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皇帝親政後，他透過誅殺和珅，緩解民怨，並把幾年來鎮壓起義不力的責任推給和珅，說他欺罔擅專，以至將領在他庇護下虛冒功績，坐糜軍餉；另一方面更易統兵大員；獎懲分明，逼將領用命；嚴密軍事部署；實行剿撫兼施的兩手政策，分化瓦解起義軍；推廣寨堡團練，堅壁清野的做法，割斷了起義軍與人民的聯絡，經過六年艱苦努力才在嘉慶十年將起義鎮壓下去，清政府耗費軍費二億兩，相當於四年的財政收入，這次起義使清王朝元氣大傷。 對於官員的翫忽職守之風，嘉慶帝首先從自己做起，學習先帝，勤於政事。每天一大早就起身閱讀祖宗實錄，批閱奏章，早飯後還召見大臣。對於拖拉延擱的現象嚴斥不貸。嘉慶時期人多地少的矛盾愈發嚴重，人民普遍吃不飽飯。對此嘉慶帝能採取的只是限制菸草，茶葉等經濟作物的種植；鼓勵漁獵活動，彌補口糧不足；進一步推廣精耕細作，土豆玉米等高產作物的種植等治標不治本的措施。其實當時東北大片土地沒有開發，但滿族統治者出於維護統治等原因，禁止漢人遷居東北，嘉慶帝也未改變這一政策。 嘉慶時期皇族墮落嚴重，他們受國家包養，不思進取，犯法後還不受司法制裁。嘉慶帝一方面嚴懲皇族不法行為；一方面還親自作了《宗室訓》用於教育皇族。另外，這個時期八旗生計問題也愈發困難，由於八旗子弟由國家供養“以清語騎射為本務”，不仕不農不工不商，時間一長便腐化墮落，一無所能。對此，嘉慶帝也只能延續祖先的做法，一方面用政府的錢替八旗子弟還債；一方面感化教育；嘉慶帝還試圖採用“京旗移墾”的辦法，把部分北京的八旗子弟遷往東北，但由於八旗子弟的抵制而很難推行。 雖然嘉慶帝為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做出了種種努力，但收效甚微。主要原因: 一、乾隆末年以來清代社會已弊端叢生，積重難返。 二、嘉慶帝受時代的侷限，束縛於傳統觀念，祖宗家法，王朝利益，不敢，不願，也沒有能力從體制上做大的，根本性的調整，其對內政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整頓，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清王朝的衰落。 三、嘉慶帝個人的性格過於仁慈和謹小慎微，對貪汙腐敗等問題打擊還不夠有力，一些力所能及的改革也沒能推行。

嘉慶是清朝歷史上存在感最低的皇帝，前面有康雍乾三座高山，後面是外族入侵的百年國恥，而在此中間的嘉慶顯得很落寞。

嘉慶執政的20餘年卻是清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被歷史學家成為“嘉慶中衰”，那麼嘉慶從乾隆手中接過來的帝國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呢？為什麼嘉慶無法扭轉向下的趨勢呢？

乾隆超長時間待機，前期利用雍正留下的豐厚家底，成全了盛世美名，但是統治後期，不思進取，沉醉在盛世之中無法自拔，寵信和聲，導致朝堂上下欺瞞，吏治腐敗，當時身為皇子的嘉慶皇帝已經是看在眼中，掌權之後他就迫不及待地剷除了和珅，以顯示自己整治貪腐的決心。

從和府搜出的相當於清朝財政七八年收入的財富顯示了乾隆後期朝堂的貪腐情況，但是能形成如此大的貪腐案，並不是和珅一個人的“功勞”，而是上到宰輔，下到知縣，全部都爛透了，嘉慶想要整治貪腐，但是他沒有雍正的勇氣去挑戰整個士官集團，所以處置了和珅之後，治貪行動戛然而止。

與貪腐相聯絡的就是官員的不作為，尸位素餐，一門心思想著撈銀子，甚至出現了堂堂兵部把關防大印搞丟了，也許因為是銀質的，被某人偷走了吧，腐爛程度可見一斑。

雍正留給乾隆的國庫堆滿了6000萬兩白銀，乾隆留給嘉慶的國庫只剩1900萬兩！

嘉慶年間爆發白蓮教之亂，前後總共花了2億兩白銀的軍費，這還不算因此損失的稅收。

清朝有一項國策：盛世滋丁，永不加賦，所以佔清朝財政大部分的地丁銀並沒有多少增長，但是社會發展，特別是經過康雍乾盛世之後，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相對而言國家的財政收入是在降低，這就給國家機器運轉造成了巨大困難。

在面對財政困局的時候，嘉慶的開拓能力有限，無法像雍正那樣搞出火耗歸公、攤丁入畝等制度，他能做的只是節約再節約，在位20多年，不修園林，也不下江南遊玩，但是這些都是杯水車薪，不過嘉慶還是一位好皇帝，因為在這麼嚴峻的情況下，他駕崩時國庫的銀子有3300萬兩，實屬不易。

