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厲行法治，從商鞅變法開始歷經百年形成一套很嚴密的社會管控體系，但這套管理控體系可以說是戰時法治，它一切都是為戰爭設定，軍功進爵激發底層人民鬥志，重視農業，保證戰爭糧食供應。秦國兼併戰長達百年，史書沒有過災荒的記載。

長平之戰打了三年多，趙國缺糧，軍心動搖導致四十萬大軍投降，但秦國後方卻能保證遠距離輸送足夠糧草供應前線。

還有王翦滅楚，帶60萬大軍駐紮楚國邊界，一貓就是一年多，糧草供應沒有短缺過，可見秦國農業根基多深厚。

但是秦統一之後，面對山東六國，秦奉行的還是同樣的治國政策，以治秦之術治天下就顯得捉襟見肘了。

首先，秦國長期實行的戰時法治，已經不適應當下的社會政治形勢。

其次，秦沒有產生本土思想家，沒有形成一個縱觀天下治理的思想格局。推翻西周的分封制，推行郡縣制，又沒有形成一套像周禮制度適應分封制那樣，適用郡縣制的統治思想，為維繫大一統國家，竟試圖透過愚民（燒詩書）、嚴刑峻法來維護統治，用大興土木試圖疲弊天下大眾，來尋求社會穩定，當秦始皇這個強權君王一死，無能新君繼位，天下難免不群起反抗。

再次，軍心動搖，民心喪失。秦統一六國過程中至少擁兵上百萬，可章邯帶領鎮壓農民起義的大軍很大部分竟是驪山囚徒，鎮守北方的30萬大軍，主帥蒙恬莫名被殺，寒了軍心；南征的50萬大軍，面對帝國危機按兵不動。秦統一後迫使民眾長期揹負繁重徭役，許多青壯年都奔波在服役路上，死傷者眾，基層不穩，人心浮動，折騰得天下民心盡失，量是再好的法治也難扶大廈傾倒。

誠邀。

在中國歷史上，秦國厲行法治，從商鞅變法開始歷經百年形成一套很嚴密的社會管控體系，但這套管理控體系可以說是戰時法治，它一切都是為戰爭設定，軍功進爵激發底層人民鬥志，重視農業，保證戰爭糧食供應。秦國兼併戰長達百年，史書沒有過災荒的記載。

商鞅變法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首先，變法解放生產力。 推行個體小家庭制度，之前只有奴隸主納稅，現在解放奴隸成華人後，以戶為納稅單元，擴大了國家收入。 推行縣制，極大的提高了行政效率與地方政治的責任認定。

其次， 遷都咸陽，變法之前在櫟陽，靠近魏國奪取秦國的河西之地，國防壓力巨大，遷都咸陽後，咸陽固若金湯城池，減少了壓力，也有利於政策的實施。

商鞅變法的精髓:解放生產力和鼓勵戰爭。經過一系列的改革，秦國實力大增。商鞅的變法，讓秦國空前強大，立下不世之功，被秦孝公封為君，擁有商於之地的十五城，所以稱商君。這個封君和以前的分封不同，商鞅只擁有商於之地稅收權，行政權、土地權還是國家的，而且封君只傳兩代，到第三代就得交回國家。郡縣制的結果就是貴族勢力減弱，國君勢力增強，實際上就是由封建制轉變為中央集權。分封制的結果是分權，國家實際是由貴族聯合統治，國君一個人說了不算；而郡縣制的結果就是集權，全國的權力集於國君一身。

商鞅變法使得秦國富強，為後來統一奠定基礎，那麼秦法治國卻行不通呢？

事實上，秦法之是嚴苛，而不是暴虐。導致秦朝滅亡的原因是透支民力，導致農民起義，而不是秦法治國導致的。

商鞅之法強調舉國體制，而舉國體制古已有之，商鞅之法就是秦國的舉國體制。舉國體制強調極端的國家主義，就是將國家與人民對立，國家與人民是難以調和的兩極，國家強大建立在人民弱小的基礎之上，所以，強國就必須弱民。

《商君書·弱民》：“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而且，弱民還是對外擴張的起點措施。弱民的能力是衡量國家實力的標誌，越是能夠弱民越是說明國家強大，弱民就是要剝奪人民的財富為國家所用，於是，國家就可以重刑輕賞，為所欲為。

強國弱民就必須奉行愚民政策。愚民就要瓦解民間已經形成的道德風氣，統一人民的思想，這是國家強大的基礎，《商君書·農戰》：“《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

舉國體制，農戰至上。人民幾乎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務農，要麼戰爭，農戰壓倒一切，《商君書·農戰》：“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總而言之，農戰是國家的基本國策，是人民的人生主旋律。

