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渾不懼，要留清白在人間。

于謙（1398年-1457年）字廷益，漢節庵，漢族，杭州府（今浙江省杭州市）人，明代名臣，民族英雄。

若和他立下的功績相比，于謙的結局就一個字：冤！何冤之有？且看：

宣德元年（1426年），漢王朱高煦在樂安州起兵謀反，于謙隨宣宗朱瞻基親征，被任命為御史。正統十三年（1448年）任兵部左侍郎。正統十四年七月蒙古瓦剌部太師也先率軍大舉進犯，明英宗親征，留于謙在京主持兵部工作。土木堡明軍全軍覆沒，英宗皇帝被俘，訊息傳來京城一片恐慌，侍講徐有貞建議遷都南京，于謙厲聲喝道：“提議南遷者當斬！”于謙為主抗戰得到朝內愛國官員的支援。隨後，于謙升任兵部尚書，全權負責籌劃京師防禦。國不可一日無君，為不使蒙古挾英宗威脅陰謀得逞。于謙主持英宗朱祁鎮之弟朱祁鈺即位為“代宗”尊朱祁鎮為太上皇。在打勝北京保衛戰後，也先數次要挾不成，數次進犯不成，終於釋放了英宗。

英宗還朝，而此時的代宗已不願交出皇權，遂將英宗軟禁。景泰八年（1457年）明代宗朱祁鈺病重，朱祁鎮在石亨.曹吉祥.徐有貞的謀劃下復辟成功，改年號天順。史稱“奪門之變”。復位後的朱祁鎮立即下旨逮捕了于謙，罪名“意欲”。于謙就在這座他誓死保衛的城市得到了他最後結局-斬決。史載：天下冤之！

明成化年于謙平反。弘治二年追贈諡號：“肅愍”。建祠，題為“旌功”。萬曆十八年（1489年）改諡號為忠肅。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南巡拜祠，題匾“丹心抗節”。

說起于謙，必然要說的就是北京保衛戰。

首先要說明一下為什麼會出現北京保衛戰。這要從王振說起，這貨本來是一個老師，後來由於生活艱難當了太監，然後當了皇帝的老師，皇帝對他極為信任。王太監如果能安穩地貪汙腐敗搞權謀也沒啥事，好死不死地，這貨非抱著不想當將軍的老師不是好太監，一直做著建功立業的白日夢，然後帶領20萬明軍去打蒙古人（瓦剌），在土木堡全軍覆沒，連皇帝都被俘虜了。蒙古人順勢就打到了北京城下。

此時北京城內有什麼，10萬老弱病殘的後勤部隊提起蒙古人就瑟瑟發抖（精英全埋在土木堡了），剛剛上位的新皇帝對於是戰還是跑路猶豫不決（老皇帝被俘虜了），一群嘰裡呱啦建議南遷的大臣叫喚著，再不南遷，大明就亡了！還有一個人，他就是于謙。

“建議南遷之人，該殺！”于謙是這麼說的。

于謙的勇氣感動了一眾大臣，也說服了新皇帝，於是北京保衛戰就此拉開。這是一場實力懸殊的較量，這是一場本無勝算的戰鬥，是于謙臨危受命，肩負起了保衛北京、拯救大明的責任。而於謙不是一個天生的英雄，他本來只是一個文臣，面對上面的情況，他肯定也猶豫過、彷徨過、畏懼過、痛苦過，經歷了艱苦了心理鬥爭，他最終做出了抉擇，也成為了一個真正的英雄——畏懼並能戰勝畏懼的人。最後，于謙做到了，他憑藉出色的軍事指揮才能，成功抵禦了蒙古人的大軍壓境，保住了北京，而於謙這個名字也流傳千古。

　在於謙的領導下，北京軍民贏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瓦剌敗退出長城之後，覺得繼續扣留英宗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於是把他放了回來。景泰把這位“太上皇”安置在南宮“頤養天年”。景泰八年(1457年)，景泰帝突然身染重病，臥床不起，而太子這時已經早逝，皇位繼承權發生了問題。武清侯石亨、御史徐有貞、太監曹吉祥等野心家勾結了起來，在正月十六日凌晨發動政變。石亨帶領親軍一千餘人，借加強防守之名，混入皇城(紫禁城外，地安門、安天門以裡的城區)，推倒南宮的宮牆，擁著英宗登上御輦到東華門外。守門禁軍見是太上皇，不敢阻攔，石亨揮軍直入東華門，扶英宗入奉天殿。這時天已啟明，群臣進宮早朝，見英宗已端坐在寶座上，均大吃一驚。英宗安撫群臣說：“景泰帝病重，大家迎我復位，你們各安其事，各安其位吧。” 早朝的鐘鼓聲驚動了病榻上的景泰帝，他得知英宗復辟的訊息後已無計可施了。英宗廢景泰帝為郕王，又過了一個多月，景泰帝病故，享年三十歲。

　　石亨、徐有貞、曹吉祥等復辟功臣，緊接著又捏造了于謙“意欲迎立外藩”的“謀逆罪”，將於謙逮捕入獄。天順元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于謙被押往刑場，北京百姓聞之，夾道痛哭，行刑之時，巧逢陰雲蔽天，可謂天怒人怨。

