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分兩個派別，有一個是保守派一個是守舊派烏臺詩案就是這兩派的鬥爭，當時蘇軾和沈夢溪在一個部門工作沈夢溪是一個科學專家，蘇軾是文學專家，因為一次酒局沈夢溪把蘇軾出賣了！

沈夢溪就是沈括。沈括，字存中，號夢溪丈人，浙江杭州錢塘縣人，北宋政治家、科學家。元祐四年九月，沈括改任朝散郎、守光祿少卿、分司南京，準於外州居住。接到詔命後，沈括就舉家搬遷至早年在潤州購置的夢溪園，在此隱居，創作《夢溪筆談》。

沈括大蘇軾五歲。治平二年，蘇軾進入史館，與在昭文館的沈括同在崇文院任職，是有舊交的。 不過到了熙寧二年的時候，王安石實行新法，沈括支援變法，並且作為堅定的變法派，得到了王安石的器重； 而蘇軾與司馬光等一起，則持反對意見，變法派和保守派形成對立，這兩人也分道揚鑣。

當時王安石為首的新黨在朝中掌控權柄，所以作為守舊派中領頭的蘇軾，在這個時候被宋神宗下放到了杭州擔任“二把手”的通判一職，但蘇軾在政壇上的影響力還不低，因此沈括被宋神宗派到杭州監督變法事宜，宋神宗還專門囑咐：“蘇軾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可是沈括到了地方之後，就開始的蒐集蘇軾所作的新舊詩詞，隨後將這些詩詞整理分類，找出其中認為是誹謗的詩句，加以詳細的註釋，回到首都後交給皇帝。

如蘇軾歌詠檜樹的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蜇龍知”因為這一類的詩句，蘇軾以“愚弄朝廷”、“無君臣之義”下獄，甚至差點因此丟了性命，最後被流放黃州，徹底遠離權利的中心，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烏臺詩案”，牽連蘇軾三十多位親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詩詞。

烏臺詩案除了很多人認為的沈括是因為“文人相輕”，嫉妒蘇軾的才華，對蘇軾進行迫害以外。更核心的問題是新舊兩派的鬥爭，我們知道政治鬥爭從來都是殘酷而沒人情可言的，自古因政治權力鬥爭兄弟、骨肉相殘的例子都多了去了，沈括和蘇軾那點舊交在政治鬥爭面前不提也罷，不過烏臺詩案真正的主導者並不是沈括，而是王安石手下的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人。

章惇也是蘇軾的舊友，兩人曾私交甚篤，章惇的孩子是蘇軾的弟子，那又怎麼樣呢。蘇軾後半生顛沛流離，多半都是章惇所為。

王安國是王安石的弟弟，但反對兄長變法，反對兄長與新黨中的諸多人物來往，直斥這一眾人為佞人。

格林徳沃與鄧布利多曾是情侶，但最終道不同不相為謀，鄧布利多親手把昔日的愛人關入了監獄。

友情，親情，與愛情並不是決定事態走向的唯一因素。

當然於蘇軾而言，可能也有擇友不慎的因素在。他自己說過，“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眼見天下無一不好人。”

沈括因為寫了本《夢溪筆談》而在後世比較出名，畢竟《夢溪筆談》像一本百科全書記載了有關北宋時期的科學成就，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國自然科學，工藝技術及社會現象的書籍。特別是英國著名漢學家、科學史李約瑟稱《夢溪筆談》是中國科學史上的里程碑，近代開始沈括就更加出名了，因此善良的人們以為能寫這樣書籍的人一定是好人。

實際沈括屬於典型的有才無德小人也，先說沈括是什麼狀況下寫得《夢溪筆談》。北宋的王安石變法其它不談，倒是逼出了兩本千古流傳的好書。一本是司馬光編寫的《資治通鑑》，那是司馬光與王安石政見不合，在朝中無法施展抱負，就跑到洛陽花了十幾年時間編寫《資治通鑑》去了。沈括就沒那麼光彩了，作為一個政治投機者，沈括看到支援王安石變法就能升官，立馬投身變法運動。每次出差到外地回來都在王安石面前說新法是怎樣的好，怎樣的利國利民，由此被連連提拔。可是當王安石第一次罷相，沈括立馬翻臉，指出新法的不對。只可惜變臉太早了，朝堂之上支援變法的宋神宗還在，呂惠卿、曾布、蔡確等支援變法的新黨還把著政權。御史蔡確以越權言事，前後態度不一彈劾沈括，被貶到宣州。後來宋神宗想重新啟用沈括，被蔡確以“反覆無常，附會大臣，被貶不足一年，不宜擢升”。後來好不容易被知延州（延安），抵禦西夏，前期打了不少勝戰。宋神宗派徐禧經略鄜延路，節制軍事對西夏逐步蠶食，徐禧往西夏腹地永樂築城。導致西夏傾全國之力三十萬人馬攻打永樂城，沈括明知築永樂城路險而遠，不利協防和救助，且地理位置險要，敵軍必爭。為迎合上司沈括並沒有阻止，西夏來攻，沈括又怕敵軍勢大，不敢出兵救援，導致永樂城陷，徐禧以下兩百多官員，一萬兩千多士兵被殺。永樂城大敗沈括脫不了關係，宋神宗幾乎把沈括打入永不錄用的名單了，被貶後，就在夢溪園隱居，開始寫《夢溪筆談》。沈括能力是有的，和同時期的蔡京很像，都是政治投機分子，沈括是王安石前腳走，後腳就抨擊新法。蔡京是司馬光上任要求儘快革除新法，舊黨的人都認為難辦，蔡京五天就盡廢新法，兩人何其相似。

