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是明朝的第9位皇帝，他出生於1470年，死於1505年，總共活了35歲。他在位的時候是1487年，也就是他剛剛17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已經駕崩，而他的父親只有他這一個兒子，所以他繼位了。他在位總共是18年的時間。

在他繼位的那一段時間裡，明朝已經快一蹶不振了，各方面已經太腐朽，但是他是一代明君，在歷史上對他的評價非常高，能夠和漢文帝和宋仁宗相比。他勵精圖治，明朝漸漸的有了起色，各方面也都做得比較好，因為他的年號是“弘治”，所以他在位的那一段時間又稱為“弘治中興”。

在軍事方面，因為建國已經100多年了。很多地方的軍備都已經鬆弛，官兵腐敗，甚至有一些邊防地區都非常的薄弱，很多少數民族都會過來侵略一下，搶一些東西。而北方最大的威脅勢力就是蒙古，面對這樣的情況，明孝宗採取攻打蒙古，像他祖先朱棣一樣。而是積極的鞏固了軍防，整頓了軍隊，只要守住自己的國家就可以了，就算大臣們讓他出行，他也不為所動。

所以在明孝宗的那一段時期裡，蒙古和明朝只是有點小打小鬧，一點大的戰爭都沒有。蒙古偶爾會搶奪一下，而明朝只是增加了保護的力量，不讓蒙古搶就可以了。其實明孝宗是一個非常可憐的人，他的身世非常的悽慘，那他的身世是怎樣的呢！要想了解明孝宗更多的歷史，關注我，在下面評論。

朱太祖，朱棣時代蒙古是大明最大的敵人(朵顏三衛例外)，明朝傾國之力來打擊蒙古。

蒙古在明朝的打擊下又瓦解成各部落。誰也沒有能力統一整個蒙古。。但因為蒙古缺鐵，茶，絲綢，而大明對其限制貿易，所以邊界掠奪至始至終！

總體而言明朝始終視蒙古為心腹大患！而蒙古各部有的為了自保投靠大明，有的始終敵視明朝。還有的沒資源就去騷擾大明邊界！因為建奴的壯大，蒙古更是成為大明的盟友共抗女真！

　　明孝宗（1487年－1505年在位），在位18年，年號弘治，是明朝第九位皇帝，明憲宗朱見深第三子。

　　朱祐樘為人寬厚仁慈，躬行節儉，不近聲色，勤於政事，重視司法，大開言路，努力扭轉朝政腐敗狀況，驅逐奸佞，勤於政事，勵精圖治，史稱“弘治中興”。

　　朱祐樘重視軍事，在京軍整頓與邊備守禦上做了種種努力，採取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軍隊戰鬥力。

　　在對待蒙古的問題上，朱祐樘主要實行的是和平政策，採取積極防禦抗戰的戰略，不主動挑釁或征討蒙古。韃靼和火篩不時侵擾明朝邊境，朱祐樘主張痛擊來犯之敵，但擊退之後立即撤軍，不會主動進入蒙古交戰，所以和蒙古時戰時和。弘治年間，大明與蒙古交戰的紀錄有：1488年都指揮廖冰擊敗小王子於蘭州、1497年甘肅總兵官劉寧敗小王子於涼州、1500年甘肅參將楊翥敗小王子於黑山、1503年朱暉襲小王子於河套。不過，從史料記載來看，這些戰役規模可能極小，甚至只能稱為戰鬥。因為史料並沒有記載戰役的詳細過程，僅只是一句話的表述，證明了這場仗確實打了，僅此而已。例如都指揮廖冰擊敗小王子於蘭州，《明史. 本紀第十五 》只有一句話：“乙亥，小王子寇蘭州，都指揮廖斌擊敗之。”

　　所以，明孝宗時代，明朝與蒙古的關係趨於緩和，期間雙方沒有大戰，蒙古各部雖不時騷擾邊境，但都被擊退，沒有給明朝帶來損失。與軍事上的成就相比，明孝宗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貢獻更大。

弘治時期的明蒙關係，縱觀史籍，雙方的總體關係是弘治十一年前亦戰亦和，而後趨向於劇烈衝突，終弘治一朝並無好轉。在這個時期由於蒙古內部形勢發生了劇烈變化，使明、蒙雙方的關係發生了新的趨勢，蒙古對明的政策從原來的亦掠亦貢，轉向要求雙方平起平坐，以戰迫和。而弘治時期的對蒙外交政策基本上並無太大變化，仍然以固守應付為主。

分析這一時期的明蒙關係，首先我們就要了解蒙古內部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自也先在天順初年蒙古瓦剌部首領也先倒臺之後，蒙古的統一隨即完結，蒙古又重新回到分裂之中，“天順初，也先有平章哈喇者，逐也先走死，部落遂分散”，至此，瓦剌的勢力退回到漠西北地區，而東蒙古勢力逐漸復興，可謂是梟雄輩出，在成化年間形成了癿加思蘭、亦思馬因、滿都魯汗等勢力，由於內部紛爭不斷、力量分裂不強，他們對明朝採取了亦掠亦貢的政策，雖然不斷襲擾明邊，但仍然不時遣使朝貢，在經濟上希望從朝貢貿易上獲利，另一方面在政治上由於自身實力不夠強大，必須結好明朝以避免後顧之憂，全力解決內部矛盾。所以，從總體上來看，自天順到弘治年以前，雖然明蒙邊境衝突頻頻發生，但並不嚴重，而蒙古諸部的領袖並沒有凌駕於明朝的想法。

