱下，亦以失敗告終。

一個國家的文人缺失積極向上明亮進取的精神，整天悲春傷秋譴詞造句，那麼極少數如范仲淹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吶喊，沒有武人縱馬的行動支撐，最終只能成為“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的傷心喟嘆。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這是北宋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字面意思是“在天下人憂愁之前先憂愁，在天下人快樂之後才快樂”，引申理解就是把國家、民族的利益擺在首位，為國家前途、命運以及天下人民的幸福分擔憂患。

此句出自《岳陽樓記》，北宋時期，滕子京被貶到嶽州當知府，重修岳陽樓，囑託范仲淹寫一篇《岳陽樓記》，文中說他在貶官一級後，“不以己悲”，僅用一年左右的時間，便把偌大的一個嶽州治理“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並且勸慰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但實際上我們要知道，真實史料中的滕子京，並非像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誇讚的那樣，是一名遭誣陷被貶的清官能吏。相反地，他被貶的緣由是因為他任職期間“費公錢16萬貫”，其中有數萬下落不明。而且銷燬憑證對抗查勘，才得以謫貶嶽州。

而他在嶽州，也沒有使嶽州真的“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更沒有做到“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相反，他四處搜刮，重修岳陽樓，為自己樹碑立傳，而且借修岳陽樓之機，中飽私囊。

而范仲淹也不可能一點不通曉其中的緣由，只不過由於滕子京是其好友，且政治上存在相互依存的關係，互相支援吹捧罷了。

從美學角度來說，這句話最大的美學就是諷刺。北宋時期，君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高喊各種光輝亮麗的口號，“為天下人分憂”，但實際上所行之事，無外乎黨政和貪墨。

很多歷史學者和愛好者都有一個共同的認知，那就是有宋一朝，是士大夫階層，或者說知識分子最幸福的朝代，以至於很多人發出了“崖山之後無中國”的悲嘆。因為從古至今，皇帝的權利至高無上，而到了宋代，確並不能為所欲為，甚至在某些時候還很弱勢，比如我們看的電視劇《知否知否》，因為那個時代計程車大夫階層，的確不好惹。

自古以來，“文死諫、武死戰”，但宋代計程車大夫就沒有一個是因為說錯話而被殺頭的，最多也是流放，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太祖趙匡胤。要知道，趙匡胤之前的時代，從唐末到五代十國，武將篡權的事情比比皆是，當真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包括趙匡胤自己，也是在擔任殿前都點檢時，陳橋兵變，被部下擁上皇位。因此，北宋建立後，趙匡胤實行了一系列重文輕武的措施，對武將，採用“杯酒釋兵權”的方法削弱藩鎮力量，對內以儒家學說治理天下，保護士大夫。可以說，北宋時期，儒家理論發展到了空前鼎盛的局面，不但尊崇孔子，也尊崇孟子，而孟子與其他儒家學派代表最大的不同，就是提出了“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說法，這樣在士大夫與皇帝之間，就形成了一套堅實的理論基礎，那就是“虛君共治”。

在這種環境下，士大夫再不是簡單地停留在“學而優則仕”的境界，而是進一步追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境界，徹底把自己的人生使命，與國家、社稷、人民捆綁在一起，因此有了像范仲淹、司馬光、韓琦、王安石這樣的賢臣或改革家。

但這種重文輕武，保護知識分子的政策如果施行的太過極端，最後的結果就是國家政權的治理效率低下、腐敗叢生、武備廢弛，導致宋代積貧積弱，而且後期奸相輩出，如張邦昌、秦檜、蔡京、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等，最終斷送了大好河山。

如果說，一定要用美學來深度理解“先天下之憂而憂”、理解宋代士大夫境遇和士大夫精神，概括起來就四個字——“過猶不及”。因為任何事物要辯證的看他的兩面性，以史為鑑，看到唐朝以來的藩鎮武裝勢力對政權的危害，但重文輕武的政策反倒會使國家無法抵禦外族入侵；儒家文化是治國基礎，但也要看到“法先王”的儒家思想也有其侷限性，需要用“法治”的思想來約束和限制士大夫階層，萬事在於平衡。

