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崇拜是在自然崇拜和圖騰崇拜之後發展起來的一種宗教信仰形式。

上古時人們認為人是有靈魂的，靈魂在人體記憶體在，人死後靈魂離開人體，靈魂變成了鬼，鬼成為人的精神活動的延續。那時的人們堅信鬼具有非凡的能力，仍然對活人施加影響。這樣，那些生前曾經為本氏族的生存起過重要作用的祖先死後，其靈魂就成為初民們崇拜的物件，他們希望這些祖先的靈魂能夠繼續為氏族免除災害。

祖先崇拜首先表現在喪葬方面。在氏族中地位比較高的人，其死後隨葬物品也相對豐厚。

其次，遠古時代祖先崇拜與英雄崇拜是合為一體的。那些傑出的氏族首領，在遠古人眼裡既是祖先，又是英雄，介於神、人之間，處於半神半人的狀態。

《國語，魯語上》中說: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有伯九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柱與后土，由於對生產活動貢獻大，所以被奉為稷神與社神。其他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等人被尊奉，也都是因其 有功於天下。

商代對於祖先的崇拜就已非常熾烈，祖先神也是商代人所祈禱的主要神靈。商王朝從上甲至帝辛共三十七王，除極少數外，絕大部分都受到隆重的祭祀。這在卜辭裡有明確記載。

例如，關於祭祀上甲的卜辭有一千一百多條，祭祀成湯的有八百多條，祭祀祖乙的有九百多條，祭祀武丁的有六百多條。在迄今所見的全部殷商卜辭裡，明確為祭祀祖先的達一萬五千多條。從各類卜辭的數量來看，關於祭祀祖先的卜辭超過其他任何一類辭例的數量。這一點很能表現出商代人對祖先神靈的重視程度。不僅如此，在用牲數量、祭典規模等方面，也可看出商代人對於祖先的祭祀是特別隆重的。

商代人祭祀祖先的範圍也相當廣泛，往會追溯到最初的祖先。殷商的祀典裡也網歲了不少女性祖先在內，異姓部落的先祖也為殷人所尊崇，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功臣伊尹。

不管是單獨祭祀某一位先祖，抑或是條祀若干位先王，股人的祖先崇拜裡都沒有忽略對於全體先祖的尊崇，這種觀念集中體現在股人的“周祭”之俗，即對祖先的遍祭習俗上。在祭祀的具體實施上。殷人用翌、祭等五種祀典，對上古以來的祖先輪番地、週而復始地進行祭祀。由於商王死後都用天干為序標號，祭祀也就以天干的順序，所以商代的周祭制度是很有規律的。在向祖先祈禱的內容上，據卜辭記載，殷人在祭典上曾經多次向不同的祖先“祈羊”、“祈禾”、“祈田”、“祈生”、“祈牛”、“祈雨”，也向一些先祖禱告以禳除災害，如“御疾”、 “御疾齒”等，都是在具體生產生活中所遇到的、渴望順利解決的實際問題。

和夏、商相比，西周時代的祖先崇拜有了比較鮮明的時代進步特點。在周人心目中，即使是那些最顯赫的祖先，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神靈，他們本身並沒有呼風喚雨的神力，而得藉助於萬能上帝的力量，就連最為神聖的先祖周文王，也只是列席帝庭，僅僅作為上帝的輔佐而已，“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詩經，文王》)，是依靠上帝來轉折保佑周人的。

這種情況與股人那種直接向祖先神靈祈求各種佑護頗有區別。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到了周代，祖先作為神的色彩在減弱，而作為正常人的色彩在增強。

就周王室而言，周族最為重要的祖先神是大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等著名的先王。周朝建立不久，武王病篤，周公向神靈祈禱，願以自己的生命來換取武王的康復。周公的禱辭就很能說明周人當時的祖先崇拜觀念——

這也說明在周人的觀念中，祖先並不是萬能的，對祖先的請求有可能落空，因而也可以說周人對祖先的崇拜是打了折扣的，其中瀰漫著一種較清醒的實用主義精神。

周王朝每逢有重大活動或重要節氣，都要祭祀祖先。《詩經·周頌》31篇，有近一半篇章是描寫周王祭祀祖先的。如《豐年》、《有普》、《載芟》、《潛》是描寫祀先祖的; 《思文》是描寫祀后稷的; 《清廟)、《維天之命》、《維清》、《我將》、《雝》、《賚》是描寫祀文王的; 《閔予小子》是描寫祭文王、武王的; 《有客》是描寫祭武王的。

