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徒弟是劉銘傳，臺灣巡撫。
19世紀70年代中期，清政府面臨著西部的中亞勢力、北部的沙俄、南部的法國（越南）、東部的日本（北韓）等多重挑戰。
1874年5月，日軍進犯臺灣，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率清軍抗擊，結果戰敗，清朝賠償日本50萬兩白銀，日軍撤出。
西北和東南同時吃緊，是放棄新疆還是收復新疆成為朝堂大臣爭論的焦點。李鴻章主張以“海防”為主，放棄新疆；左宗棠則主張“塞防”，堅決主張收復新疆。
這場爭論之所以遲遲拿不出結論，是因為當時朝廷國庫空虛，財力有限，不能兩者兼顧。李鴻章向慈禧太后奏曰：“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煙稀少。乾隆年間平定新疆，傾全國之力，徒然收數千裡曠地，增加千百萬開支，實在得不償失。依臣看，新疆不復，與肢體之元氣無傷，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為好。”李鴻章主張撤回西征軍，將糧餉用於海防。從這一點來看，李鴻章的才識和眼光要遜色於左宗棠。
左宗棠扇面
時任陝甘總督的左宗棠是“塞防論”的領袖，他認為：“天山南北兩路糧產豐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馬成群。煤、鐵、金、銀、玉石藏量極為豐富。所謂千里荒漠，實為聚寶之盆。”錚錚鐵骨的左宗棠還從新疆的軍事戰略地位方面據理力爭：“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環衛北方，百數十年無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
左宗棠堅決主張收復新疆有幾個理由：
第一，新疆物產豐富，棄之可惜；
第二，新疆戰略地位極其重要，是中原的天然屏障；
第三，海防形勢已沒有塞防那麼重要。
左宗棠事實上是“塞防”與“海防”並重的，他也非常重視臺灣的戰略地位。可以說左宗棠對新疆戰略位置的認識要比當時大清帝國的其他高階官員高出很多。這些都得益於他從青年時代起就對邊疆地理極感興趣，加上後來賀長齡、陶澍、林則徐對其的影響，使他的見識遠遠超越越了其他只讀聖賢書的一般士大夫。
李鴻章
“海防”與“塞防”觀念的分歧，看起來是兩個人的辯論，是兩種思維方式的對比，實質上是雙方兩條戰略路線的鬥爭。李鴻章繼承了老師曾國藩的息事寧人的外交路線，想盡量避免中西衝突；左宗棠則有一股不服輸的精神，也深切知道遇事不能一味退縮。
2.為國盡忠雖分內，老李亦有小算盤
當然李鴻章主張放棄新疆除了從國家層面考慮之外，還有其私人原因。因為朝廷只要放棄了新疆，中國西部就必然裁兵撤餉，手握重兵的左宗棠會立刻被架空，一無所有的左宗棠就只能灰溜溜地回老家該幹嘛幹嘛去了。這樣，李鴻章就拔去了一顆眼中釘，消除了一個頭銜與自己差不多、遇事又每每與自己意見不合的官場中最大的對手，無論從李鴻章個人的角度考慮，還是從他的淮軍集團利益的角度考慮，這當然都是最好的結果。因此，李鴻章充分調動了其官場中方方面面的力量，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海防和塞防的大論戰。史書中“力排眾議”四個字，形象地寫出了當時嚴峻的形勢以及論戰雙方懸殊的力量對比。
的確，左宗棠在這場論戰中的力量是一如既往的單薄。如果放棄新疆，朝廷將失去長城以外的所有領土，這種嚴重後果是清廷無法接受的，所以僅僅是由於這個原因，這次論爭才出現了與以往左李之間“政治鬥爭”不同的結果：朝廷最終決定出兵新疆。
左宗棠有一句名言：君子之所爭者國事。正因為左宗棠所堅持的是正義，所以他根本不把李鴻章放在眼裡。
3.文忠謀國智勇強 ，力排眾議挺今亮
還有一點，左宗棠的塞防論之所以被朝廷認可還在於他得到了軍機大臣文祥的極力支援。
文祥是近代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他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進士，咸豐八年（1858）升為內閣學士，同年被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次年正式升為軍機大臣，授禮部侍郎，後又歷任吏部、戶部、工部侍郎，兼副都統、左翼總兵等職。1860年，英法聯軍攻逼北京，咸豐帝出走熱河（今河北承德）時，命文祥署步軍統領，隨恭親王奕訢留北京與英法議和。次年，文祥與奕訢及大學士桂良等聯名奏請朝廷改變清政府的外交、通商制度並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朝廷同意他們的奏請並任命文祥為總理衙門大臣。任職期間，文祥倡導洋務“新政”，成為清朝中央政府中著名的洋務派首領之一。
咸豐帝病死後，文祥與其他王公大臣迅速做出反應：上疏請慈禧、慈安兩太后垂簾聽政，簡派近支親王輔政，協助奕訢、慈禧太后發動辛酉政變，處死贊襄政務王大臣肅順等人
