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疇，崇禎十二年任薊遼總督，領兵關外。崇禎十五年，於松山戰敗被俘，尋降於清，是最早降清的明朝重臣。松山失利聞於北京，君臣鹹謂洪承疇必死，崇禎皇帝為之輟朝三日。

從洪承疇降清算起，投降問題橫穿兩朝（崇禎、弘光），令人焦頭爛額。對於視“名節”為壓箱底之寶的明朝來說，是沉重打擊。但楊士聰卻有別致的見解：

商周之際，僅得首陽兩餓夫。北都殉節，幾二十人，可謂盛矣。

自開闢以至於今，興亡代有，萬無舉朝盡死之理。 首陽兩餓夫，指伯夷、叔齊兄弟，他們都是商末孤竹君之子，武王伐紂後，恥食周粟，餓死首陽山。楊士聰說，較之商亡僅兩人殉之，北京之陷有近二十人死節，還有什麼不滿意呢？興亡代代有，也並未見過滿朝文武全都死光的情形。

他說的乃是實話。跟過往比，乃至包括後世，明代士大夫的“名節”真是最過硬的了。明末殉國者之多，數量或抵得過以前歷代總和。弘光政權幻滅後，殉國者成批湧現，僅本文提到的一些人，如史可法、左懋第、祁彪佳、顧杲等，後都自盡而死。雖然我們知道此一現象深受名教影響，但對死難者本人，我還是葆有很大的敬意；因為曾經考察過他們的事蹟、思想以及時代背景，從而瞭解做出那樣的舉動並不都是出於迂腐。言及於此，也不能不從另一端感到些困惑。例如降清且助其平定中原的洪承疇，當時與吳三桂是一文一武兩個頭號“大漢奸”，但二百多年後，這種評價消失了，而代以“功在千秋”。孫中山有《贊洪文襄》一詩，稱道他“滿回中原日，漢戚存多時”；他還這樣回答洪氏後人的提問：

餘致力喚起民眾推翻滿清，目的在於推翻其腐敗帝制。洪文襄降清，避免了生靈塗炭，力促中華一統，勞苦功高。

政治家思路果然實用。不過“滿回中原”、“力促中華一統”或有之，“避免了生靈塗炭”則是沒有的事，瞭解過清兵南下史的讀者，心中都有一本賬。關鍵是，歷史究竟有無一定之理？是否能以結果論（實利）而朝秦暮楚？何況對洪承疇的這一評價，每一句我看亦很適用於吳三桂，為什麼不把他也一道“平反”呢，是因他後來又舉兵叛清嗎？再有，這樣評價洪承疇，置當年快意嘲諷洪承疇、為之殺害的少年英雄夏完淳于何地？這都令人困惑。

世間歷來有“英雄”和“普通人”之分。我覺得恰當的態度是，對英雄應有英雄的尊重，對普通人也應有普通人的尊重。這不同的尊重，各自體現了一種社會公正與善意。但在中國，有時兩種尊重都不存在。

作為個人行為，投降或不投降，受制於每個人對生命價值的理解與追求，以及氣質、個性等等因素，這些方面千差萬別，既無一定之道理，也很難一概而論，該褒該貶，要結合每個人具體情況來看。

個人行為之外，還有一個國家倫理層面，我們需要討論的也就是這個層面。國家倫理，作用在於鼓勵、引導、規範社會和人民價值觀，告訴他們什麼是正確的，以及怎樣做符合社會的共同利益。就此而言，投降不論何時何地，都不是國家所願面對的情形，因為它與失敗相聯絡，是不幸的境地。但在不讚賞的同時，能否基於現實，有所容納、諒解與接受，對國家倫理而言，卻是有關理性、博大和善意的更深刻考驗。

其實，以我們知道的論，洪承疇投降似乎未曾如何“避免生靈塗炭”，尤其在清兵入關後，北方所以基本未聞屠戮，只因各地望風而降、未加抵抗，而南方，凡不肯降的地方，都發生大屠殺——比以後的日寇嚴重得多，日寇搞了南京大屠殺，滿清則起碼搞了揚州、江陰、嘉定三次大屠殺。故而，非得稱讚洪承疇“功高誰不知”，大概只能落在“力促中華一統”、“滿回中原日”這層意思上。用比較俗白的話講，洪承疇投降，好就好在讓中國版圖大大擴張了。這，一是結果論，二是實利論——因有如此的結果和實利，我們對那件事便抱了好感與好評。京戲有《洪母罵疇》，演傳聞已殉國的洪承疇，突然歸家，母親見他身著“胡服”，不由怒罵。這情節純屬演義（他的高堂跟他到了北京，過得好好的，順治九年卒 ），但孫中山詩中“安裔換清衣”的句子，卻與劇情構成奇異的反差，“換清衣”為洪母所罵，在詩句裡反而有了“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自我犧牲氣概，以一人之忍辱換來全體漢裔的平安。

