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要發展生產，阜民之財。節約開支，節省民財，節省民力。朱元璋當年沒有土地，他體會到老百姓生活的艱苦，他不允許別人隨便浪費物力財力，他說這些都是民脂民膏，都是老百姓一點一滴的勞動所得，都是他們的血汗。朱元璋本人當了皇帝以後，吃穿這方面都非常儉樸，所以朱元璋，他經過過貧苦生活，他體會老百姓的疾苦，他不做奢侈和腐化的事情。

中國歷史上，唯有朱元璋是真正的貧苦農民，在元朝統治下，朱元璋一家生活，貧苦顛沛流離。但對蒙古統治者，朱元璋卻並不那樣痛恨，甚至還表露出了，一絲感恩戴德之情。他曾對臣下說”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這固然是朱元璋，當了皇帝后，希望皇權永固，避免他人對自己，不忠而採取的，一種政治策略，但多少也看出一些，他的真實想法。

朱元璋也是歷史上，最為重農輕商的皇帝，商人考學做官，都受到種種限制。農民生活不易，在幾年貧苦狀態下，他很難為一個，享樂主義者。他是明一代，料理日常政務，最勤勉的一位皇帝。朱元璋也積極拉攏，知識分子階層，並努力向他們學習，治國之道，在骨子裡他依舊是，一個謹小慎微的農民。農民生活的經歷，所塑造的思維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登基後製定的，一些治國方針。農民靠天吃飯，任何不可，預測的自然災害，都足以導致，農民顆粒無收。因此熟悉環境和狀態，才能讓他們有安全感。

雖然朱元璋是靠著，進取和冒險精神，奪取天下的，但一旦坐穩江山。他就恢復了，農民的保守本性，他實行海禁，將海島居民細數內遷。他規定農民，可以穿綢、紗、娟、布四種衣料。朱元璋還將原本在宋代，就已經全面貨幣的稅收制度，退回到稅收實物制。朱元璋生活也足夠儉樸，給自己造車子，轎子該用金子的地方，居然全部用銅來代替，與大多數農民一樣，朱元璋也有著，很強的親族觀念。

明朝建立後，雖然大規模的激烈的農民起義過去了，但是小規模的農民運動還時常發生，對此，朱元璋是加以鎮壓的。

可是，農民出生的朱元璋心裡十分清楚，農民造反都是官吏、地主逼出來的，如果不壓制富豪、打擊貪汙，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還會再次爆發，他所建立的新王朝還有被推翻的危險。

於是朱元璋曾多次召見富民，警告他們不準胡作非為。同時又不得不依靠他們，讓他們充任糧長。但同時朱元璋又用嚴刑、重法來打擊這些富豪，並制訂新的賦役法來控制他們。江南一帶的地主所受的打擊最重。他們有的因為支援反動勢力被殺了，有的發配充軍，有的遷往邊區。朱元璋學漢高祖劉邦徙天下富民於關中的方法，在公元1370年一次就遷江南富民及無地農民十四萬戶於他的老家鳳陽。使這些地主離開了自己原有的土地，受到沉重的打擊。

就拿明朝大土豪沈萬三舉例就很能說明問題。

沈氏原籍吳興南潯鎮，遷到蘇州後，因種地得法又經營海外貿易發財，成了元末富甲東南的巨豪。明朝建國後，沈氏以賄賂因而沒有被遷到外鄉，有沈茂、沈旺兄弟為蘇州的大糧長。

公元1386年，編制魚鱗圖冊，查出沈旺的兩個兒子隱瞞田產，被送往京師坐牢，出獄後死去。沈茂之子沈階，公元1388年為戶部員外郎，留居京師，成為南京富豪，曾助建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城牆。一三九三年以藍玉案牽連被捕，沈氏後人大部分被殺或充軍，家產沒收。“沈萬三”從此破落。

官逼民反，因此，朱元璋對貪官汙吏非常痛恨。明朝建立後，朱元璋對貪官汙吏的打擊是中國歷史上所罕見的。

有一次，朱元璋外出視察，查出當地長官有貪汙行為，便下令把這縣官殺了。因為這縣官貪財，就剝下他的皮塞滿稻草，把它掛在公堂裡，下一任縣官只要抬起頭來看見他的前任是如此下場，就觸目驚心，不敢再胡作非為了。

朱元璋還下令：凡地方官貪汙者，不得阻止老百姓到京城告狀;凡貪汙六十兩以上的地方官，一律殺頭示眾，剝皮實草，掛在公座兩旁。

朱元璋畢竟身處廟堂之高，不可能做到完全的體查民情，更不可能把所有地方官員的犯罪情形盡收眼底，那麼，怎樣才能對那些不法官吏做到早發現、早處罰呢？朱元璋苦思冥想，終於想到了一個方法：讓老百姓自己上京城告發不法官員的罪行，一路上任何人都不得阻攔！

其實最開始的時候，朱元璋並沒有做出這麼“極端”的規定，在公元1382年，朱元璋頒佈的聖旨中寫的是：百姓受了冤枉，只允許在地方官府伸冤，然後自下而上，最終交到朱元璋手上，而不能直接就一路跑到京城來找朱元璋告狀。