烏臺詩案，沈括更加不地道，神宗派他去看看蘇大文豪有什麼新做，沈括客客氣氣的來了，還高帽一大堆，蘇東坡屁顛屁顛的把自己新寫得詩都拿了出來。結果沈括看完，吹捧一番後把蘇東坡的詩詞拿了過來，回京抄寫一遍交給蘇東坡的仇人御史李定。當時王安石罷相，新黨對待反對派已經沒有底線，李定他們挑出認為是有造反嫌疑，或者影射新法斷章取義的句子想把蘇東坡定成死罪，沈括等於是烏臺詩案的始作甬者。

沈括，字存中，號夢溪丈人，浙江杭州錢塘縣人，北宋政治家、科學家。

蘇軾，字子瞻，號鐵AVANCIER人、東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

沈括大蘇軾五歲。宋英宗時期，蘇軾進入史館，與在昭文館的沈括同在崇文院任職，二人是同一部門的同事關係。

王安石變法時，沈括支援變法，受到王安石重用；蘇軾與司馬光等則持反對意見，被外貶出朝廷。

話說，蘇軾在任杭州通判時，沈括受命巡察兩浙農田水利。沈括到了杭州，與蘇軾談論舊情，把其新作抄錄了一份。回到京師後，沈括就用附箋的方式，把認為是誹謗的詩句詳細的“註釋”，交給了皇帝，揭發蘇軾在詩文中“愚弄朝廷”、“無君臣之義”。六年後，御史何正臣、李定上表彈劾蘇軾，烏臺詩案爆發。

潛夫認為，沈括之所以主動參與到烏臺詩案中，並非有主動投機行為，想置蘇軾與死地而後快。沈括、蘇軾、王安石、司馬光這些封建士大夫，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負。

之所以上奏彈劾蘇軾，因為他認為蘇軾的詩中確實有不滿新政的言辭，事實上蘇軾確實對新政不滿在借詩發洩。

據說後來沈括自己也被開除公職在鎮江養老時，蘇軾恰好又在杭州當差，兩個地方不算太遠。沈括居然跟沒以前的事一樣，還經常跑去找蘇軾敘舊，每次都恭恭敬敬地禮數週全，搞得蘇軾心裡煩他還沒辦法。

首先糾正一下，這個問題中有兩個錯誤。一是北宋時期的“聞名專家”應該是“著名專家”或者是“知名專家”，“聞名”指“事物具有廣泛的知名度”，是動詞性，如‘舉世聞名’，“聞名世界”。第二個是“沈夢溪”，沈括，字存中，號夢溪丈人。中國一些古人有名、字、號，一般稱名，尊稱為字，號則單用。但也有例外，比如，蘇軾，號東坡居士，人們也喜歡稱作“蘇東坡”。這一點，算是見仁見智，非要這樣稱呼，也並不是不可以，只是漢語有一個習慣罷了。

說沈括主動參與烏臺詩案，我們要放到那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去思考。

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史稱“王安石變法”，也叫作“熙寧變法”“熙豐變法”。“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打擊和限制。但是，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於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如保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這其中，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還有一個著名的人物，就是砸缸的司馬光，後來編纂了《資治通鑑》。

用今天常說的選邊站位來說，當時，圍繞變法，分成了兩大陣營，一是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沈括，就是變法派中的一員。二是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蘇軾，也站在了司馬光的一邊。

政治鬥爭都是殘酷的，只有永遠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自然，作為變法派的沈括，參與並推動烏臺詩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具體情形是這樣的。蘇軾寫了一首歌用柳樹的詩，有沒有隱射時事，就不得而知了。詩中有一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蜇龍知。”沈括上書“皇帝如飛龍在天，蘇軾卻要向九泉之下尋蜇龍，不臣莫過於此!”，指控蘇軾“大逆不道”！而蘇軾也因此被捕入獄，還有39位親友受到牽連！（這是否算是文字獄呢？）

所以，很多人以此來指責沈括，人品不好，其實，如果放到當時那個波譎雲詭的政治鬥爭中去理解的話，各人站的為不一樣，然後找機會收拾對手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