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具有獨特的飛行能力和極強的地理擴散能力，鳥類活動為某些傳染性疾病的快速傳播和擴散帶來了潛在風險。自20 世紀以來，以禽霍亂、禽波特淋菌病、西尼羅河熱、禽流感等為代表的鳥類疾病頻繁暴發，導致為數眾多的野生鳥類、家禽甚至人類死亡，給社會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不同疾病導致的鳥類死亡量、易感物種數量、暴發頻率和地理擴散等特徵差異顯著。疾病可能造成鳥類大量死亡，從而對鳥類種群，特別是瀕危鳥類種群造成嚴重影響。其中，人畜共患病還會導致家禽家畜甚至人類的死亡，從而對社會產生嚴重的影響。野生鳥類作為多種疾病傳播的媒介，其移動和遷徙可能會導致疾病的傳播與擴散。
有關野生鳥類細菌性與病毒性疾病的研究,國外進行了較為廣泛的調查研究,現已從野生鳥類中分離出多種病原菌, Smits等(1987)研究了荷蘭鳥類的禽結核病的流行狀況;Brittingham等(1988)對野生鳥類的6個屬的帶菌狀況進行了調查研究;Botzler(1991)在總結了180多篇有關文章的基礎上,對野鳥的禽霍亂進行了流行病學的研究,列出了有120多種野生鳥類可以自然感染多殺性巴氏桿菌,多種溼地鳥類對此病易感染桿菌;Qussy等(1992 )研究了加拿大環嘴鷗(Larusdelawarehsis)的沙門氏菌、變形桿菌和李氏桿菌的帶菌狀況,並對鷗類在這些病原菌的傳播和擴散中的作用進行了探討。現已從美國野生水禽的糞便樣品中分離到多株霍亂弧菌,認為野生水禽在霍亂弧菌的擴散和傳播中可能起一定的作用。Aguirre等(1992)從墨西哥紅嘴樹鴨(Dendrocygna autumnalis)的110份成年個體的糞便樣品中分離出25種革蘭氏陰性桿菌和4種革蘭氏陽性球菌。另外在一些大型的野生鳥類疾病調查中也有細胞性疾病的報道。據報道,能引起野生鳥類疾病的病毒有蟲媒體病毒(Arboviruses)、腺病毒(Adenovirus-es)、皰疹病毒(Herpesviruses)、呼腸弧病毒(Orivbiruses,Reoviridae)、乳多空病毒(Papo-vaviruses)、正粘病毒(Ortnomyxovirues)、副粘病毒(Paramyxoviruses)、細小病毒(Parvovirus-es)、細小病毒樣病毒(Parvo like viruses)、小RNA病毒(Picornaviruses)、痘病毒(Poxvirus-es)、披膜病毒(Togaviruses)、反轉錄病毒(Re-proviruses)和一些未分類的病毒(Unclassifiedviruses)。表明野生鳥類可以感染或機械地攜帶許多種病毒,這些病毒除對野生鳥類,尤其是一些易危、瀕危鳥類的生存構成威脅外,有許多病毒還可以感染人和家養動物而引起疾病。現在各國研究和報道較多的野生鳥類的病毒性疾病是新城疫(ND)和禽流感(AI),許多國家的政府每年都要花巨資用於治療和預防這兩種家禽重要的傳染病。新城疫病毒及其產生的陽性抗體已經在許多種野生鳥類中分離和監測到。現已證明許多鳥類可以攜帶或感染新城疫病毒。這些病毒對有些鳥類是致病性的。有些種類對這種病毒有著較強的抵抗力而成為該病毒的機械攜帶者(Mechanical carr-iers),在其遷飛或覓食過程中就可能將這些病毒傳播。
流感病毒是危害性很大的一類病毒,常可引起野生水禽和家禽的大批死亡。野生鳥類,尤其是雁鴨類在這種病毒傳播中的作用已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研究。現已從12個屬88種野生鳥類中分離到A型流感病毒。動物實驗表明,這些流感病毒中有很多毒株具有很強的致病性。已發現有90種蟲媒體病毒和野生鳥類的活動有關,有一些(如WEE)和野生鳥類密切相關。其它的和人及家養動物關係密切的病毒如Ockelbo病毒、雞減蛋綜合症病毒在野生鳥類中的流行狀況也引起了人們的研究興趣。
