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邀！這是個敏感的話題，小民無聊試著說說，不託請指教。

政治邏輯其實並不複雜。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皇帝或領袖們不是獨自存活的。雖然詞源學Monarchy（君主制）一詞指「一人統治」-即孤家寡人，但事實上是不存在的，他有一個觸及社會各階層核心集團的人員結構（通俗的說法-即得利益者們），這個集團的支援將確保他的王位。

革命的一般經驗法則是什麼？當現存制度的守護者們對報償不滿或其奢華生活看不到前景、有意尋找新的領導人來關照他們時，革命就會發生。統治的關鍵在於支付足夠的報酬給支持者或者是提出遠景，而不是善治或代表普遍意志（這也可以套用於借殼上市公司管理）。歷史上的革命絕少自下而上的，這種例子非常多。比如，2011年2月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被大規模抗議活動所擊敗就是一個範例。表面是民眾，而實質是埃及軍方最高將領們不合作，默許示威者佔據街頭，人們不用擔心軍隊鎮壓，因此示威越演越烈，最終導致穆巴拉克下臺。這樣的例子在伊朗也上演過-阿亞圖拉.魯霍拉.霍梅尼的成功關鍵在於軍隊拒絕阻止不滿人民走上街頭。為什麼會這樣？前者因美國削減對埃及的援助加上嚴重的經濟困難導致高失業率，導致穆巴拉克集團內部的支持者看不到前途、得不到實際報償，人們相信造反的風險和代價比正常情況下小；後者，是軍隊或巴列維國王集團內部人們知道國王命不久矣-得了癌症。快死掉的國王當然是無法保障報償的，享有奢侈報償在前途渺茫下，選擇了袖手旁觀，為革命鋪平了道路～歐洲的情況也是一樣的，比如，路易十四等等。有時間翻翻歐洲歷史書籍就明瞭了～

我對這方面問題的幾點看法:

一 黑死病在中世紀肆虐歐洲，人口最多估計減少了三分之一，這樣導致了勞動力的缺失，大量土地拋荒，佃農與地主矛盾並不尖銳。

二 歐洲幾個大國之間是曠日持久的戰爭，民族矛盾尖銳，客觀上緩解了土地矛盾。

三 歐洲的封建主較多的是中小封建主，彼此攻伐不斷，因此土地矛盾被掩蓋了。

四 宗教力量強大，滲透到基層，階級矛盾得到適當的緩解。幾次十字軍東征也減少了人口，緩解了土地矛盾。

五 當人口復甦，土地兼併嚴重，宗教改革開始，民眾開始了反抗，18世紀開始，歐洲的混亂開始了。

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中國是一個世俗化的國家，而歐洲是一個政教雙重統治的社會。中國古代雖然也有宗教，但是對於社會的影響力，遠不如歐洲。這就使得宗教的精神鴉片作用相對來說不如歐洲社會明顯。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就有大量的歐洲學者指責天主教對於歐洲社會發展的負面作用，其中有一條就是天主教把民眾教導成了綿羊，讓主教和貴族們肆無忌憚的驅使和奴役。而中國秦朝的時候就有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反抗精神。意識上的重大差異，是導致中國和歐洲在底層民眾反抗上存在巨大差異的重要原因。

第二，中國的社會結構是相對扁平化的，而歐洲從中世紀開始，是一個金字塔結構，相對來說歐洲社會的結構更穩定一些。中國從秦代開始就實行了郡縣制度。皇帝從士大夫當中選擇官員。士大夫入朝則為官，出則為民，但是又可以在最基礎的縣一級社會中充當鄉紳，成為基層統治的主要輔助力量。無論是早期的察舉制還是後來的科舉制，本質上都是這樣一種邏輯。也就是說，皇帝要鞏固統治，必須於是大夫達成政治同盟，皇帝向士大夫們讓渡部分統治權，與此同時換得士大夫為他在中下層社會鞏固統治的回報。也就是說，以皇帝和士大夫聯盟為基礎的統治階層要直接面對農民這樣的底層民眾。一旦發生利益衝突，農民的矛頭直指統治核心皇帝。而皇帝與士大夫階層的統治聯盟破裂，士大夫階層又會利用農民起義作為改朝換代的工具。歐洲社會則完全不同。 國王和中國的皇帝在統治模式上相差很大。國王實際上是貴族推選出來的共主。在歐洲近代擴張王權以前，國王的權力其實很小。而在國王之下又有諸多大貴族。大貴族將土地分封給中小貴族。中小貴族則將土地分給農奴耕作。歐洲封建制度的一個特點在於，不承認分封權力的傳遞性。也就是說，國王雖然分封土地給了大貴族，大貴族向國王效忠。但是從大貴族那裡獲得土地的中小貴族卻不用向國王效忠，只需要向大貴族效忠。同樣的農奴只效忠於自己的領主，而不效忠於國王。歐洲由此形成了一個金字塔形的統治秩序結構。在這種情況下，歐洲與中國相比，基層的統治力量非常強，但越是往上，統治力越是分散，中國則正好相反。中小貴族的權力世襲罔替，長期在自己的領地上生活，並監督農奴的生產勞動，對農奴的直接管理要比中國地方官僚的管理強度要大得多。因此，農奴的造反成本遠比農民的造反成本來的高。