畢竟他是皇帝，日理萬機，不可能一口氣處理那麼多事。但很快朱元璋就發現，這樣的處理方式侷限性太大。地方官員們很容易就把事情壓下來，將狀子爛在自己手上，並不上報，甚至私自毆打伸冤的百姓，使得老百姓有冤沒處訴，這規定也就越來越起不到作用。

見到這種情形，朱元璋自然大為光火，他憤怒之下，終於在公元1385年第一次發行的《大誥》中作出了新規定：地方府、州、縣的官吏，如果殘害百姓，貪汙腐敗，那麼允許當地的老百姓直接到京城向朱元璋本人告狀。老百姓告狀的路上，任何人都不得阻攔，即使他們沒有“路引”，也就是過路的憑證，只要手持一本《大誥》，就可以暢通無阻。如果還有人敢阻攔他們，那麼全家都要處死。

為了防止地方官員繼續像以前一樣毆打百姓，朱元璋對那些阻攔百姓告狀的官員下手極狠。在《大誥》中，朱元璋就記錄了幾個因為阻攔百姓告狀而獲罪的例子。有個叫何添觀的官吏，因為阻攔百姓告狀，就被處以“刖刑”，挖掉了膝蓋。在這樣嚴刑峻法的壓力下，各地百姓自然可以比較方便的告狀，同時，那些官員們也都戰戰兢兢，不敢再阻攔了。當然，朱元璋也會對百姓說的情況進行細緻調查，一旦發現這些老百姓是誣告，他也會嚴加懲罰，因為“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為所誣多矣”。第一個敢找朱元璋告狀的人，是江蘇常熟的一個農民，因為遭到地方官員顧英的欺壓，他找來親朋好友，一起將顧英捆綁，頭頂明大誥，將其送往南京。

明太祖得知以後，那是異常的高興，不僅親自審理了這個案件，還賞他銀二十錠，並且免除全家賦稅三年。

除此之外，朱元璋還會主動去接觸地方百姓，與他們交流。他曾經親自接見前來納糧的百姓，問他們地方情況如何，也曾召來地方的地主富戶，嚴詞訓誡他們，比如公元1369年，朱元璋就召來部分浙西的富戶，教訓他們“毋凌弱，毋吞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

朱元璋是窮苦人出生，深深體會到農民的艱辛在朱元璋這些舉措的影響下，明朝的局勢也逐漸穩定，大明的國勢也蒸蒸日上。

史學家普遍認為：朱元璋是歷史上得位最正的皇帝。因為其他朝代開國之君幾乎都是前朝之臣，連劉邦也是小小的亭長呀。

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從小品嚐人間疾苦，過著有上頓沒下頓的生活。因為貧窮和飢餓，親人離散、死亡。他對農民的辛苦，可謂是體會深刻。朱元璋對待他的官員特別嚴厲，稍有過錯，毫不留情，但對待百姓卻十分友好。

明朝為建立前，朱元璋就多次強調戰爭給百姓帶來巨大的傷害，他們舉兵起義，不是為了掠奪百姓，而是為了老百姓帶來安寧。他這種思想，貫穿了整個統一戰爭。打仗前，強調一下軍隊紀律，不允許軍隊任何一個人燒殺搶掠、坑害無辜百姓，這是一種民本的思想。建國後，朱元璋依然秉持了這種態度。明朝初立，朱元璋就召集了全國的地方官開會，他特意強調：“現在天下初定，老百姓財產和精力都匱乏，就像剛剛會飛的小鳥，不可拔掉它的羽毛；就像新種的樹，不可以動搖他的根本；應該使他們休養生息。你們要牢記奉守廉潔的準則。”

在和劉伯溫探討如何對待農民時，劉伯溫說對待農民應該施以仁義，以仁義統治農民。話說得很好，也很漂亮，可是朱元璋不滿意，他說：“不給農民以實際的優惠，仁義對他們來說有什麼用呢？”由此可見，朱元璋對待農民是真心實意的，並非嘴上說說作作秀而已。

面對建國初民生凋敝的困境，休養生息、恢復發展的政策主要體現在了農業上。為了增加勞動人口，限制寺廟人員的發展，下詔書號召流民回鄉投入生產，對於不願回鄉的農民，允許就近定居。重新調整土地政策，實行計民授田政策，鼓勵農民開墾荒地。由於荒地比較多，還實行大規模的屯田制度。多次下令減免各地的稅收，以減輕農民負擔。興修水利，為農業生產提供保障。

鼓勵種植桑麻、棉花、棗等經濟作物。將經濟作物的種植作為官員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官員需要對百姓進行督促，在多方鼓勵和督促下，棉花的種植從宋元時南方為主擴大到了北方，棉花成為衣服的主要原材料。到了洪武二十八年，全國累計種植棗、胡桃、慄等果樹10億棵。朱元璋是懂民間疾苦的，大量果樹的種植，可以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填飽肚子，可以說是非常實在的一項政策了。

朱元璋老了以後，考慮到身後事，他帶著太子朱標下田幹農活，體驗農民的艱辛，諄諄教誨，可謂用心良苦。隨著農業的發展，實現了“家給人足，樂於為農”的局面，也為永樂、洪熙、宣德的繼續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