中國在野生鳥類的病毒性疾病研究方面也開展了一些工作。郭元吉等(1981)從中國17種不同野生鳥類的207份糞樣的24份中分離出了甲型流感病毒,證明流感病毒在中國野生鳥類中的分佈也是極為廣泛的。周永蓮等(1990)關於黑頸鶴和灰鶴感染新城疫的報道;孫宗禹等(1994)對186只麻雀的血清和糞便樣品進行了新城疫的抗體監測和病毒分離,有8只個體新城疫抗體陽性並分離出1株新城疫病毒強毒株,這一方面說明新城疫病毒宿主的廣泛性,另一方面也說明這種疾病對一些易危、瀕危野生鳥類存在著潛在的威脅。王永山等(1994)對麻雀感染雞法氏囊病病毒的狀況進行了調查,並研究了所分離病毒的理化性質。雷光壽(1986)從丹頂鶴中分離到瘡疹病毒並對其理化性質進行了研究,為保護這一瀕危物種做出了貢獻。
野生鳥類疾病的防控方法是開展高效的疾病監測，進行早期發現和應對。鳥類疾病的監測通常可以劃分為被動監測和主動監測兩種型別。前者主要基於疾病感染物件的調查發現和診斷，常用的方法包括對鳥類發病和死亡事件的調查以及警示物種的監測等; 後者則依靠建立監測網路對動物及其環境中的病原體及其抗體水平進行檢測，從而實現疾病的早期發現和預警，常用方法有活體取樣監測和糞便取樣監測等。在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監測中，目前通常採用酶聯接免疫吸附劑測定法檢測樣品血清中禽流感病毒抗體的相對水平，使用 RT-PCR 法( 反轉錄聚合酶鏈反應)檢測各種樣品中的禽流感病毒的存在狀況。基於鳥類疾病監測和疾病生態學的系統研究，可以對疾病暴發進行預測預警和風險評估。世界動物健康組織的風險分析方法目前已被廣泛應用於動物疾病風險分析。其分析程式包括風險因子辨識、風險評估、風險管理和風險資訊交流。例如，Martinez 等將 25 種重要水鳥確定為風險因子評估了西班牙從歐洲其他國家傳入 H5N1 HPAI 的風險。數學模擬模型也被廣泛應用於對鳥類疾病的擴散狀況進行分析，以及對疾病感染風險進行實時預測。這些方法的應用使人們能夠掌握一些疾病的發生規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對疾病的趨勢進行預測，從而為疾病的防控提供依據。
成功的疾病防控需要在“防”和“控”兩個層面開展工作。在“防”的層面，首先要做好疾病相關的基礎研究，包括: ( 1) 確定宿主鳥類( 疫源鳥類) 的種類、分佈和遷徙規律; ( 2) 進一步揭示野生鳥類在疾病傳播中的作用; ( 3) 監測疾病的變化趨勢和病原體的變異規律。在此基礎上，加強對疾病的主動監測，切斷疾病的傳播途徑，加強棲息環境管理，制定疫情應急議案，積極研製疫苗和抗病藥物。除了關注野生鳥類在疾病傳播中所起作用，限制家禽與野生鳥類接觸也是人畜共患病預防策略中的關鍵部分。應儘可能地減少人、家禽與野生鳥類間的接觸，提高家禽飼養水平，避免散養; 嚴格管理家禽與野生動物交易市場; 加強檢疫免疫工作; 杜絕非法無證家禽和野生動物貿易。與此同時，開展公眾宣傳和教育，普及疾病預防知識，使公眾做好自我防護。在“控”的層面，在疾病發現的第一時間整合各相關部門資源，確定疫情地點及範圍，採取必要的隔離措施，對死亡鳥類進行無害處理。加強公眾宣傳，暢通訊息渠道，避免社會恐慌。在有條件的情況下，積極應用疫苗和抗病藥物。
中國幅員遼闊，橫跨多個地理區系和氣候帶，擁有極為豐富的鳥類資源，但有關野生鳥類傳染性疾病的研究卻起步較晚。2005 年 5 月，青海湖暴發了全球首次野生鳥類的大規模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後，在中國的多個地點陸續暴發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才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2004 年，國家林業局和中科院聯合向國務院呈報《關於建立全國陸生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監測預警系統的請示》，並組織編制了《全國陸生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監測預警體系建設總體規劃》。