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崇法，秦朝得以強大，漢朝也不崇儒，劉邦，劉恆都不崇儒，漢武帝也不會崇儒，漢武帝給儒一席之地，那是為自己窮兵黷武惹的民聲怨道招來一片質疑找塊遮羞布，儒蟲的皇權神授，給漢武帝正好給擦屁股，他幹什麼都是神的旨意，他在替天行道，他怎麼幹都是有理的，打上儒蟲神棍們這皇權神授，再加上儒蟲們跪舔洗白，他幹那些天怒人怨的事就被騙過去了，他再來了個罪己詔，所有事就都矇混過去了。儒蟲的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把他乾的壞事都弄的不是事了。

自古帝王們並不會善待百姓，他們窮奢極欲，為所欲為，儒蟲們給他們帖上真龍天子，真命天子，皇權神受，再加上三綱五常曲膝跪舔，漢武帝被伺候的很是受用，漢武帝也不是尊儒，就是要好好的利用儒讓自己舒服享受

秦國因為苛政和嚴酷的律法，造成民不聊生，日子不斷。人民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漢朝的建立是貧民階層推翻貴族豪強的統治的成功範例，如果漢朝的統治者仍然不施行仁政，給人民休養生息的條件，底層人民一樣會奮起反抗來推翻。

所以漢朝初期，統治者遵從的是道家思想老子的“無為而治”，與民休息。

到漢武帝時期，國力逐漸強盛，統治階級就改變了指導思想。秦朝“焚書坑儒”並沒有完全毀掉儒家思想，在這個時期慢慢地也恢復起來。儒家思想強調階級意識、尊卑有序正符合統治者的意願。

漢朝確實是延續了秦朝的制度，對不合理的地方進行了適當的改進。秦是漢朝之開始，漢是秦朝之延續。但是漢朝對於儒家思想的重視，也是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前期的話，推崇的“黃老之學”。直到漢武帝時期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秦朝推崇法治，漢朝的統治思想，其實一直是“王、霸道雜之”。

漢初為什麼盛行“黃老之學”

經過了秦滅六國和楚漢相爭之後，人民流離失所，許多土地都已荒蕪，人民迫切需要安定下來。因此，漢初的人民對於和平是極為渴望的。而漢初統治者，在充分吸收秦二世而亡的教訓上，也是一切遵守“清淨而民自定”，“使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這是君臣上下一致的看法，所以黃老之術得以大行其道。這樣的政策一直持續了五十多年，使得人民得以休養生息，這才出現了歷來被稱道的“文景之治”。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底什麼意思

但是黃老之術也有其自身的缺點，“清靜無為”，尤其是對於土地兼併，如果朝廷不加以制止，那麼失去土地的農民會越來越多，對於國家的長治久安，是極為不利的。“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所以，到了漢武帝時期，一心想要大展拳腳的漢武帝，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治國理念。而恰在此時，董仲舒進獻了《天人三策》，其中對天下怎麼會亂，亂了之後怎麼治理，治理之後才能長治久安這三個問題做了解答。這正是瞌睡有人送枕頭，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

因為儒家特別重視興仁義、重教化，可以使王朝的長治久安。但“獨尊儒術”，只是表示漢初的時候儒家地位太低，現在需要拔高一下。而“罷黜百家”的含義，是國家不再出錢養其他學派的“博士”，而只供養儒士。但對於其他學派的民間學術研究，並不過多幹預，也無鉗制思想和壓迫學術自由的意思。漢武帝只是需要儒家的思想，來維護自己的統治而已。

王、霸道雜之

其實，漢武帝的曾孫漢宣帝，對於漢朝的統治思想已經表達地很直白了。當漢元帝還是太子的時候，對於漢宣帝大力任用“文法吏”是有些不滿的，認為這是“以刑名繩下”。於是對皇帝老子漢宣帝說：“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道德，用周政乎！且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炫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可見到了漢武帝重孫漢宣帝的時候，對於“儒”還是有很深的偏見的。漢宣帝認為儒士只會誇誇其談，對於“名聲”看得太重，喜歡推崇上古而諷刺現在，哪裡能委任重任呢！而是應該用王道、霸道並用，對於“刑”、“法”還是非常推崇的。果然，漢宣帝中興漢室之後，到了漢元帝之後，西漢又開始走起了下坡路，這和漢元帝大力任用儒生是有一定關係的。

所以，從統治者漢宣帝的話裡，也能看出，漢朝是“外儒內法”，用儒學思想來教化民眾，用嚴刑酷法來維護自己的統治。而當初漢武帝推崇儒學思想，只不過是因為漢初儒家的地位太低，需要拔高儒家以為封建統治而用罷了！