　　抄查于謙私宅時，什麼值錢的東西和謀逆的罪證也沒有查出來，于謙的住室僅遮風雨，四壁蕭然，除了書籍之外，家無餘資。錦衣衛計程車兵見之，不禁潸然淚下。成化二年(1466年)明憲宗為于謙平反昭雪，將他的故宅改為“忠節祠”。

“扶大廈之將傾，挽狂瀾於既倒”這句話在很多場合就是用來專指明朝名臣——于謙的。

于謙的功績不用贅述，中學歷史課本都學過，在明英宗在土木堡之變被俘後，組織北京保衛戰，打退瓦剌進攻，保住了明朝的江山，隨後出任宰輔，輔助明代宗處理朝政、改革軍制，讓明朝逐漸從戰敗中恢復過來。在“奪門之變”後，遭誣陷，後被複位的明英宗以謀反罪處死。于謙，是在全天下人都知道他冤枉的情況下被殺的，但是所有人也都知道，于謙必須死，也是即便這樣，于謙的歷史地位，特別是在明朝時候的地位非常的高，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在北京保衛戰的功績，更重要的是突出于謙的功勞，就會削弱另一位北京保衛戰最大貢獻者的作用，他就是明代宗。如果沒有明代宗的鼎力支援，並且居中排程協調，于謙不可能打贏這場仗，並且明代宗在極有可能出現第二次“靖康之恥”的時候，選擇臨危受命，堅持抵抗，而不是逃走，本身就是起到了穩定軍心，鼓舞士氣的作用。也正是因為如此，如果明代宗真的有這麼大的功勞，再加上他在位八年，國家政局穩定，國力逐漸恢復與發展，明英宗“多門之變”的復辟行為，就要被頂在謀權篡位的恥辱柱上了，所以為了政變的合法性，為了後世名聲，于謙接下了北京保衛戰的最大功勞而名垂青史，而明代宗卻成了默默之輩。也正是因為此，于謙必須要死，不僅是為了明英宗，也是為了明代宗。

除此之外，明英宗殺于謙還有以下原因：

其一，是明英宗的私憤。在自己被俘，朝不保夕的時候，以于謙為首的朝中大臣沒有想著按照瓦剌的條件，割地賠款，而是讓自己的弟弟取而代之，然後組織北京保衛戰全力抵抗，全然置他的生命安全於不顧。如果保衛成功則可，如果戰爭失敗了，那麼明朝的結局是又一個“靖康之恥”。當然，最後的結果是北京保衛戰取勝，明朝的江山得以保留，而明英宗在瓦剌軍營的堅毅表現不僅感動了朝臣，也感動了瓦剌，最後被放回了北京。但是，重獲自由和安全的明英宗事後仔細想想不得不有所後怕，因而產生了私憤之情也是在所難免。

其二，是為了皇位的穩定。于謙是明代宗最重要的輔政之臣，“奪門之變”後，明英宗重奪皇位，並且軟禁了明代宗，對於前朝功臣，特別是肱股之臣，得到好下場的並不多見，明英宗這麼做也是為了自己的皇位安穩，同時于謙的影響力太大，自己又是一種形式的篡位奪權，所以不殺于謙，對於自己、對於自己的皇位、對於剛剛重新獲得的皇權，都是一種威脅。

所以，明英宗藉由石亨等的栽贓構陷，處死了于謙，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的又一大冤案。

簡單說就是，于謙是大明朝的忠臣，卻不是明英宗朱祁鎮本人的忠臣。明英宗復辟之後，出於帝王個人的私怨自然不會放過於謙。

在1449年的土木堡之變中，御駕親征的明英宗兵敗被俘，瓦剌大軍挾持著明英宗繼續進攻北京。當時放在明朝面前的現實問題是，皇帝被俘了，明朝還怎麼組織抵抗，一是群龍無首，無人負總責；二時如果瓦剌逼著明英宗下旨開城，留在北京的明朝重臣們難道還能抗旨麼？

瓦剌兵臨城下之時，于謙站了出來，他力排眾議，堅決主張立明英宗之弟朱祁鈺為帝，是為景泰帝，之後又主持打贏了北京保衛戰，一度面臨亡國之危的大明朝在轉危為安。可以說，于謙對大明朝的貢獻甚至要高於二戰初期戰勝“至暗時刻”的丘吉爾。

兵敗的瓦剌後來眼見明英宗沒有大的利用價值，就釋放了明英宗，回朝後被景泰帝奉為太上皇，實則是軟禁。

1457年年初，景泰帝重病，石亨、曹吉祥和徐有貞趁機發動“奪門之變”，迎明英宗復辟。明英宗復辟後，在石亨這些人的慫恿之下，在明知于謙對大明有功的情況下，決定殺掉于謙，理由是“不殺于謙，復辟則出師無名”。是為千古奇冤。

明英宗的兒子明憲宗即位後，隨即為“罪臣”于謙平反，安定了世道人心。

站在明英宗的角度，第一，于謙忠於大明社稷，卻不是他本人的忠臣，在帝制時代，這忠君和忠社稷本就是秘而不宣的內在悖論；第二，于謙在景泰帝軟禁明英宗時，沒有成功勸止景泰帝，讓她遭受了數年的軟禁之苦。更重要的是，當景泰帝決定廢掉明英宗之子的太子之位時，于謙也沒有成功勸止，這對於明英宗而言也是殺掉于謙的理由。

對於後人而言，于謙的《石灰吟》可以說是他一生最忠實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