《今言·卷二》：是時，虜眾分散，反覆相殘，並陰結朵顏，伺我塞下即貢馬，諸酋各以部落通中國，恐中國左右，以故難深入，彼自相猜，不能久留內地。

但是，在成化十五年後，隨著癿加思蘭、滿都魯汗相繼死去，巴圖蒙克被立為可汗，這就是明代蒙古史上的中興之主達延汗，達延汗在滿都魯徹辰夫人的輔佐下逐漸統一了東蒙古，迨至弘治初年的時候，恰好是其汗權初步完成東蒙古統一，汗權已經得到鞏固的時候。

而觀明朝，雖然弘治皇帝也是明王朝的中興之主，在他的任上緩解了統治危機，但是從總體上來看，與永樂、仁宣之際相去甚遠，在軍事力量上更相提並論，難有振作。

《殊域周咨錄》：上曰：“永樂間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武固同於太宗，奈今將士遠有不逮，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全邊略記》：大司馬馬文升奏，弘治以來，邊吏貪功啟釁，遂致寇侵。次密境二十四，次蘭谷境七，次燕河境七，如蹈無人，久而習翫。今馬步軍增至三萬五千，而一虜無獲。

據統計在弘治十八年（弘治已死，還未稱正德元年）七月，由於長期受到隱軍和佔役的困擾，十二團營精銳者只剩精兵60574人。三大營原額154287人，缺額達到94340人。可見明軍軍事實力之衰弱。

所以，就在弘治年間，論攻守強弱，優勢正在向蒙古一方傾斜。

雙方的實力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雙方的關係，對於蒙古一方來說，達延汗此時已經重振大汗權威，成為了重新統一蒙古的領袖，此時他就想以強大的軍事實力做為後盾，要求與明朝皇帝平起平坐。這個野心在弘治元年就已經表達出來了。他帶領大軍在大同邊境駐牧，在通貢書上自稱“大元大可汗”，分庭抗禮之心昭然。

《國榷·卷四十一》：率所部住大同近塞，亙三十餘里。至是求貢，書稱大元大可汗。

而在多次通貢中，達延汗強勢態度一如既往，躍然紙上。“去年差了三千餘人進貢，止準一半，阻回一半，都生歹心，有小王子死生定了。今再差四千人進貢，若都準了便罷，若只准一兩千呵，也不進貢，都生起歹心了，王子那時也主張不得，你也難怪我們”，這簡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脅啊！

而面對咄咄逼人的達延汗，明朝當然拿不下泱泱大國的駕勢，決定依舊堅持“固守應付”的方針政策，在弘治元年，達延汗的通貢國書到來的時候，英國公張懋的一番話就完美的概括了這個政策的精髓：一、達延汗自稱大元大可汗，想和我們平起平坐，我們不認，對於他這個名號，我們裝作看不見，不了他就是，“其僭稱名號，犬羊故態，中國何預焉？”二、如果他誠心朝貢，按舊例賞賜。“果誠心入獻耶，則具名數上請，而籌之如故事”。如果他心懷不軌，那隻能做好防備了。“若觀望不來，仍嚴我備”。

在這個方針下，明朝首先就不承認你是什麼平起平坐的大元大可汗，你達延汗就是個夷狄，不要豬鼻子插大蔥裝象。其次，朝貢貿易對於明朝來說，經濟壓力巨大，達延汗派遣的朝貢團自然想越多越好，上面的蒙古文書中已有所體現，而明朝多次裁減達延汗的入貢人數。就比如弘治十一年的那次，“小王子求六千人入貢，許二千人入關，五百人入京”，很顯然達延汗很難在與明朝的通貢中達到預期的經濟目的（貪婪是沒有底線的）。

既然明朝視自己為夷狄，又在朝貢貿易中無法得到自己心中所想的利益，達延汗只能不斷的南下，以戰迫和。就在弘治元年，達延汗“三入遼東，多殺掠”。二年，宣府、大同、延綏又被蹂躪，“明年，宣、大、延綏諸境俱被殘”，而自弘治十一年之後，達延汗不再向明朝通貢，犯邊聲勢更為浩大。尤其是虞臺嶺之戰，明朝“喪卒二千一百六十五人，失馬六千五百餘匹”，明朝朝野一時震驚。

而明朝面對達延汗的劫掠，也不斷組織反攻，總而言之，雙方在弘治年間不停的互相傷害，就比如弘治十三年明軍保國公朱暉襲敵於河套，“斬首三級，驅孳畜千餘歸”，蒙古兵立刻十萬騎報復，解決固原、寧夏，“三輔震動，戕殺殘酷”。

所以，弘治時期的明蒙關係亦戰亦和，以戰為主，達延汗得不到明朝平起平坐的待遇，又在通貢中無法滿足自己的需求，於是不斷南下進犯，而明軍也採取相應的固邊措施（如增修固原邊牆）和組織反擊，所以這段時間的明蒙關係還是很緊張的。

引用文獻：《明史》、《國榷》、《殊域周咨錄》、《全邊略記》、《今言》、《治世餘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