就“美學”而言，實在抱歉。我對美學沒有一丁點的知識，而且可以說是一點點都不懂。所以您讓從美學角度去看這個問題，就有點難為我……

就一句話：人類不管是古，還是今總有為人類而著想的偉人，也有認識到人類發展真諦的偉人！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每個華人都熟悉的名言警句。它出自范仲淹的《岳陽樓記》。

整篇散文文辭奇美，立意深遠。

作者范仲淹是北宋初期傑出的文學家、政治家、軍事家，他的詩詞散文都十分有名。他的詞也不錯，如《漁家傲》、《蘇幕遮》，但是，名垂青史的，還是這篇散文《岳陽樓記》。

這篇散文的歷史背景應該交代一下：

宋仁宗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西夏國王李元昊入侵大宋西部邊境，並在定川寨大勝宋軍，此後直取渭州（今甘肅省平涼市），和涇州（今甘肅省涇川），涇州知州滕子京，在招討使范仲淹支援下擊退西夏軍，取得涇州保衛戰勝利。戰爭結束後，滕子京擺酒席犒賞三軍，安撫死難士兵親屬。

這裡強調一點，滕子京和范仲淹都是同年中進士，同屬於改革派，王安石的改革在以後的幾十年了）。

於是有人向朝廷彈劾滕子京在涇州濫用官府錢財。

朝庭參知政事（相當於現在副總理）范仲淹和諫官歐陽修為之努力說明情況，但是，還是貶到了鳳翔府（今陝西省寶雞市），後又貶到虢州（今河南靈寶），御使中丞王拱辰落井下石，上奏朝廷：“盜用公款止消一官，所坐太輕”，於是在慶曆四年春又貶到嶽州巴陵郡（今湖南省岳陽市）。

屢遭打擊的滕京沒有消極低沉，一味的計較個人得失，而是積極的為當地百姓辦實事，如興建學校、興修水利、修築防洪長堤和重修岳陽樓。

范仲淹並沒有到過嶽陰樓，但在湖邊生活過，他在月光下，參照岳陽樓的圖畫，開始凝神構思，他生於蘇州的吳縣，去過太湖，低頭思故鄉，懷念那太湖和洞庭湖一望無涯韻碧波。

他彷彿站在洞庭君山全身沐浴在金色的Sunny下，你看她：“銜遠山，吞長江，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一個“銜”和“吞”字，使人想起了三國時代曹操“煮酒論英雄”中一句，“夫英雄者，胸懷大志，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在《岳陽樓記》中，范仲淹借樓寫湖，憑湖抒懷，抒發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 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然則，”一個出乎意料的轉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愛國愛民情懷，表現了雖屢遭挫折仍不放棄理想的頑強意志。同時也鼓舞和安慰一樣遭貶的滕子京。

北宋共有168年，此文剛好在80年左右發表

提到宋朝，人們總認為是一個喪權辱國，令人提不起精神的朝代，這是事實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標誌著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高峰，甚至可以說是空前絕後。

著名歷史學家鄧廣銘大師說：“宋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

英國曆史學家湯恩比說：“如果讓我選擇，我願意活在中國的宋代”。

雖然宋代戰事不斷，西線有戰事，但是，宋代的武將如雲，如范仲淹、韓琦，狄青、種世衡。

而儒家真正精神的開拓者不是歐陽修、蘇軾、黃庭堅、陸游、也不是大儒師周敦頤和二程、朱熹、陸九淵。他們只是理學和文學的精神代表，不是敢於擔當天下之事計程車大夫的精神代表。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不是理學家“天道之說”可以實現的，在他們那些“玄龍門陣”中，沒有所謂的樂和憂，他們無限的世界裡，也沒有半點含有人間煙火的樂和憂。他們對於民生之艱難缺乏真正的生存體悟。

其實，學習了很久的先秦時期的儒家思想，他們沒有後輩那樣理論的玄妙空洞，他們只講儒者要實實在在地為黎民百姓做主，要為生活在社會底層的百姓伸張正義。

篇幅所限，言盡於此，是不是美學的解釋，我整不明白，請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