國務院將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監測體系建設正式納入《全國動物防疫體系建設規劃》，並於 2006 年批覆實施。2005 年，國家林業局成立了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監測總站，為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監測監測體系建設提供了有效保障。目前，中國疫源疫病監測網路已經形成，在配備必要的人員和設施裝置的基礎上，對中國陸生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狀況開展了全天候監測，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截至2008 年，共發現、妥善處置了 717 起包括鳥類在內的野生動物( 212 種 36538 只) 異常死亡事件，成功防控了多起動物疫病和禽流感疫情。
中國鳥類疫源疫病監測工作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體現在: ( 1) 目前的監測站點數量雖然較多，但佈局不均衡，尤其是在禽流感等疫病高發的青藏高原的很多地區還有監測空白; ( 2) 監測站點的基礎設施落後，缺乏穩定的資金投入; ( 3) 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不健全，缺乏有效保障; 在發現疫情後很難快速整合、利用其他部門的資源開展防控工作; ( 4) 相關科技支撐不足，相關領域的專家不足，科研工作滯後; ( 5) 監測站點的監測人員普遍缺乏必要的基礎知識，監測工作缺乏針對性和科學性。
由於具有獨特的飛行能力和極強的地理擴散能力，鳥類活動為某些傳染性疾病的快速傳播和擴散帶來了潛在風險。自20 世紀以來，以禽霍亂、禽波特淋菌病、西尼羅河熱、禽流感等為代表的鳥類疾病頻繁暴發，導致為數眾多的野生鳥類、家禽甚至人類死亡，給社會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不同疾病導致的鳥類死亡量、易感物種數量、暴發頻率和地理擴散等特徵差異顯著。疾病可能造成鳥類大量死亡，從而對鳥類種群，特別是瀕危鳥類種群造成嚴重影響。其中，人畜共患病還會導致家禽家畜甚至人類的死亡，從而對社會產生嚴重的影響。野生鳥類作為多種疾病傳播的媒介，其移動和遷徙可能會導致疾病的傳播與擴散。
有關野生鳥類細菌性與病毒性疾病的研究,國外進行了較為廣泛的調查研究,現已從野生鳥類中分離出多種病原菌, Smits等(1987)研究了荷蘭鳥類的禽結核病的流行狀況;Brittingham等(1988)對野生鳥類的6個屬的帶菌狀況進行了調查研究;Botzler(1991)在總結了180多篇有關文章的基礎上,對野鳥的禽霍亂進行了流行病學的研究,列出了有120多種野生鳥類可以自然感染多殺性巴氏桿菌,多種溼地鳥類對此病易感染桿菌;Qussy等(1992 )研究了加拿大環嘴鷗(Larusdelawarehsis)的沙門氏菌、變形桿菌和李氏桿菌的帶菌狀況,並對鷗類在這些病原菌的傳播和擴散中的作用進行了探討。現已從美國野生水禽的糞便樣品中分離到多株霍亂弧菌,認為野生水禽在霍亂弧菌的擴散和傳播中可能起一定的作用。Aguirre等(1992)從墨西哥紅嘴樹鴨(Dendrocygna autumnalis)的110份成年個體的糞便樣品中分離出25種革蘭氏陰性桿菌和4種革蘭氏陽性球菌。另外在一些大型的野生鳥類疾病調查中也有細胞性疾病的報道。