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哲學精髓是：人與自然的共生共存的哲學發展，對大自然對人道的敬畏就是華人的價值觀，但，我們都忘了那一切了！

一切的哲學都是為正確的思想開路的！當然不是誰都能開好路！從孔子老子佛佗和毛澤東思想！都是為一個真理開路的！為什麼會出現律論學說？就是因為沒有達到最高度！

最主要的三點：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知行合一。

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觀

I. “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一個獨特的觀點，主要包含兩層意義，

第一層意義是，人是天地生成的，人的生活服從自然界的普遍規律。

第二層意義是，自然界的普遍規律和人類道德的最高原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天人合一的觀念起源於西周時代，周宣王時的尹吉甫作《丞民》詩，說民的善良德性來自天的賦予。又周室貴族劉康公說把“天地”與人的“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聯 系起來，表現了天人相通思想的萌芽。這些都是天人合一的思想。

“天人合一”即內外合一。“合”是符合、結合， “合一”是指對立的雙方有著密切的聯絡。

戰國時期，孟子講盡心、知性、知天（《孟子·盡心》）。

“性”是指“側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盡心就能知性，心性為天地所賦予，所以知性也就知天。這是天人合一觀點的開端。

《易·乾》說既要遵循天地執行的規律，又要發揮主觀能動作用，可以說是關於天人關係的一種全面的觀點。

漢代董仲舒說：“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入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 (《春秋繁露·陰陽義》）這種“天人感應”說是天入合一的粗陋形式”

到宋代，張載明確提出“天人合一”的專有名稱

程顥他是以”與物同體”講天人合一的。

程頤是說：“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程氏遺書》卷二十二上），則強調天道人道同一。朱熹、王守仁繼承程頤的觀點，王夫之繼承張載的觀點，都肯定天人合一。

二是“天人交勝”。

唐代劉禹錫在他所寫的三篇《天論》中，提出了“天人交勝” 的觀點，使天人關係學說有了新的發展。

他認為天與人各有各的作用。天的作用，人不能發揮；人的作用，天也不能發揮。人不能改變四季，天不能制定禮義。在自然方面，天勝過人；在社會方面，人勝過天。這就是天人交相勝。劉禹錫還說， 自然界要有人來治理，人又根據萬物的自然本性來治理萬物，因此天人關係除了“交相勝”的一面，尚有“還相同”的一面。

三是“天人之分”。

“天人之分”的觀點是戰國時代的荀子在他的《天論》篇中提出來的。

他的原話是：“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在這裡，“分”是＂職分”之意。現在的許多哲學書，把荀子說的“明於天人之分＂講成“天人相分”，真是莫大的誤解，是把荀子的觀點歪曲了。只要把《天論》的上下文聯絡起來作完整的理解，就會明白荀子並無“天人相分”之意。

但具體承擔的＂職分”卻各自有別：天是行“常“行”時”，地是出“財”，人是施“治”。這些都是常道，

人之治與天之常是同一的，是相聯絡的，這是荀子的觀點，因此不能曲解說荀子是主張“天人相分＂的。可知“天人之分”的“分”就是“職＂，即“職分＂。

關鍵在於“天之常”與“人之治”是同一的。但二者的職分是不一樣的，因此不能與天爭職。

這也表明“明於天人之分”的“分“確實是名詞“職分”，而不是動詞”相分＂。

荀子這個“天人之道同一，而天人之職分不同“ 的觀點，被宋代程頤作了明確的發展。程頤不談“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強調天道與人道的同一性。他說：“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

2“天人合一“ 觀念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在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的觀念佔有主導的地位，給予中國文化及其發展以長遠而廣泛的影響。擇其主要而言之，這種影響有三個方面：

第一，造成了中國文化中整體系統的、辯證發展的思維方式。人們或從“元氣”論出發，把整個宇宙看成一氣化之流行，人即在其中以求與天地氣化之流行融合為一和諧之整體。

第二，造成了追求和諧社會的理想主義傾向。中國古代的哲入認為，瞭解“天人合一＂的根本道理，就有了做人的最高境界，把美好的理想凝聚千心中，而求實現於人世。

第三，造成“誠明合能”的人生修養哲學，推動人們在成已成物、人我交融中實現人格、品德的完善。 “誠明合能”是要使人的心性修養與人我的和諧、對天地自然的順應都融合為一，以培養真善美統一的理想人格，把品德、精神逐層提升至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念也給中國文化及其發展以負面的影響。思維方式過分強調整體聯絡與統一，缺乏必要的分析和論證，致使我們沒有能經過近代的實驗科學而進入現代科學。過分強調社會的和諧與統一，而使封建社會長期停滯，資本主義萌芽生長緩慢，在一個長時期內民族心理自視過高而缺乏進取精神。

