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大臣被皇帝坑的慘，最慘不過把身家性命給弄丟了吧。

電視劇《康熙微服私訪記》裡有一段叫《紫砂記》。裡面有個惡霸班得五，說是有一次太宗皇太極打獵迷路，班得五祖上把家裡僅有的一頭驢送給皇太極讓他回家。皇太極感念班家忠義，賜丹書鐵券，讓班家免死三次。後來康熙微服私訪，發現班家後代班得五危害一方，決定剷除，礙於丹書鐵券不能違背皇太極當年的旨意，最後是偷偷把丹書鐵券換了個假的才殺了班得五。

我們知道，《康熙微服私訪記》是戲說，不是歷史。清代已經沒有丹書鐵券了，但是類似免死金牌的丹書鐵券在歷史上還真實的存在過。

其中要數大明朝的丹書鐵券最為有意思，上面會鐫刻頒發給本人的日期，以及本人的名字和功勳，上面還有記載一些事蹟以及一些表彰的話，然後接下來就是皇帝的誓言，然後就是給你的特權，可以免死或者是免幾死，後代享受什麼待遇等等。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後就曾大賞開國功臣丹書鐵券。我們知道朱元璋在晚年的時候暴躁異常，大肆的屠戮功臣，家裡有丹書鐵券的，基本上都給屠戮了一遍。這哪裡是什麼免死金牌，真的是一塊催命的膏藥符！

李鴻章算一個吧，被大清坑慘了，多麼正直無私的一個人，馬關條約是清政府同意的，讓人家去簽字，被後世代唾罵為賣國賊！

要說論坑大臣的一百種套路，崇禎認第二，沒人敢認第一。崇禎皇帝在位17年，有記載的兵部尚書換了14個（“帝在位十七年間，易中樞十四人，皆不久獲罪。”），內閣大學士更是換了50人之多！由於崇禎的個性使然，善猜忌，反覆無常，對臣下不信任，還老愛甩鍋，因此當他的臣子實在是地獄模式了。光坑已經不足以形容，直接把大臣坑到死才是正常的。

隨便來舉兩個例子。

1、兵部尚書王洽。王洽是萬曆三十二年的進士，史書記載“儀表頎偉，危坐堂上，吏民望之若神明。其廉能為一方最。”說王洽這人長得相貌堂堂，而且為官清正廉明，深受百姓愛戴。

有一天，崇禎看見王洽了，覺得王洽這人長得儀表雄偉，碰巧當時的兵部尚書王在晉被罷免了，就提拔王洽替代他。結果王洽坐了這個位置還不到一年，皇太極帶人打到北京城下了。那怎麼辦呢？崇禎就召大臣商議啊。這時有個人侍郎周延儒說了：“嘉靖皇帝（世宗）那時候啊，斬了一個丁汝夔就把敵人嚇跑了。”丁汝夔是嘉靖時期的兵部尚書，這人顯然是跟王洽有私仇，出了這麼一個損主意。沒想到，崇禎居然還同意了！“帝頷之，遂下洽獄，以左侍郎申用懋代。”這個王尚書真是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啊。無緣無故就被皇帝拿下了，結果第二年四月，死在牢裡了，你說慘不慘？

這還不是最慘的，死了還不夠。崇禎還派人把他的屍體五馬分屍。“尋論罪，復坐大辟”大辟是古代酷刑之一，差不多就是把王洽屍體再五馬分屍吧，那真叫一個慘字！

王洽：我懷疑皇帝可能是個智障吧？

2、兵部尚書陳新甲。要不說崇禎跟兵部尚書有仇呢，這個倒黴的陳新甲又是兵部尚書。陳新甲也是萬曆年間的進士，史書稱他辦事幹練：“軍書旁午，裁答無滯。”崇禎十三年(1640年)正月，做了兵部尚書。

由於崇禎十五年松錦之戰的大敗，導致內外交困，逼得崇禎不得不跟皇太極進行議和。陳新甲受命負責這項工作，但十分保密，其他大臣不知道。崇禎帝先後手寫書信數十封，交陳新甲同皇太極聯絡，告誡他千萬不能洩露。當然，也是這位陳尚書自己作死。

一日，陳新甲部下兵部職方郎中馬紹愉回京，以機密檔案報告。陳新甲深夜看完報告後，沒有收起來，放在桌上。第二天早晨，陳新甲的家僮誤以為是塘報稿(“塘報”相當於現代的政府機關內部簡報)，交付出去，進行抄傳。於是，朝廷上下輿論譁然：皇帝居然揹著群臣跟敵人議和了？這下子崇禎的面子保不住了，那對不住了，只能拿你開刀了。皇帝大怒，把陳新甲關進監獄，誰求情都不好使，最後陳新甲被凌遲處死。

陳新甲：明明是你要議和，黑鍋還要我背？

統計崇禎在位的17年裡，一共撤換了14個兵部尚書，而且還都是正兒八經的兵部尚書，僅僅只加兵部尚書銜的還沒計算在內。這十四人裡，其中有九個被治了重罪：斬首者一人，治死者一人，自殺三人，下獄兩人，革職查辦兩人。做崇禎的官難，做崇禎的兵部尚書更是難上加難啊！

歷史上，坑大臣的皇帝的確有就比如：

朱元璋坑功臣

丹書鐵卷，作為我們熟知的免死金牌，往往被皇帝賜給大臣，用來獎賞有功之士和拉攏人心。朱元璋坐擁天下以後，一度透過發放丹書鐵捲來獎賞勳貴，但是，知丹書鐵卷弊端的朱元璋，不想被這玩意兒束手束腳，所以在其免死範圍和功能方面動了心思：一是謀逆這些大罪不能免死；二是不能用於子孫免死。