《商君書·農戰》：“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戰爭是人民所厭惡的，那就要動員人民戰爭，同時，要將人民置於不得不戰的背水境地，鄉里和軍隊都有組織，這樣一來，如果得不到敵人的首級，就難以回家，因為回家就會死，家人也會受到牽連，而且無處可逃，只有向前獲取敵人的首級，這是能夠生存下去的條件。

秦法中刑律佔了不少，而且刑罰方式極多，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秦法主張連坐，這種制度到了最後不僅僅是嚴苛了，可謂是苛政。秦國因為舉國體制而興，也因為舉國體制而亡，不是沒有原因的。

秦滅六國後天下走向統一，秦朝之所以沒能長久維持下去，問題不在於秦法的治國之上，更多原因是在內政上的。商鞅變法因時而生，《淮南子》裡有一句話說十分透徹，說：“諸子之學，皆出於救時之弊。”商鞅變法是以法家商鞅為代表的一次史無前例的變革，就是為解決當時問時弊而生的，戰國時期的時弊何在?諸候征伐無度，肆意戰爭吞併。春秋戰國有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諸候國內部的矛盾極少，主要矛盾是外部的諸候與諸候之間的吞併戰爭，天下大亂源於吞併戰爭，所以，當時的法家變法是以變法存國、強國為第一要務。統一後的秦朝根本沒有考慮到如何化讓民眾“有點家底”的問題，這是秦朝沒能長久最致命的地方。

秦朝滅亡後，漢朝繼續沿用秦朝所制定的律法，並且在秦法的原有基礎上不斷擴充傍法，這足以證明秦朝的滅亡跟秦法的關係不大。從漢朝吸取秦朝滅亡所採取的舉措來看，關鍵點在如何使民間財富得到積累這個問題上，而是繼續用盡民力大動土木干戈，那就是輕民財重勞役。

秦之鑑秦人無瑕自哀，漢人哀之。從史書中，不難發現，秦始皇在統一華夏後以為“功德圓滿”開始大興土木修建奢華宮殿陵墓，與此同時，在北方投入巨大的兵力、民力修築長城抵禦匈奴，在南方採取軍事措施投入50萬兵力繼續對南越用兵。這些舉措的背後其實就是驚人的兵力、民力和財力的投入!十數年疲兵勞民傷財的社會慘淡或許我們後人難以想象，但是史學家司馬遷卻給我們揭開了長期勞民傷財給一個國家帶來的結果。

《史記.平準書》記載了漢朝關於當時發動軍事戰爭及大興土木給當時人們帶來的巨大負擔。《平準書》裡載道:“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漢朝自建立七十年以來，因為吸取秦期因過分勞民財而滅亡的教訓，故不輕易勞民，不捲入戰爭才有了司馬遷在史書中所描寫的國家府庫充實，民間豐衣足食的現象。然而，在《平準書》後部分，因為長年對匈奴用兵，長年徵用民力為戰爭提供保障，海內在短短的十數年後卻是另一番慘不忍睹的現象。

“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眾，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到了元狩三年，漢朝因戰爭、天災的原因，國庫已經完全掏空，財政嚴重匱乏。短短十數年對匈奴作戰整整掏空了漢朝七十多年的國力積累，由於連年的戰爭，也導致當時漢朝大量居無定所飢寒交迫的流民產生。這是史學家司馬遷生活在那個年代真實的寫照。

將此度彼，漢朝在經歷七十年的“休養生息”後發動的一場對匈奴的戰爭，轉眼十數年光陰，民生尚且慘淡如此，對匈奴作戰歷時二十餘年的規模尚且巨大，可比起秦始皇在世之時統一後修始皇陵、建阿房宮、北拒匈奴、南征百徵的規模則小得太多了。漢朝對匈奴作戰所投入的人力、財力和時間根本不如修建秦始皇陵所投入的人力、財力和時間巨大。

可見，70萬囚徒、民夫38年修始皇陵需要多少勞力、財力來保障?無法估算;蒙恬30萬兵民修長城守邊關拒匈奴十幾年需要多少糧食物資供給?無法估算;任囂率50萬秦軍南征百越十數年又需要多少財力來保障?統一後的秦朝人數不過兩千萬，據可靠資料，1948年淮海戰爭，解放軍六十萬兵力參戰的背後是450多萬的民眾在保障著前線指戰員四十餘天，如果按照1948年淮海戰役每十名農民保障一名士兵的標準算秦始皇在位時同時做這幾件大事的話。整個秦朝兩千餘萬的老幼壯人口，根本沒空停下來考慮自家如何生活的事，而且幾件大事一折騰就是沒有停下來過，這不禁讓人膽寒。

把這幾件大事透過對比當時落後的生產力、人口及對比歷史事件和資料，不難發現，秦朝如此勞役當時的民眾，是造成絕大數人“規規活不下去”的重要因素。當時民眾口中的“暴秦”實非秦法，實是秦朝無限度的勞役。秦朝不能長久治理實是跟無限度勞民傷財脫不了關係，跟秦法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