據報道,能引起野生鳥類疾病的病毒有蟲媒體病毒(Arboviruses)、腺病毒(Adenovirus-es)、皰疹病毒(Herpesviruses)、呼腸弧病毒(Orivbiruses,Reoviridae)、乳多空病毒(Papo-vaviruses)、正粘病毒(Ortnomyxovirues)、副粘病毒(Paramyxoviruses)、細小病毒(Parvovirus-es)、細小病毒樣病毒(Parvo like viruses)、小RNA病毒(Picornaviruses)、痘病毒(Poxvirus-es)、披膜病毒(Togaviruses)、反轉錄病毒(Re-proviruses)和一些未分類的病毒(Unclassifiedviruses)。表明野生鳥類可以感染或機械地攜帶許多種病毒,這些病毒除對野生鳥類,尤其是一些易危、瀕危鳥類的生存構成威脅外,有許多病毒還可以感染人和家養動物而引起疾病。現在各國研究和報道較多的野生鳥類的病毒性疾病是新城疫(ND)和禽流感(AI),許多國家的政府每年都要花巨資用於治療和預防這兩種家禽重要的傳染病。新城疫病毒及其產生的陽性抗體已經在許多種野生鳥類中分離和監測到。現已證明許多鳥類可以攜帶或感染新城疫病毒。這些病毒對有些鳥類是致病性的。有些種類對這種病毒有著較強的抵抗力而成為該病毒的機械攜帶者(Mechanical carr-iers),在其遷飛或覓食過程中就可能將這些病毒傳播。
流感病毒是危害性很大的一類病毒,常可引起野生水禽和家禽的大批死亡。野生鳥類,尤其是雁鴨類在這種病毒傳播中的作用已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研究。現已從12個屬88種野生鳥類中分離到A型流感病毒。動物實驗表明,這些流感病毒中有很多毒株具有很強的致病性。已發現有90種蟲媒體病毒和野生鳥類的活動有關,有一些(如WEE)和野生鳥類密切相關。其它的和人及家養動物關係密切的病毒如Ockelbo病毒、雞減蛋綜合症病毒在野生鳥類中的流行狀況也引起了人們的研究興趣。
中國在野生鳥類的病毒性疾病研究方面也開展了一些工作。郭元吉等(1981)從中國17種不同野生鳥類的207份糞樣的24份中分離出了甲型流感病毒,證明流感病毒在中國野生鳥類中的分佈也是極為廣泛的。周永蓮等(1990)關於黑頸鶴和灰鶴感染新城疫的報道;孫宗禹等(1994)對186只麻雀的血清和糞便樣品進行了新城疫的抗體監測和病毒分離,有8只個體新城疫抗體陽性並分離出1株新城疫病毒強毒株,這一方面說明新城疫病毒宿主的廣泛性,另一方面也說明這種疾病對一些易危、瀕危野生鳥類存在著潛在的威脅。王永山等(1994)對麻雀感染雞法氏囊病病毒的狀況進行了調查,並研究了所分離病毒的理化性質。雷光壽(1986)從丹頂鶴中分離到瘡疹病毒並對其理化性質進行了研究,為保護這一瀕危物種做出了貢獻。
野生鳥類疾病的防控方法是開展高效的疾病監測，進行早期發現和應對。鳥類疾病的監測通常可以劃分為被動監測和主動監測兩種型別。前者主要基於疾病感染物件的調查發現和診斷，常用的方法包括對鳥類發病和死亡事件的調查以及警示物種的監測等; 後者則依靠建立監測網路對動物及其環境中的病原體及其抗體水平進行檢測，從而實現疾病的早期發現和預警，常用方法有活體取樣監測和糞便取樣監測等。在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監測中，目前通常採用酶聯接免疫吸附劑測定法檢測樣品血清中禽流感病毒抗體的相對水平，使用 RT-PCR 法( 反轉錄聚合酶鏈反應)檢測各種樣品中的禽流感病毒的存在狀況。基於鳥類疾病監測和疾病生態學的系統研究，可以對疾病暴發進行預測預警和風險評估。世界動物健康組織的風險分析方法目前已被廣泛應用於動物疾病風險分析。其分析程式包括風險因子辨識、風險評估、風險管理和風險資訊交流。例如，Martinez 等將 25 種重要水鳥確定為風險因子評估了西班牙從歐洲其他國家傳入 H5N1 HPAI 的風險。數學模擬模型也被廣泛應用於對鳥類疾病的擴散狀況進行分析，以及對疾病感染風險進行實時預測。這些方法的應用使人們能夠掌握一些疾病的發生規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對疾病的趨勢進行預測，從而為疾病的防控提供依據。