於是，在朱元璋下手時剷除勳貴時，諸如李善長這樣的有功之臣很快發現自己手中的免死金牌成了廢鐵，因為他們自己被定的幾乎都是謀逆大罪，根本不受丹書鐵卷保護，於是眾人也只能引頸受戮，而且稍上了家人。

漢武帝坑藩王

漢朝中央前期飽受藩王之害，為了對付同姓藩王，皇帝是傷透了腦筋，景帝強行削藩吧，結果卻爆發了七國之亂。硬的不行只能來軟的，到了漢武帝時，坑藩王的套路就來了，那就是推恩令。

這推恩令，表面上是皇恩浩蕩惠及藩王子孫，實則是透過把藩王封地不斷分給他們子孫的手段，把藩王們的實力拆的七零八碎，這可不就是誰子嗣越多誰就越吃虧的節奏啊，這招毒得，讓藩王們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結果就是，藩王領地越分越小，實力越來越弱，而中央管轄的地方是越來越大了，郡縣制得以順利推行。

唐高宗李治坑上官儀

說的是唐高宗時期，高宗感覺自己一直被皇后武則天壓制，所以萌生了要廢后的想法，於是高宗召來宰相上官儀商量對策，上官儀進言道：“皇后專橫，海內失望，應廢黜以順人心”。這話深得高宗之心，於是就命他起草廢后的詔書。結果訊息很快傳到了武則天耳中，武則天直接向高宗申訴辯解，高宗心一軟，再加上擔心惹毛了老婆，就把上官儀給賣了：“都是上官儀教我的”。可憐的上官儀就這樣悲催的替高宗背了大鍋，結果遭到了武則天的打壓報復，被誣陷之後慘遭殺害。

崇禎坑孫傳庭

崇禎一向急功近利而又生性多疑，在孫傳庭帥軍時，就老催促孫主動出擊與農民軍交戰。崇禎十六年（1643年）五月，朝廷命孫傳庭兼督河南、四川軍務，隨後升為兵部尚書，改稱督師，加督山西、湖廣、貴州及江南、北軍務，兵部侍郎張鳳翔進言：“孫傳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將，皇上只有此一付家當，不可輕動”，而且孫傳庭也深知軍力不濟，也不想倉促出戰，但是崇禎不聽，就是要孫率著大明最後的一點精銳去決戰。結果孫傳庭戰死，軍隊全軍覆沒。可悲的是崇禎卻認為孫傳庭詐死潛逃，在其死後都沒有給予贈蔭。

這就必須要談談那場葬送滿朝文武的集體旅行——土木堡一日遊（單程票）

事情的起因來自於一場“騙賞”風波。蒙古瓦剌從明永樂年間就跟明朝交好，互通貿易。而明朝實行的又是朝貢le制度，所以每次都要給瓦剌的使臣一筆貴重的財物，數量根據人數而定。

瓦剌突然就發現了一條發財之道，一開始只派五十人前往明朝進行交流貿易，之後越來越多，最後已經發展到兩千人到明朝“打秋風”，要的還都是貴重的寶物。明政府這就不爽了，可是瓦剌已經在蒙古做大，尾大不掉了，稍不順意，就在邊境作亂。所以朝廷也不得不忍氣吞聲，用財寶換和平。

時間很快就到了明英宗正統十四年，瓦剌派了兩千人，詐稱三千人請賞。這時候的寵宦王振就不爽了——誰到我的碗裡搶東西吃了，我還沒吃飽呢。所以王振就“正氣凜然”地削減的貢賞。

瓦剌人這就不爽了呀，升米恩鬥米仇，明朝你這是不想餵我這個“大寶寶”了呀。我剛好也吃飽了，那就開戰吧。於是瓦剌軍很快分兵四路，直接奔赴京城找明英宗算賬。

明朝內部王振遮蔽聖聽，慫恿皇帝親征。王振當然不是為了皇帝的顏面，而是為了能帶兵出征玩玩。而這個玩玩就將要了滿朝文武的性命。

1449年，王振和英宗帶著百餘名中央要員和五十萬大軍前往前線。可是還沒到前線，就聽聞前線慘敗，王振立馬就宣佈班師回朝。可是直接回去也就算了，王振的太監還想著衣錦還鄉，帶著浩浩蕩蕩的軍隊回到自己老家蔚州。但是又怕軍隊踩了自己的田畝，於是帶著軍隊四處輾轉，來來回回讓軍隊陷入非常疲憊的境地。

等到了土木堡，瓦剌已經追了上來。兵部尚書鄺埜讓明英宗回到居庸關，可是王振偏偏不聽，去了隔壁的土木堡。但是土木堡沒有水源，留守的二十多萬人在山包上渴得口乾舌燥。這時候瓦剌首領詐稱退讓，並讓明軍下山飲水，於是一群人嘩啦啦地就湧到山下喝水。

這下子，失去整備和士氣的明軍就如同待宰羔羊一樣顯露在了瓦剌騎兵的刀下。很快就屍橫遍野，血流漂杵。二十萬大軍死傷近半，大小貴族和官員死傷無數，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蕭維楨、禮部左侍郎楊善、文選郎中李賢等數人僥倖逃出，明英宗被瓦剌俘虜。

不過幸運的是，于謙等人因為跟王振關係不好，被踢出了這趟“風光之旅”，僥倖逃過一命。這才有了北京保衛戰延續了明朝的國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