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義輕生，是墨家思想的顯著特徵，而墨家思想在戰國時期屬於顯學，影響甚廣。法家代表韓非子稱儒家和墨家為“世之顯學”，而儒家代表孟子也曾說“天下之言，不歸楊（楊朱，道家代表人物）則歸墨（墨子）”等語，證明了墨家思想當時在中國的輝煌。

秦朝統一天下，以法家思想治國，韓非子五蠹中曰，俠以武犯禁，儒以文亂法。皆不利於法家治國，維護中央集權。故而焚書坑儒，禁錮輿論，統一思想。墨學從此式微。

漢朝初崇黃老，後尊儒術，墨學組織基本銷聲匿跡，轉入地下。

重義輕死是種苦修理念，具有強烈的犧牲和獻身精神。隨著天下一統，諸國混戰結束，社會穩定和生存條件的提升，這種苦行觀念也不再有群眾基礎。所謂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 學好文武藝，售與帝王家的功名思想大行其道，也為政府所提倡。

氣節是指一個人在面對外界的強力壓迫之下仍舊堅持自己心中的正義和真理。而漢朝並沒有淡化這種“重氣節、輕生死”的性格，仍舊有著一批士人為了自己的氣節而棄生死於不顧。下面就舉幾個例子證明漢朝士人氣節的高尚：

一：持節郎中蘇武，奉命出使匈奴，被俘，不曾投降。公元前100年，蘇武奉命羈押匈奴俘虜前往匈奴歸還，但是蘇武的使團在逗留匈奴期間參與刺殺單于未果。匈奴在審訊使團期間，蘇武不堪受辱自殺未果，單于多次派人進行招降卻被拒絕。匈奴無奈，只好將蘇武放逐到北海牧羊，經歷二十年的痛苦生涯終於歸漢。

二：東漢將軍耿恭。耿恭在東漢重新建立西域都護府之後率領軍隊鎮守遠離長安的金蒲城，沒有支援，難以獲得補給。金蒲城是東漢設立在沙漠中的一顆釘子，但是卻不是很牢固，所以不斷有匈奴散兵的進攻。在匈奴集結了數萬人的軍隊準備將金蒲城一舉拿下的時候，耿恭率領部下在城中堅持了一年之久，沒有支援，沒有糧食，沒有投降。數千人的漢朝軍隊苦受金蒲城一年，直到漢朝支援部隊解圍的時候只剩下了二十八人！

三：博望候張騫。張騫奉漢武帝之命前往西域瞭解大月氏的情況，準備聯合大月氏一起進攻匈奴。但是張騫一出塞便被匈奴俘虜，一待便是一年多。隨後張騫找到機會出逃繼續完成自己的任務。經過數年的時間終於找到了大月氏，此時的大月氏卻已經不想復仇。張騫只好返回漢朝，在回去的路上又再次被匈奴俘虜。這一待又是一年，張騫趁著匈奴內亂又再次得以逃脫。張騫出塞時帶著一百多位隨從，但是歸國時已經只剩下了兩位。歷時13年，雖九死一生，數次被俘，張騫都沒有忘記自己的責任，還替漢朝打通了通往西域的貿易。

（張騫出塞圖）

由這些漢朝優秀的人物可以發現漢朝的文人士族也同樣具有“重氣節、輕生死”的態度，他們這些人既是漢朝的脊樑，也是中華民族的脊樑！

其實這個事，在春秋時期已經變了。很多人嘲笑宋襄公迂腐，但是在春秋早期戰爭就是一種貴族式的，其實和歐洲所謂的騎士精神差不多，都是非常講究所謂禮節的。

宋國其實是殷商的後裔，宋國的國姓是子，是殷商徽子的後裔，宋國的地位也非常高，是公爵，齊國才是侯爵了。孔子姓子，他其實也是殷商後裔，他的祖籍也是宋國。作為前朝遺民，宋國常常被當做嘲笑的物件。就連宋國自己人莊子，也不放過嘲笑宋國的機會。

比如在《逍遙遊》中莊子提到，宋國有一個商人，打算把帽子賣到越國去，但是越國即沒有戴帽子的習慣，那裡的天氣也不捨和戴帽子，所以賠的一塌糊塗。

但實際上宋國在打仗的時候是最重禮節的，在《左傳》中提到這麼一個故事，宋國一個大夫狂狡在和鄭國交戰的時候，追逐一個鄭國計程車兵，那個士兵慌不擇路掉到了井裡，狂狡讓他抓住戟柄把他救了出來，那個士兵被救了以後，一看手裡還拿著戟，於是就把狂狡俘虜了。

如果我們不戴著有色眼鏡去看待宋襄公這個人，你會發現他是一個信守承諾，勇敢堅貞不屈的人。宋襄公是宋桓公的嫡長子，所以被立為太子。但實際上宋襄公是宋桓公的次子，宋襄公想要把太子之位讓給自己的庶出的兄長目夷，目夷聽說以後堅決不受，甚至跑到了衛國。

在宋襄公繼承王位後，把目夷封為丞相。實際上在春秋時期，各國因為王位繼承的問題經常發生動亂，齊桓公，晉文公都是受害者，齊桓公最後被活活餓死也是因為五公子之亂。上層的爭鬥，真正受害者還是底層的百姓。很多國家就是因為繼承不穩導致的亡國。宋襄公在這件事上可以說是一個典範了。

