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斷代工程以追尋中華華文明起源為最終目標。這一工程所建立的三代年代學框架，為三代文明史的建立奠定了一個可供參考的基礎。過去，史學界由於疑古思想的影響，對於夏代歷史存在很多的質疑和疑問，自從20世紀20年代考古學在中國興起，黃河上下、大江南北發掘出了大量有關夏商周三代文明的遺址和遺物，極大地開闊了研究者的視野。

夏商周斷代工程為了解決武王伐紂年代和西周列王年代的問題，還專門對周武王以前的周人活動範圍進行了探索，對陝西涇水流域的碾子坡遺址（從公劉到古公宣父），渭河流域的鄭家坡遺址、王家嘴遺址、豐鎬遺址等（古公宣父至文王、武王），進行了發掘和研究，為先周族的起源發展歷程提供了一個考古背景線索。這也是其中做出的重要實證分析之一。

總體來看，“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一項規模龐大的文化工程，是一個以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上夏、商、週三個歷史時期的年代學的科學研究專案，是一個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的系統工程。透過對歷史文獻的研究，對歷史文化遺址的發掘，對甲骨文等古文字的鑑定以及對古天文學記錄的整理，使中華文明發展的重要時期夏商周三代有了年代學標尺，理清了先秦歷史的起承轉合和發展脈絡，填補了中國古代紀年的一段空白，制定了一個相對比較科學的夏商周年代表，為繼續探索中華文明的起源打下了基礎。同時，該工程的進行也是一個比較好的交叉學科共同研究的正規化。

現在有種怪論，只要提出對夏朝歷史的質疑，就會被送個帽子“否認中華文明史”，好嚇人，但邏輯混亂不堪。

中國有非常燦爛、悠久的遠古時代，良渚、三星堆等許多地方的出土文物可以充分證明這一點，文明發達程度可能比已知的中原地區要高一些。

可惜，斷代工程堅守“中原文明中心”的概念，以“史記”等典籍為考證的依據，只能說，在方法論上有偏頗。以典籍為依據的前提是，典籍記載是正確而全面的，史記連“火燒阿房宮”一說都被人質疑，更別說遠古時代的事。

從秦朝起直至四庫全書編撰，再到現代的多次戰亂，中國的典籍經受過無數次的大規模、有組織毀滅，我們能看到的典籍遠不能說完整，以不完整的典籍來證明遠古文明，邏輯上有誤。

無論對遠古文明怎樣定義，作為歷史事實，它就在那，微笑著看著我們，絕不可能因為沒有“夏朝”或別的什麼“朝”，這段歷史便變得虛無。而且，為什麼一定有“夏朝”，而不是別的什麼“朝”。

除了中原文明，同時代，應該不排除還有別的文明共存，也不排除這些文明比中原文明更先進。對遠古文明的歷史研究的視野、思路應該更開闊些。

現在的史界受困於西方對“文明”的定義，要找到“文字”才算，恰恰我們遠古文明中的文字寫在易損的甲骨、竹木上，考古發掘中能發現一些，純屬運氣。遠古文明的證明應該有自己的路徑，不能一味跟著洋人走。如此，才是真正的“民族自信”。

簡而言之就是當時的中國領導人去了趟埃及，見到了有五千多年確定歷史的獅身人面像和大金字塔之後，認為中國的信史年代不及埃及，很沒面子，所以要將中國的古代歷史向前延伸。從傳統上說，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但是在夏朝之前還是部落聯盟時期，即便是夏朝也沒有出土任何可證明朝代的文物，只是傳說記載的王朝。與埃及五千年獅身人面像大金字塔相比，中國有出土文物的朝代只能從商代開始，那也才四千年左右。所以領導人希望透過科學手段證明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的說法，希望我們的歷史不比短，由此搞了夏商周斷代工程。但實際上，這是違背科學與歷史觀的事，最終的工作結果是號稱將中國歷史向前推了1200前，由此達成了上下五千年的目標，但這樣的歷史還是缺乏可信的證據。畢竟只有找到足夠的出土文物才能證明歷史，而不單單是靠文字記載與推斷！夏朝沒有足夠的出土文物，與獅身人面像和金字塔這樣的人類文明跡相比 中國當時的文明歷相去甚遠。但從春秋百家爭鳴開始，中國幾乎同時與西方出現了燦爛的文明。這就是西方同一時期有了柏拉圖 亞歷士多得，印度誕生了釋迦摩尼，這才是中國的文化第一次進入世界先進國家入列的顛峰。我們應為那個時代誕生的偉大思想家以及傳給我們的精神財富而驕傲。