雍正實行攤丁入畝，乾隆穩定發展60年，帝華人口得到爆發式增長，達到了史無前例的3億人口。

另一方面，國家供給的耕地沒有增加，反而是地主階級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這就造成了非常尖銳的民間矛盾。

老百姓人均耕地越來越少，生活日益貧困，活不下去的百姓便成了流民，當流民匯聚到一起便成了民變，所以乾隆末年爆發了白蓮教起義，為此清政府調集了十六省數十萬軍隊平叛，陣亡十餘名提督等高階將領，另外還有400餘名中級將領和無數士兵陣亡。

白蓮教之後，清朝的民變越來越頻繁，甚至出現了天理教進攻紫禁城的事情。

守成之君嘉慶只能是見招拆招，卻毫無辦法。

其實這些問題都是一百年來累積下來的，在康熙晚年就已經顯現，雍正逆天改命，硬生生創造出了一個盛世，到了嘉慶，再也沒有能力掩蓋，集中爆發。大清王朝江河日下既是嘉慶的過錯，也不全是嘉慶的過錯，是歷史的車輪無法阻擋。

任何一個王朝，高峰過去後，迎來的自然是低谷。嘉慶前面的“康乾盛世”就像一座大山，成為嘉慶再也難以超越的高峰。從嘉慶開始，清朝開始走下坡路，史稱“嘉道中衰”。那麼，此時的嘉慶面臨怎樣的困局？

乾隆前期，對吏治抓得很嚴，兵部尚書貪銀千兩便被處死。此後也一直對貪腐保持高壓狀態，在20年的時間裡，處死10幾位貪腐高官。但是到了乾隆晚期，他也犯了和康熙一樣的毛病，開始倦政。這時的乾隆好大喜功，安於享受，並且任用了大貪官和珅將近20多年。這樣就直接帶壞了官場風氣，使得貪汙橫行，官場腐敗。等到嘉慶繼位的時候，面臨的便是這樣一個爛攤子。而且乾隆雖然把皇位傳給了嘉慶，但是在開始的三四年裡，乾隆還以太上皇的身份行使權力，此時的嘉慶只不過是個傀儡。

等到嘉慶四年，乾隆駕崩後，嘉慶才終於能大展拳腳。他打出了“鹹與維新”的旗號，整頓吏治，懲治貪腐。“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就是這時期的事。他廣開言路，崇尚節儉。但他的這些措施，都是治標不治本。嘉慶沒有他爺爺雍正的魄力，不敢動既得利益集團，只想著“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並沒有在根本上解決問題！這就使得問題一直積累，直到更嚴重地爆發！

因為吏治的敗壞和土地嚴重兼併，許多農民在失去土地後無法生存，被逼無奈的農民只好起義。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迴圈，吏治越敗壞，土地兼併越嚴重，起義就越多。看《清史稿》中對嘉慶在位期間的記載，他在位期間，軍隊不是在平叛，就是在平叛的路上。這就極大地消耗了國力，也影響了社會的生產和發展。面對如此困局，嘉慶既不敢大刀闊斧地改革，也找不出相應的解決辦法。他只能沉浸到康熙、雍正、乾隆的“祖宗之法”中尋求答案，其結果可想而知。

這也是一個王朝發展到後期的通病，土地高度集中，但是國家的賦稅卻是逐漸減少。當初雍正的攤丁入畝和官紳一體納糧，只不過是暫緩土地兼併的節奏，但並未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士無恆產則無恆心”，農民失去了土地，丟掉了賴以生存的基礎，自然會走上搶奪的道路。

面對內部危機，嘉慶已經是自顧不暇，但此時，西方勢力也已開始侵入。英國侵略者已經試探著在沿海劫掠，嘉慶對此抱有很深的警戒。他禁止鴉片流入，拒絕了英國提出的幫助鎮壓農民起義的建議，幫助澳門抵禦法國等要求。可以說，在這些事情的處理上，嘉慶的表現還是可圈可點的。但是，外患已經露出了苗頭，也分散了一部分嘉慶的注意力。西方殖民主義開始入侵，這也是前所未有的局面，以嘉慶的才能，也不足以應對。

有人說：“嘉慶最大的有點是沒缺點，最大的缺點是沒優點”，這話雖然有調侃的成分，但是卻道出了一部分事實。嘉慶偏於中庸，偏於守成。但是嘉慶也沒有坐以待斃，他也試圖努力過，在漕運、吏治、鎮壓農民起義、禁止鴉片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他所受的儒家教育，已經無力面對錯綜複雜的形勢。再加上他的性格不是那麼強硬，他只能搞到這個程度。至於資本主義改革，以嘉慶的世界觀，是絕對理解不了的。

綜上所述，嘉慶皇帝在位期間，面對的問題是前所未有的複雜，但他還是一直在想辦法解決，想要有一定作為。他勤奮好學，嚴格律己，勤儉節約，絕對符合一個好皇帝的標準。但他的性格過於軟弱，西方殖民者也已經在來的路上。清朝已經沒有條件了，等待清朝統治者的是一段從未經歷過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