空想的理想主義使主觀易於脫離實際，而不得不違心地去美化現實。“心性之學” 重體驗，不重客觀觀察，把道德實踐作為根本的實踐活動，很難解決社會生活中的種種矛盾，也限制了實證科學的發展。

二、中庸之道的價值觀

l. ＂中庸” 意為“中是可以長久行用的典法”

＂中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價值原則。

＂中庸”這一價值原則是由孔子提出來的。

＂中庸”是＂至德”，最高的德，說在特定的條件下能行常道，因而稱頌為至德。

既然明白了“至德”是指能行常道，那麼孔子《雍也》篇中說稱＂中庸”是“至德”，則可知”中庸＂的含義是指可常行常用的最高的德。

＂庸”在《說文》中訓為“用”，在文獻中庸為“常”,“常“不是“平常”，而是“長久地行用”，在“中庸”這個術語中，＂庸”所表示的“用＂的意義和“常”相同。＂中庸”即“用中”，意為＂中是可以長久行用的典法”。

2. “ 中和“ 意為“經過對兩端的調整而達到和諧”

要在“兩端”裡面”允執其中”，即確實地把握好”中＂，就需要往返地調整以漸趨於和諧，由此而引出了“中和“這一概念。

“中庸”這一“至德”又叫“中和之德”，它表明：用中、執中，是指必須經過對兩端的調整而達到和諧。可以看出中國古代所說的＂中庸"、“中和“、“至德”，本來是指在位的賢德之人的“德”，由於此德可以常用、常行，所以又引申指他們的“行”。因而這種“德”與“行”導致的變化非一般人所可比擬，＂中庸”、“中和“含有深沉廣遠的價值觀念，確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價值原則。

三、“知行合一”的實踐觀

中國古代哲學的“知行”問題不僅是認識論的問題，更是一個倫理道德的問題。就是說，古代哲學家主張不僅要認識(“知”)， 尤其應當實踐(“行”)，只有把“知”和“行“統一起來，才能稱得上“善“。

l. 孔子、荀子、朱熹、王陽明、王夫 之的“知行“觀

從孔子開始，人們就把“言行一致”作為道德修養問題來說明。

《論語·憲問》載：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這是說言行不一非君子之道。

此後，荀子有“知輕行重”說，這是表明“行”是目的。他指出“知”的重要，但強調“行”更為重要。

到宋代，程頤提出了“知先行後”的主張。朱熹繼承了這一主張，他說：“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朱子語類》卷九）當然，朱熹並不是完全主張先知後行，他對此作了重要的補充和修正，提出知行”並進互發”說，二者皆不可偏廢。

王陽明對知與行的關係也有明確的說明。他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傳習錄》上）如果從認識論的角度，或者可以說王陽明的話有“合行於知＇的嫌疑，但從道德修養層面上看，他強調“知行合一”則是有積極意義的。

明清之際的王夫之“反對離行以為知”，提出了“行先知後” 說。他強調的是知行的分而後合，肯定知與行各有功效。

2. 中國古代“知行合一 ” 說的特點

中國古代“知行合一”說的主要內容是關於道德修養、道德實踐方面的。

這是說知行合一“實即《中庸》的誠明合一，透過道德實踐，使道德修養“達到博厚高明”、＂悠久無疆＂的境界。

中國古代的“知行合一”說，並不注重於建構理論體系，而強調身體力行，以便真切地認識並實踐“天道”和“人道”。

“知行合一“要求人們既要認識“天道”、“人道”，又能在生活中實踐“天 道”、“人道”。而“人道“本於“天道”，所以如能做到認識並實踐 “天道”，也就是認識與實踐了“天道”了。人要“知”與“行”, “天道”就必須和“天”認同。“天”與“人”是相通、相合的，因此，“知行合一”說是以“天人合一”說為前提的，或者說是從 “天人合一”說派生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