成功的疾病防控需要在“防”和“控”兩個層面開展工作。在“防”的層面，首先要做好疾病相關的基礎研究，包括: ( 1) 確定宿主鳥類( 疫源鳥類) 的種類、分佈和遷徙規律; ( 2) 進一步揭示野生鳥類在疾病傳播中的作用; ( 3) 監測疾病的變化趨勢和病原體的變異規律。在此基礎上，加強對疾病的主動監測，切斷疾病的傳播途徑，加強棲息環境管理，制定疫情應急議案，積極研製疫苗和抗病藥物。除了關注野生鳥類在疾病傳播中所起作用，限制家禽與野生鳥類接觸也是人畜共患病預防策略中的關鍵部分。應儘可能地減少人、家禽與野生鳥類間的接觸，提高家禽飼養水平，避免散養; 嚴格管理家禽與野生動物交易市場; 加強檢疫免疫工作; 杜絕非法無證家禽和野生動物貿易。與此同時，開展公眾宣傳和教育，普及疾病預防知識，使公眾做好自我防護。在“控”的層面，在疾病發現的第一時間整合各相關部門資源，確定疫情地點及範圍，採取必要的隔離措施，對死亡鳥類進行無害處理。加強公眾宣傳，暢通訊息渠道，避免社會恐慌。在有條件的情況下，積極應用疫苗和抗病藥物。
中國幅員遼闊，橫跨多個地理區系和氣候帶，擁有極為豐富的鳥類資源，但有關野生鳥類傳染性疾病的研究卻起步較晚。2005 年 5 月，青海湖暴發了全球首次野生鳥類的大規模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後，在中國的多個地點陸續暴發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才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2004 年，國家林業局和中科院聯合向國務院呈報《關於建立全國陸生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監測預警系統的請示》，並組織編制了《全國陸生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監測預警體系建設總體規劃》。國務院將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監測體系建設正式納入《全國動物防疫體系建設規劃》，並於 2006 年批覆實施。2005 年，國家林業局成立了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監測總站，為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監測監測體系建設提供了有效保障。目前，中國疫源疫病監測網路已經形成，在配備必要的人員和設施裝置的基礎上，對中國陸生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狀況開展了全天候監測，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截至2008 年，共發現、妥善處置了 717 起包括鳥類在內的野生動物( 212 種 36538 只) 異常死亡事件，成功防控了多起動物疫病和禽流感疫情。
中國鳥類疫源疫病監測工作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體現在: ( 1) 目前的監測站點數量雖然較多，但佈局不均衡，尤其是在禽流感等疫病高發的青藏高原的很多地區還有監測空白; ( 2) 監測站點的基礎設施落後，缺乏穩定的資金投入; ( 3) 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不健全，缺乏有效保障; 在發現疫情後很難快速整合、利用其他部門的資源開展防控工作; ( 4) 相關科技支撐不足，相關領域的專家不足，科研工作滯後; ( 5) 監測站點的監測人員普遍缺乏必要的基礎知識，監測工作缺乏針對性和科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