秦朝崇法的根源是商鞅變法，漢朝透過對秦朝滅亡的反思和麵對社會新形勢的需要，重用了儒家。

秦朝所處的時代和國內面對的主要矛盾和戰略目標決定了法家治國

秦國地處西北邊陲，民風粗獷，西邊還面臨戎族入侵。秦國是在周平王東遷後剛剛建國，經濟不發達，在中原諸侯國看來就是土包子。在殘酷的戰國時期，各國互相吞併，秦國要想生存下去，就要解決溫飽問題，解決邊防問題，富國強兵，應對其他諸侯國和蠻族。秦孝公力排眾議，任用持法家思想的商鞅變法，重視農業讓農民吃飽，加強刑法保證社會穩定，軍功授爵提高軍隊戰鬥力。

商鞅變法自秦孝公至秦始皇，一直延續到秦朝滅亡。秦始皇忽略了滅掉六國後，他面臨的主要矛盾已經從打天下轉變為治天下，出現了新的社會問題，卻還是用老的思想來解決。

漢承秦制是有選擇的繼承

漢朝開國皇帝劉邦生活在秦始皇時代，深知殘酷的刑法把是怎麼把人民逼反的，想要長治久安，怎麼會繼續沿用秦朝的法家思想。此時天下初定，漢朝在地方上的統治並沒有完全的建立，與匈奴一戰皇帝差點被抓抓去，所以劉邦選用的道家的無為而治思想，先當個縮頭烏龜猥瑣發育。

自劉邦起，歷經惠帝、文帝、景帝共四代，國家逐漸恢復了元氣，富裕起來。漢武帝繼位後，首先他面臨竇太后掌權的問題，竇太后推崇黃老之學，在她死後，需要對她的政策作出修改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同時北部的匈奴統一為一個帝國，不斷犯邊，對漢朝構成了巨大的威脅。

此時需要的是富國強兵，是加大國家對資源的統合和調配以主動應對匈奴，無為而治儼然與國家的總體戰略目標不相符。大儒老師董仲舒提出了天賦君權的儒家，增加了皇權的合法性，提倡積極入世，主動作為，正好符合了漢武帝的統治和完成目標的需要，兩者一拍即合，於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起儒家的統治地位。

因此統治者選定哪種思想建國，一是會反思前朝的經驗教訓，二是根據當下的實際情況，三是符合未來的戰略目標。不僅思想會變，同一種思想也會隨著社會的變化隨著改變適應。

這個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變，進化是最重要的事情。

秦朝崇法，所以秦始皇統一全國的思想是“焚書坑儒”，意在控制國民，不讓其讀書，只要守法就行。那麼漢朝為什麼會改變這種治國思想呢？這得從秦朝滅亡說起！

每個朝代剛建立起來後，都會研究前朝滅亡的原因，劉邦也不例外，他認為秦“暴政”又“酷刑的政策逼反了人民。據記載，漢初，劉邦出行的馬車都找不到五匹顏色一樣的馬，可見秦朝留給自己的是一個“爛攤子”。因此他覺得按照秦朝的這條路子肯定走不通，所以不得不尋找適合本朝的治國思想，這樣一來只有試驗才能知道，道家，儒家，法家，都通通拿出來，局面好像又到了百家爭鳴的時代，但面對滿目瘡痍，國力極度羸弱的局面，“放水養魚，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放任自流”的寬鬆政策似乎更適合目前的實情。到了文帝、景帝都特別崇尚道家，因此道家的無為而治成了漢初的治國思想。

那麼為什麼從道家又換成了儒家呢？

經過漢初幾十年的寬鬆政策，經濟得到了很大的改觀，商業的繁榮誕生了很多富商大賈，地方諸侯更是利用各自封地的資源優勢，在鑄錢，冶鐵，鹽業等行業迅速做大，他們之間結成利益聯盟，逐漸成為了一股和中央分庭抗禮的地方權貴力量，因此出現了中央集權旁落的跡象。中央政府為了控制這種局面，進行削弱地方，從而引發了發生在“文景之治”末期的“七國之亂”。從上面的情況來看，要想改變這種局面，就需要一個性格強勢，雄才大略的人來完成。就在“七國之亂”平定後的第十三個年頭，劉徹登基，是為漢武帝。

漢武帝想要改變這種被動的局面，就要進行改革，對於性格強勢的他來說，怎麼能容忍地方挑戰中央，所以《推恩令》的頒佈，加強了中央集權，在全民思想控制上，他一改之前的無為而治的思想，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議，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且為唯一的正統思想，這就是中央集權必須要“統一”全民思想。史學家顧頡剛曾比較秦始皇與漢武帝的不同辦法“秦始皇的統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讀書，他的手段是刑罰的制裁；漢武帝的統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讀一種書，他的手段是利祿的引誘。結果，始皇敗了，武帝成功了”。

漢武帝“獨尊儒術”控制全民思想的目的就是為了日後為改革贏得全民的支援，無疑他是成功的，後世統治者尊崇儒術亦然是為了效仿漢武帝的成功，所以儒家就成了歷代封建王朝的尊崇，意在控制國民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