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最偉大的權宦是明朝太監鄭和，他奉永樂帝朱棣七下西洋，開闢了海上交流、貿易之路，又一次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平往來。

如果說司馬遷是最偉大的權宦，該沒人反駁吧？

公元前99年，此時的司馬遷已經繼任太史公之職。太史公看似名不見經傳的一個“小官”，實際地位高於丞相，甚至獨立於皇權之外，沿用子承父業的世襲制，不受皇帝任免。

這樣的制度有效保證了史官記載史料的公正性，但也給自己帶來了殺身之禍。不少學者認為，司馬遷之所以被連坐處死，不是單純的因為替李陵求情，而是漢武帝漢武帝劉徹為了加強皇權，從而對百官有效控制，才借題發揮採取此招。

從後面司馬遷遭遇宮刑，其子全部改名換姓，司馬家的世襲制度被打破，太史公的權力被削弱等種種跡象，都可以推測出來。但是由於沒有史料作為支撐，只是單純推測罷了，還是看看正史記載。

飛將軍李廣之孫李陵率領5000人抗擊匈奴5萬人，經過10余天的浴血奮戰，殺敵約1萬人。最終援軍遲遲不見蹤影、糧草補給全部耗完，被迫投降。漢武帝對於降敵之事龍顏大怒，不單是損兵折將，更因將軍降敵過於屈辱，嚴重影響軍心士氣。

群臣們紛紛附和，義憤填膺地將矛頭全都對準李陵，數落種種不是。唯獨剛正不阿的司馬遷說道：“李陵將軍為人忠義，與匈奴作戰以寡敵眾，依然不落下風，投降只是緩兵之計，實則等待良機再報效大漢。”

漢武帝雖然震怒，但李家三代滿門忠烈，沒有選擇當場進行處置，而是派公孫敖前往打探訊息。那時的漢匈關係劍拔弩張，哪能這麼容易瞭解到實情。公孫敖擔心無功而返受到牽連，於是汙衊李陵已經背叛大漢，現在正在幫助匈奴練兵。

漢武帝怎能容忍叛徒，直接下令誅殺李陵三族，司馬遷也由於為李陵說情受到牽連，被定性為“誣罔之罪”，按律當斬。但當時西漢還是比較“人性化”，死刑犯也有選擇不死的權利。要不就是拿錢買命，要不就是用子孫後代的命續自己的命。

生死抉擇之時，司馬遷已經創作《史記》5年多時間，如果慷慨赴義就將葬送個2代人的畢生理想。在一番權衡和思想掙扎之後，他選擇了接受宮刑。頂著旁人異樣的眼光，潛心創作，歷時14年時間，一部52萬字的“史家之絕唱”橫空問世。

心血之作完成的同時，司馬遷也將再一次面臨生與死的考驗。《史記》想要流傳於世必須經過漢武帝的批准，而《史記》本著實錄精神，“原原本本”地記錄了漢武帝的一生。（因司馬遷遭遇宮刑，不可避免對其有個人色彩）

但在其中，對漢武帝推行的一些政策、選人用人都予以暗諷，甚至還揭露漢武帝殘暴虛偽、奢侈縱慾。何等雄才偉略的漢武帝，看見《史記》中記錄了太多關於自己的負面評價，被氣得當場吐血。

次日便將司馬遷召進宮去，司馬遷早已下定赴死的決心，並在呈報《史記》前，就叫家人把原稿藏於山林之中。漢武帝問道：“你就不怕我把《史記》銷燬了，並殺了你嗎？”司馬遷答到：“人有人的命運，書有書的命運，我只是完成史官應盡職責。”

漢武帝雖然對司馬遷恨得咬牙切齒，但是因為史官記錄史料而被殺，不僅會給當時帶來很多輿論，還會讓後人對他產生更多負面看法。因此他放過了司馬遷，但也保留了自己的底線，在世時沒有將《史記》推廣。一直到漢武帝的曾孫漢宣帝在位時，朝廷清明、善於納諫，司馬遷的外孫才把準時機，將《史記》上書得到批准，“二十四史”之首才得以流傳至今。

《史記》為什麼這麼偉大？網上的評價很多。在我看來，《史記》讓我們原汁原味地瞭解到公元前2000多年的歷史，在讀《史記》的同時也增加了自身底蘊和處理事情的經驗。

正如有人對歷史這麼評價：歷史是什麼？歷史就是前人在應對人生、民族、國家等各種層面的挑戰，所有成敗得失的記錄，這裡面蘊含了很多寶貴的經驗、智慧和方法論。

清華大學張國剛教授曾說：“讀史就像高人下棋，他們每走一步，都會留下一些歷史印記。透過熟讀歷史，當碰到一些問題時，我們也就會下棋了。”

論司馬遷的地位、品質和成就，還是《史記》對國家、民族以及每個人的貢獻，我都認為司馬遷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權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