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傳統文化精英們，你們知道女媧執的規和伏羲執的矩代表什麼嗎？孔子說，不知道規和矩的傳統文化領域的精英不是小人就是騙子。告訴這些騙子們：規和矩就是兩本經典，這兩本經典告訴人們：中華文明沒有斷代之說。

之前已經回答過類似的問題，現在再答一次。

我們每一個人從小便被教育和灌輸“歷史悠久”、“上下五千年”、“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且碩果僅存”等理念和思想。但是，由於目前我們只找到商代的考古證據及能夠稱為成熟文字系統的“甲骨文”， 所以按照之前西方學者的標準，也按照當代國內一些考古學家的理論，中華文明目前只能認為是從商代起始的，我們連小學生都知道的夏代、三皇五帝等等共同的認知，只能被認可為史前傳說，上古神話。而即使商代，我們也只是從司馬遷的“史記”等古籍當中，大概以瞭解到其起止世紀年代，而商代有多少君王，每個君王紀年如何，都知之不詳。目前我們稱得上確切知道的歷史紀年，最早只能達到西周“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此前的10位周王只有厲王、穆王有確切紀年，其他均殘缺。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強烈的“文化自信”的民族。自古以來一直以“中原上國”、“泱泱大國”自居。正如一個人沒有由地自信就是瞎自戀一樣，我們要為我們的這種包括文明傳承在內的“文化自信”找到依據，而且必須是科學的、確鑿的、能夠被學界和世人承認、認可的依據。

這是學者建議、國家批准啟動“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背景和由來。

1995年底，中國成立了夏商周斷代工程領導小組，1996年5月正式啟動了這項工程。目標就是透過一系列的野外考古、學術研究，最終制定有科學依據的夏商周時期年代學年表。工程啟動以後，先後組織了對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山西曲沃天馬──曲村晉文化遺址、西周原遺址、河南安陽殷墟遺址、河北邢臺東先賢遺址等17處遺址的新的發掘。到目前，該工程所取得的標誌性成果共有12項：

（1）在中國歷史時代測年中，採用系列考古樣品14C測年的方法，使誤差縮小，獲得成功，在斷代工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2）14C測年樣品的製備質量穩定，骨質樣品的提純方法可靠。常規法測試精度達到0．3％；AMS法（用加速器質譜議測量14C）測試精度達到0．5％，並首次對系列的有字卜骨進行AMS法測年。

（3）灃西H18的發現與測年，為商周分界確定了範圍。琉璃河H108“成周”卜甲的發現與測年，琉璃河Mll93、晉侯墓地M8的研究與測年，晉侯蘇鐘的研究，以及有關遺址的分期和系統測年等，為建立西周年代學體系提供了重要依據。

（4）以嚴格的考古型別學方法，排定“四要素（年、月、紀時、干支）”俱全的西周青銅器順序，為金文歷譜研究奠定基礎。透過對吳虎鼎等關鍵青銅器的斷代研究，推定西周諸王年代，並證明共和以下歷譜可信。

（5）對1997年3月9日新疆北部的日全食進行觀測，從理論和實踐上證明黎明時的大食分日食會形成再旦（一種天亮兩次的奇異天象）現象，並確認“懿王元年天再旦”時間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

（6）根據天文推算、文獻和金文歷日研究、考古與14C測年的綜合研究，選定公元前1046年為武王克商年（即西周起始年）。

（7）採用黃組周祭卜辭三系統說，排定商王帝辛（商紂王）的祀譜，經與商末歷日比對研究，推定帝辛年代。

（8）排除“三焰食日”為日食的可能性。結合甲骨分期研究與賓組卜辭五次月食的證認，推定了商王武丁的年代。

（9）安陽洹北商城遣址的發現，在商文化考古學上有重大意義。

（10）確認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始建為夏商分界的界標。

（11）對仲康日食的已有研究成果做出總結，並進行新的研究和推算。

（12）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多學科交叉研究途徑上做出探索並積累了一定經驗。

在以上成果及其他一些研究成果的基礎上，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佈了《夏商周年表》，初步確定夏朝起始年代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約為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為公元前1046年。

只是，對以上研究成果，很多業內人士，也包括一些普通大眾，都是存在疑問的，甚至是強烈的質疑。

個人認為，科學研究、學術研究，有疑問很正常。而且茲事體大，也必定不是一時半會就能搞明白、弄清楚。必定要依賴今後數十年、甚至上百年時間內，相關專家學者以及科學家進行漫長而辛苦的研究和考古挖掘，加上點好運氣，才有可能把這個模糊於久遠歷史深處的謎團弄明白。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的說法，一定不會是古代學者的以訛傳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