有意思的是，周人在祭祀祖先的時候，往往以生人代替死者受條。受祭者稱為“屍”。

屍，一般是主祭人的臣下或死者的孫輩，為有爵有德之人。《詩經。楚茨》篇所敘述的就是迎屍以祭的情況: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 孝孫租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屍栽起。鐘鼓送屍，神保聿歸。 諸宰君婦，廢徹不遲。2的5時能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屍在祭祀的時候要遵從各種祭祀禮儀。在各項禮儀完備之後，在鐘鼓聲中，屍離開主祭之位，祝官報告祭禮已畢、神靈都享用了祭品，這時候，屍才能起來告辭。祭禮在此時也再次掀起高潮，鐘鼓齊鳴來隆重地歡送屍，司祭的神保這才告歸。無論何人為屍，其為期間，人們都要以神靈待之。就目前記載來看，這種以屍為神象而進行的祭祀是周代特有的祭祀方式，周以後逐漸為神主和畫像所代替，屍不再出現於祭典。

周代分封制與宗法制對於祖先祭祀的影響在立廟制度上表現得最為明顯。設廟數量的多少，依社會等級的高低而有別。按照《禮記.祭法》的說法，周王要立七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文王廟與武王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士立二廟， 庶人無廟。 按照周代的祭祀制度，祭祀的人在祭典進行時，始終要有敬祖之心: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拜租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來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 (《禮記，祭義》)

這強調孝子在祭祀前後都要有敬祖、思祖之心，在容貌、行動、言語等方面都要合乎禮儀規範。 祖先祭祀在春秋戰國之時逐漸納人了宗法系統，成為維繫本族之人的特殊精神與社會紐帶，也是對族人進行團結教育的一個重要手段。這個時候，隨著宗族勢力的日益強大，各族普遍建立宗廟。女子出嫁之前要到宗廟裡向列祖列宗致敬獻禮，《詩經。採蘋》就記述了此種祭祀的情況:

於以採蘋，南澗之濱。於以採藻，於彼行潦。於以盛之，維筐及管。於以湘之，維鑄及釜。於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屍之，有齊季女。

詩中的這位女子採蘋採藻，盛在筐中管裡，回家用綺與釜煮熟，然後拿到祖廟中祭祀祖先。從祭品的規格及內容上來看，這位女子應當屬於士、庶人階層。

春秋戰國時期的人們一年四次祭祖，“春祭曰祠，夏祭曰諦，秋祭曰嘗，冬祭日蒸”( 《爾雅，釋天》)，相傳，每季的首月都要向祖先神靈進獻新鮮之物，比如正月裡貢韭、四月間貢麥、七月裡貢黍稷、十月間貢稻等等。《詩經》中的《閟宮》、《楚茨》就描述了嘗祭、蒸祭等場面。

祖先神是本宗族最主要的保護神，人們在平時祈望祖先神靈能“報以介福”，在危難之時祈望先祖神靈出面護佑。

公元前493 年，晉鄭兩國交戰，正在晉軍中的衛國太子蒯聵眼見鄭師人多勢眾，大為懼怕，自投於車下，口中唸唸有詞，跪求祖先護佑，他的禱辭如下:

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租康叔、文組襄公: 鄭勝亂之，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供，備持矛焉。敢告無絕肪，無破骨，無面傷，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 佩玉不敢受。(《左傳。哀公二年》)

蒯聵向先祖周文王、衛康權、衛襄公禱告，禱辭中不僅陳述了自己參加這次戰役的原由，而且請求先祖護佑的內容也很具體化，包括在戰鬥中不要使自己傷筋動骨，不要損傷容貌等，並提出假如保佑成功，那麼就把佩玉敬獻給先祖神靈。

春秋戰國時期，不僅國家建有宗廟，窮鄉僻壤也建有宗廟。《管子》為安定民心，曾強調在山野建宗廟。周代君王都認為，君權神授，家國一體，從而把宗廟看做是國家的象徵。宗廟被毀就象徵著國家滅亡。同樣，平民百姓十分看重祖先冢墓，認為祖墳被挖是莫大的恥辱。戰國時代齊將田單就曾利用齊人的這種心理激發士氣，同仇敵愾，大敗燕軍於即墨城外。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上普通士人和民眾除了參加宗族對於本族共同先祖的祭祀之外，還會到自已個體先祖的墓地上進行祭祀，以表達崇敬之情。孔子曾路過泰山側，見有婦人嚎哭於幕，使子路查問實情，發出了“苛政猛於虎”的感慨。春秋時期，一般人離國及回國之時，也都得先到先祖的墳慕前祭拜，路過先祖基葬也得行禮致敬。(《禮記。檀弓》)

總的來看，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對祖先的祭祀意識在增強，遠古以來的祖先崇拜觀念也進一步世俗化、儀式化與實用化，祖先崇拜越來越多地減弱了其宗教性質，而增加了更多的人事需要。和政治權力下移類似，對祖先的祭祀權力也有下移趨勢，社會地位較低的庶士與庶人也都有了祭祀的權力。

此外，春秋戰國時期的祖先祭祀還融會了相當濃厚的道德教育內容，這與儒家的崛起及儒家學說的提倡大有關係，有助於社會穩定和諧發展。

至於劣勢，大抵是指中元清明需要燒的那些黃紙……

之所以之祖先就是因為他是我們的先祖，有很多智慧與傳統美德留給我們，需要我們去繼承與發揚，多看正面的，不足或者不好的就應該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