歷史，真是“此一時，彼一時”。

有趣的是，在洪承疇身上，不光後來漢人算糊塗賬，滿清出於本身需要也攪渾水。本來，所謂洪承疇勞苦功高，起碼對滿清而言確實如此。他的投降，是滿清在關外時取得的重大突破。入關後，在搞定南中國過程中，洪氏更居功至偉。江南既下，洪承疇便受命為江南總督，在這抵抗最激烈的區域，充分發揮才智以及本身為“南人”的種種優勢，軟硬兼施，宵旰吐握，為清朝啃下這塊硬骨頭做出不可埋沒的貢獻。之後，領銜平定西南那終極之戰，把南明小皇帝朱由榔逼入緬甸只差捉到手，因病不支，乞休，返京後一年多病故。自歸降至終，洪承疇對清朝來說可謂“死，而後已”了。然而乾隆四十一年（1776），他卻被清朝列入《貳臣傳》。這個“貳”字怎講？我們都知道有個成語“忠貞不貳”，洪承疇原為明臣、後降滿清，顯然沒做到這一點，所以便“貳”了。這種情況，倘由明朝貶為“貳臣”還差不多，到頭來竟是清朝給了他這樣的評介。當然，“貳臣”還不是“逆臣”，清朝另有《逆臣傳》，裡面是些更壞的人。再者《貳臣傳》亦非專門針對洪承疇，凡是由明降清的官員都列在其中。為什麼通通一棍打死？且看乾隆上諭怎麼說：

庚子，命國史館編列明季《貳臣傳》……如王永吉、龔鼎孳、吳偉業、張縉彥、房可壯、葉初春等，在明已登仕版，又復身仕本朝，其人既不足齒，則其言不當復存，自應概從刪削。蓋獎忠貞，即所以風勵臣節也。因思我朝開創之初，明末諸臣望風歸附。如洪承疇，以經略喪師，俘擒投順。祖大壽以鎮將懼禍，帶城來投。及定鼎時，若馮銓、王鐸、宋權、謝陞、金之俊、黨崇雅等，在明俱曾躋顯秩，入本朝仍忝為閣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夢庚、田雄等，不可勝數。蓋開創大一統之規，自不得不加錄用，以靖人心而明順逆，今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以勝國臣，乃遭際時艱，不能為其主臨危授命，輒復畏死倖生，降附，豈得復謂之完人？

被點名的降臣，情形並不一致。像吳梅村，雖然歸附卻悔意頗濃；像洪承疇，則並不三心二意，始終著實用命。對此，朝廷本當採取不同政策，區別對待；結果一視同仁，洪承疇雖“鞠躬盡瘁”，也仍然落個“貳臣”下場。所以這麼搞，乾隆倒也開啟天窗說亮話：當時為了得中國“開創大一統之規，自不得不加錄用，以靖人心而明順逆”，如今，“事後平情而論”，則叛變行徑不能鼓勵，而要“獎忠貞，即所以風勵臣節也”。

這樣，有關洪承疇其人，就形成不可思議的怪現象——他所投靠的一方，後來在不屑、鄙夷中將他一腳踢開；而他所背叛的一方，後來反而對他讚賞有加，認為可以名留青史。

站在今天的角度，洪承疇是一個擁護國家統一的“英雄”，但站在明末清初的那個特殊時代，洪承疇的“三觀”已經粉碎，完全違背了當時的社會導向，是一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大騙子，所以他才會被清乾隆列入“貳臣傳”的行列。

當然，乾隆的行為有過河拆橋的嫌疑，很不地道。洪承疇為了大清能夠打下江南，是做出了一份很大的功勞的。

如果沒有洪承疇在江南奔波、招降，清軍想拿下江南不一定有那麼快。而乾隆為了收買江南漢族士族的心，將他一巴掌拍死，恐怕洪家後人都要羞愧死吧！

不過洪承疇沒有什麼可以洗白的，在他接受了皇太極勸降的那一刻，他的臉譜化就已經註定，不管他此前為了大明朝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一切化為泡影。

因為作為歷史人物，我們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而是儘可能的還原他所處的社會環境，洪承疇的所作所為，嚴重違背了儒家提倡的價值觀。

不忠：身為大明人，在松錦之戰被俘後不思殉國以求仁，卻轉身投向皇太極的懷抱。

不孝：身為漢人，為了榮華富貴毅然加入清朝漢軍鑲黃旗，甘願成為旗下一奴。

不仁：擔任清廷的“招撫南方總督軍務大學士”，成為鎮壓南明反清義軍的急先鋒，先後破南京、宿松、寧國、徽州、南昌、南康、九江、瑞州、撫州、饒州、臨江、吉安、廣信、建昌、袁州等府，“江南眾郡縣以次定”。

不義：殺抗清義軍領袖金聲、黃道周、李守庫、徐君美、石應璉、應璧等人，不留活口。

大騙子：欺騙了大明朝上至崇禎，下至普通百姓的感情，讓大明朝上下都以為他已經殉國了，並給他建立祠廟祭奠他，一時之間讓他成為天下人的“英雄”。

洪承疇還是有大才的，他不僅協助多鐸平定江南，還在順治八年（公元1651年）開始，以“經略大學士”的身份坐鎮荊州，指揮清軍對華中、華南的反清義軍進行鎮壓，並完成了對兩湖、兩廣、貴州的軍事佈局。

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洪承疇再次奔赴到雲南，坐鎮昆明，排程吳三桂等滿漢八旗軍對內地南明義軍進行最後的剿滅。

事實上，自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投降皇太極開始，洪承疇就已經成為清廷的第一文人，他為清廷做出的貢獻是遠遠大於范文程的，因為清軍在平定長江以南的反清勢力時，洪承疇一直是戰略策劃家，清廷的戰術基本上都是他提供的。

所以，要真正給洪承疇一個定義，那就是滿清平定天下的大明第一降人，大清朝的真正干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