在齊桓公後期，五公子之亂，太子昭被迫逃出了齊國，在走投無路的時候，他想起來父親曾把自己託付給了宋襄公。於是太子昭來到了宋國，宋襄公號召諸侯討伐齊國，護送太子昭回國繼承王位。但是由於諸侯懼怕齊國的強大，都不敢參加，只有一些小國象徵性的派了一些人。但是宋襄公並沒有放棄，宋襄公親自帶著兵馬，討伐齊國。

而齊華人本來就對公子無虧和刁豎，易牙不滿，齊華人殺掉了公子無虧，迎接太子昭繼承了王位。宋襄公也因為這件事名聲大噪，逐漸有了諸侯盟長的地位。太子昭繼位後，齊國諸公子又發動了叛亂，又趕走了太子昭，宋襄公再次發兵擊敗齊國，把太子昭重新扶到王位。

宋襄公會盟諸侯於盂地，與諸侯約定不帶軍隊，這也是諸侯會盟的慣例，但是楚成王卻埋伏好了軍隊，扣押了宋襄公。楚國想要利用宋襄公討伐宋國，宋襄公卻把國政託付給了目夷，立目夷為宋國新國君。讓楚國無機可乘，還白白的丟失了信譽。單單這一件事，宋襄公就不知道高出後世皇帝多少層次。

但是在後世的史書中全部都是對宋襄公嘲笑，我不是說宋襄公做的對，但是從宋襄公的遭遇來看，從春秋時期道義已經墮落了。首先破壞規則的楚國，楚國伐隨的時候，隨說我無罪，楚說我蠻夷。卑鄙是卑鄙者通行證，高尚是高尚的者的墓誌銘。

到了戰國時期，各種陰謀詭計層出不窮，當年號稱蠻夷的楚國被張儀翻來覆去的玩弄，流氓碰上了無賴，也算是用另一種方式為宋襄公討回了公道。規則一旦遭到破壞，那麼很快就會蔓延開來，因為大家都嚐到了破壞規則的好處。

其實正確的方式應該是對不守規則的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對於守規則的人，我們應該是君子之爭。但是很遺憾，自從規則被破壞以後，君子之爭沒有了，只剩下針鋒相對的破壞規則。

俠客行

唐代：李白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

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

李白一生除了寫詩，還有兩件他最喜歡的事情:一是把酒狂飲，一是仗劍行俠。他特別感佩過去的那些俠客，自幼勤苦讀書“觀百家”外，“十五好劍術” “高冠佩雄劍”，甚至，他一生都不離劍的：“撫劍夜吟嘯，雄心日千里。” “長劍一杯酒，男兒方寸心。”，堪稱是“文武不殊途”，卻兼備於李白一身。

李白所崇拜的“重氣節，輕生死”俠客風尚，一般都認為是從春秋戰國時代風行於中華大地，但又在漢朝委頓於江湖之上。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春秋戰國時代，天下大亂，列國紛爭，對於人才的需要日益加大，養“士”成為了一個政治集團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因素，從而俠客作為一種重要的政治砝碼在社會地位上得到極大的提高。當時作為秩序和威嚴象徵的周王室每況愈下，也在另一個方面讓社會空氣更加自由。有本領的俠客們可以根據雙向選擇的辦法來決定效力的方式和投靠的主人，這使得俠客得到了尊重和自信，也讓那個年代的江湖充滿了個性的光輝。正如諸子百家爭鳴的出現一樣，那個尊重個性的時代，俠客有了非常好的展示自己的平臺，因為諸侯各國需要俠客，即當時稱為“士”的英雄，當然統治者也非常的尊重他們，讓他們“重氣節，輕生死”的俠客精神發揮到了極致，天下人紛紛效法，形成了一股濃烈的俠客風。

我們拜讀的李白《俠客行》，其中的魏國的信陵君“竊符救趙”的故事就是戰國時代的。除信陵君之外，在那個風起雲湧的春秋戰國年代，這樣“重氣節，輕生死”的俠客著實不少。有“士為知己者死” 的侯贏，他感於信陵君知遇之恩，向信陵君舉薦了大隱隱於市的朱亥。有口才超群，談鋒機警的魯仲連，他不尚空談，只為事而辯，他言出必行，以自己的辯才幫助田單收復失地，光復齊國，而功成之後，瀟灑離去。有大俠聶政身懷絕技，為人行俠仗義，好打抱不平，一諾千金刺殺朋友的仇人，為保護孿生姐姐先毀容後自殺。 也有為國為百姓投江自盡的大詩人屈原，多次的流放，他仍然痴心不改，最後以死來明示拳拳愛國之心。

那麼，漢朝為什麼會淡化這樣“重氣節，輕生死”的俠客精神了呢？因為整個漢朝不僅開了個壞頭，而且還結了個爛尾。

大家都知道，漢朝開國皇帝漢高祖劉邦就是個流氓無賴，不講信義，變化無常。戰事激烈時，他撇下兒女，隻身狂逃，甚至當項羽要烹殺其父時，他還厚顏無恥的借曾經和項羽結拜過兄弟為由，說出“吾父即爾父，若要烹爾父，分我一杯羹”的詭辯之辭。

高祖開了個壞頭，後面就更加惡劣，到了東漢末的三國，這樣無賴的事，這樣流氓的人更是層出不窮。有那位“有奶便是娘”的呂布，有“寧負天下人”的奸雄曹操，還有劉姓“主公”劉備，假摔阿斗，虛假安撫將帥，白帝託孤，假惺惺地讓位於孔明。

可見，“春秋戰國‘重氣節，輕生死’的性格到漢朝就淡化了”的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