近代歐洲社會的變革力量，其實來源於兩個契機。一個是歐洲中世紀晚期時候，發生了嚴重的黑死病疫情。這一方面，導致了人口的迅速衰減，使得勞動力成本急速上漲，刺激了機械對於人力的替代。另外一方面，也因此衝擊的歐洲傳統的莊園式經濟。另一個是商業經濟的發展所帶來的城市的繁榮。歐洲的城市在中世紀晚期，逐步擴張，並大量吸收從農村逃離出來的勞動力。綜合來看，黑死病直接打擊了歐洲的莊園，城市的發展則從側面削弱了莊園經濟。最終導致了歐洲傳統莊園經濟的破產，這就為之後資本主義城市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歐洲近代的社會革命，早期的時候幾乎都是由上層社會推動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和底層民眾的關係其實不大。法國大革命的時候，英國早已完成了社會轉型，並開始進行工業革命。因此法國大革命雖然是歐洲社會少見的全社會動員參與的社會變革，但不是歷史程序的開啟者，而只是歷史的推動者。

我認為，只要是“封建帝國”就不會缺少農民起義，歐洲此種現象之所以少，主要是因為歐洲很少有真正的大“帝國”而已，能夠稱得上帝國的可能也只有“羅馬帝國”了，在那個時期，起義和暴動也是非常常見的。那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中國和歐洲歷史上的起義形成鮮明的對比呢？

原因一：階級矛盾

中國古代疆域遼闊，耕地富庶，主要矛盾存在於朝廷的徭役和各類苛捐雜稅讓農民無以為生，而農民大都喜歡聚集而居，當遇到朝廷亂政促使階級矛盾不斷升溫時，農民的反抗也就順理成章，而且會成星火燎原之勢迅速蔓延。

歐洲國家耕地面積少，而且在分封制興起後，大量耕地掌握在有勢力的貴族手中，耕地作為領主的專門領地，少量的農民顯然不會成為“隱患”，就算有暴動，貴族領主也會迅Superb私兵鎮壓，所以，歐洲的農民起義幾乎是不可能形成大規模的。

原因二：兵役制度

中國古代實行的是“民兵”制，戰時為兵，閒時務農。這樣的制度雖說可以減少政府對軍隊的養護費用，但也導致了大量擁有軍事技能的農民產生，一旦暴動發生，其戰鬥力是可想而知的。

而歐洲實行的是精兵制度，國家允許貴族領主擁有私人武裝，貴族會不計成本的培養自己的武裝力量，而且這些“精兵”的裝備和戰鬥力是那些農民無法比擬的。

原因三：宗教控制

宗教可以說歐洲國家控制民眾最有效的手段，在古代歐洲，宗教宣揚的是“人生來就是受懲罰的”，也就是人之初、性本惡，所以在歐洲幾乎不會有農民起身反抗強權的事情。

而在中國，陳勝、吳廣的一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豪言，世代激勵著那些不甘願受壓迫的農民。

其實中國歷史上的起義都是有其必然原因的，從大澤鄉到南昌起義，雖跨越千年，但留給我們確實無盡的反思，社會矛盾、階級矛盾等等都是社會不同時期的產物，痛定思痛的走好眼前的路，才是我們最最應該珍視的。

這與春秋戰國時為什麼沒有農民起義有點相似。民眾可以適當流動。這裡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封建小國不封閉。你看，他們連皇室間都經常通婚。

公民體系國家，和我們不一樣。

歐洲是富人和貴族擁有更多的財富地位，同時也承擔更多的責任，例如賦稅，參軍，戰爭，捐款，科研經費，慈善等。窮人享受社會福利，不需要承擔如此責任。窮人對富人沒有恨。

換個環境看，有些國家，賣命打仗的是窮苦人家的孩子，享福的是統治階級，階級矛盾一直激化。一旦統治階級地位空虛，很容易有另外一個勢力帶領窮苦人推翻之前的統治。但新生統治階級依然享福，還是窮苦人賣命。

再比如當今一些國家，富人給高校捐款，換來自己子女的入學優惠。富人的捐款切切實實的用到了科研和教育，這些錢的確為國家造福了，老百姓並不會因為富人孩子獲得更加的教育機會而憤恨不平。反之，如果富人的捐款並未造福社會，只是幾個人中飽私囊，一旦富人的孩子獲得入學優惠，必然引起強烈抗議。

有因才有果，好的結果換來人們的信任，劣質結果換來人們的反對。

真正的原因是歐洲社會發展水平低，神權又占主導地位，人民認命，普遍智商低，中國早就進入更高一階段！

估計人會說為什麼工業革命之類的在西方。但是……

羅馬時期有斯巴達克斯領導的奴隸大起義，到了封建時代歐洲神權和王權雙重統治，利用宗教麻痺迷惑底層民眾，封建制度又把民眾變成依附於貴族土地的農奴，底層民眾和下級貴族普遍成了文盲和狂信徒，喪失了反抗能力，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解放前的西藏，所以說宗教不是什麼好東西，宗教就是教人怎麼做奴隸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