左宗棠的徒弟是劉銘傳，臺灣巡撫。
19世紀70年代中期，清政府面臨著西部的中亞勢力、北部的沙俄、南部的法國（越南）、東部的日本（北韓）等多重挑戰。
1874年5月，日軍進犯臺灣，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率清軍抗擊，結果戰敗，清朝賠償日本50萬兩白銀，日軍撤出。
西北和東南同時吃緊，是放棄新疆還是收復新疆成為朝堂大臣爭論的焦點。李鴻章主張以“海防”為主，放棄新疆；左宗棠則主張“塞防”，堅決主張收復新疆。
這場爭論之所以遲遲拿不出結論，是因為當時朝廷國庫空虛，財力有限，不能兩者兼顧。李鴻章向慈禧太后奏曰：“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煙稀少。乾隆年間平定新疆，傾全國之力，徒然收數千裡曠地，增加千百萬開支，實在得不償失。依臣看，新疆不復，與肢體之元氣無傷，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為好。”李鴻章主張撤回西征軍，將糧餉用於海防。從這一點來看，李鴻章的才識和眼光要遜色於左宗棠。
左宗棠扇面
時任陝甘總督的左宗棠是“塞防論”的領袖，他認為：“天山南北兩路糧產豐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馬成群。煤、鐵、金、銀、玉石藏量極為豐富。所謂千里荒漠，實為聚寶之盆。”錚錚鐵骨的左宗棠還從新疆的軍事戰略地位方面據理力爭：“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環衛北方，百數十年無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
左宗棠堅決主張收復新疆有幾個理由：
第一，新疆物產豐富，棄之可惜；
第二，新疆戰略地位極其重要，是中原的天然屏障；
第三，海防形勢已沒有塞防那麼重要。
左宗棠事實上是“塞防”與“海防”並重的，他也非常重視臺灣的戰略地位。可以說左宗棠對新疆戰略位置的認識要比當時大清帝國的其他高階官員高出很多。這些都得益於他從青年時代起就對邊疆地理極感興趣，加上後來賀長齡、陶澍、林則徐對其的影響，使他的見識遠遠超越越了其他只讀聖賢書的一般士大夫。
李鴻章
“海防”與“塞防”觀念的分歧，看起來是兩個人的辯論，是兩種思維方式的對比，實質上是雙方兩條戰略路線的鬥爭。李鴻章繼承了老師曾國藩的息事寧人的外交路線，想盡量避免中西衝突；左宗棠則有一股不服輸的精神，也深切知道遇事不能一味退縮。
2.為國盡忠雖分內，老李亦有小算盤
當然李鴻章主張放棄新疆除了從國家層面考慮之外，還有其私人原因。因為朝廷只要放棄了新疆，中國西部就必然裁兵撤餉，手握重兵的左宗棠會立刻被架空，一無所有的左宗棠就只能灰溜溜地回老家該幹嘛幹嘛去了。這樣，李鴻章就拔去了一顆眼中釘，消除了一個頭銜與自己差不多、遇事又每每與自己意見不合的官場中最大的對手，無論從李鴻章個人的角度考慮，還是從他的淮軍集團利益的角度考慮，這當然都是最好的結果。因此，李鴻章充分調動了其官場中方方面面的力量，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海防和塞防的大論戰。史書中“力排眾議”四個字，形象地寫出了當時嚴峻的形勢以及論戰雙方懸殊的力量對比。
的確，左宗棠在這場論戰中的力量是一如既往的單薄。如果放棄新疆，朝廷將失去長城以外的所有領土，這種嚴重後果是清廷無法接受的，所以僅僅是由於這個原因，這次論爭才出現了與以往左李之間“政治鬥爭”不同的結果：朝廷最終決定出兵新疆。
左宗棠有一句名言：君子之所爭者國事。正因為左宗棠所堅持的是正義，所以他根本不把李鴻章放在眼裡。
3.文忠謀國智勇強 ，力排眾議挺今亮
還有一點，左宗棠的塞防論之所以被朝廷認可還在於他得到了軍機大臣文祥的極力支援。
文祥是近代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他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進士，咸豐八年（1858）升為內閣學士，同年被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次年正式升為軍機大臣，授禮部侍郎，後又歷任吏部、戶部、工部侍郎，兼副都統、左翼總兵等職。1860年，英法聯軍攻逼北京，咸豐帝出走熱河（今河北承德）時，命文祥署步軍統領，隨恭親王奕訢留北京與英法議和。次年，文祥與奕訢及大學士桂良等聯名奏請朝廷改變清政府的外交、通商制度並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朝廷同意他們的奏請並任命文祥為總理衙門大臣。任職期間，文祥倡導洋務“新政”，成為清朝中央政府中著名的洋務派首領之一。
咸豐帝病死後，文祥與其他王公大臣迅速做出反應：上疏請慈禧、慈安兩太后垂簾聽政，簡派近支親王輔政，協助奕訢、慈禧太后發動辛酉政變，處死贊襄政務王大臣肅順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