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大秦帝國》中的一句話“大爭之世，列國伐交頻頻，強則強，弱則亡”，春秋戰國時期，各國變法大多集中於戰國，主要原因便是各國“伐交頻頻”，有為之君主都希望透過變法圖強，而根源則是由於生產關係和社會形態的發展，舊的制度已經無法滿足國家的發展需要，因此需要透過變法來實行變革，從而達到“圖強”的目的。

進入戰國以後，魏國成為了率先變法的那個國家，而促使其變法的根源便是“土地私有制的出現和階級關係變化”，為了適應發展，促使國家變強，變革勢在必行。

△李俚

在舊的宗法制度下，土地大多掌握在貴族手中，而魏國的河東土地上擁有鹽鐵，井田制度被淘汰之後，鹽鐵便成為了極為重要的戰略和經濟資源，為了確保國家經濟的持續性發展，必須推行土地私有制，達到“多豪傑侵奪”和“好分生”的目的，使得“務盡地利”，從而實現“強匡天下，威行四鄰”。

因此在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之後，他先後起用魏成子、翟璜、李悝為相，樂羊為將，吳起為西河郡守，這標誌著過去“任人唯親”的世卿制度開始被“任人唯賢”的官僚制度所取代，也標誌著宗法貴族制度的逐漸消亡，也就此解開了戰國時期招賢納士之風的形成。

△魏文侯

李俚的“務盡地利”主要有兩項內容：一是正式廢除井田制，承認土地私有，允許土地私有買賣。同時估算國家土地產量，制定合理的稅收政策。二是按照土地的貧瘠標準，重新劃分土地，將土地分配給農民， 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於此同時，李俚還配套的改善了魏國法律和吏治，出臺了《法經》，取消了貴族世襲。在此基礎上，又建立“武卒”制，提升國家軍力。

楚國在戰國初期的最大特點就是地廣人稀，楚國雖受宗法影響較少，但舊的貴族統治卻根深地主，正所謂“大巨太重，封君太眾”，他們“上逼主”、“下虐民”，導致“貧國弱兵”。自春秋末期以來先後兩次被三晉打敗，楚悼王在這種情況下，便啟用吳起為令尹，主持變法。

△吳起

針對楚國積貧積弱的原因，吳起認為造成楚國地廣人稀的根源，便在於舊貴族將人民集中在自己封地，導致部分地區地少人多、顯得擁擠，但放在整個楚國卻形成了地廣人稀的特點。

針對這個弊端，吳起主要採取了兩種方式，一是限制舊貴族，改變世襲的分封制，主張對封君的子孫“三世而收爵祿”。二是改良官制，削減官吏的祿序，精減裁汰“無能”、“無用”和“不急之官” 。

△楚悼王

吳起的改革大大改善了楚國的官場歪風，消除了舊貴族制度對楚國發展的制約，這時期的楚國開始逐漸強盛起來，“南平百越，北並陳、蔡、郤三晉，西伐秦”，成了南方的一個強國。

可惜吳起的變法遭到了舊貴族的強烈反對，尤其是在楚悼王去世之後，貴族反撲，吳起被殺，變法就此被廢，不過吳起臨死之前的舉動，卻導致在楚肅王即位後，“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舊貴族的勢力還是遭到了極大的削弱。

春秋時期，齊國在歷經“管仲”改革之後，已經在實質上承認了私人對土地的所有權，極大推動了生產的發展，這位齊國的強大奠定了物質基礎。管仲改革後的齊國，雖然經濟極為強勁，但卻始終沒有獲得國力上的飛昇，反而使得奢靡之風漸起。

△鄒忌

鄒忌認為齊國之所以無法將經濟的強大轉化為國力的強大，主要便在於吏治的混亂，因此在齊威王即位之後，鄒忌“以鼓琴見威王”，就此拉開了鄒忌變法的序幕。

鄒忌為相後，對於國君，“請謹毋離前”，“請謹事左右”；對於人民，“請謹自附於萬民”；對於臣下，“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請謹修法律而督奸吏”，執行了順從國君行事，選擇“君子”擔任官吏而防止“小人”混雜，修訂法律而監督清除奸吏的法家政策。

△齊威王

鄒忌推行的改革，“謹擇君子”使得齊威王懂得了“任人唯賢”，而“謹修法律而督奸吏”又加強了對官員監督，這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齊國的吏治風氣。不過齊國的此次變法並不深徹，這也是齊國短暫崛起後又後續乏力的主要原因。

秦國是一個文化和發展都相對滯後的國家，與楚國一樣，同樣是個受宗法影響較小的國家，因而秦楚兩國也被中原列國稱之為“蠻夷”。在其他諸侯國已經相繼繁榮起來的同時，秦國卻依然是個典型的農戰國家，在奴隸式的貴族統治下，基礎薄弱導致了秦國發展的舉步維艱。正所謂“破而後立”，正因為秦國基礎薄弱，反而使得這個“破”更加容易，也更加沒有後顧之憂，反而促使了其更為徹底的變法。

△商鞅

商鞅的變法幾乎是摧毀了秦國原有的一切統治基礎，使其變成一片空白，然後再從零開始，建立了一套更適合戰國時期的“耕戰”國策。其他諸侯國基礎要比秦國好，但卻也造成了他們無法“破”或無法承擔“破”的後果，這也是他們無法進行深徹變法的根源所在，真不知道這是幸還是不幸。

△秦孝公

商鞅變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公元前356年開始，透過改善“秦律”、獎勵耕織、削弱公族勢力、重建社會階級等方式，加強了君主對人民的統治，發展了農業生產，削弱了公族特權，加強了國君集權。此階段屬於“破”的階段，打破了秦國原有的統治模式，主要是透過加強君主集權，為此後深徹變法打下基礎。第二階段從公元前350年開始，透過加強封建統治、推行度量衡統一、推行郡縣制、開阡陌、遷都等方式，為秦國建立了一套新的、更為先進的統治模式。此階段屬於“立”的階段，從經濟上和政治上進一步剝奪了奴隸主貴族的特權，強化了秦國的統治力量，為秦國此後的飛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以上是戰國時期，較為典型的四次變法。而其餘的燕、韓、趙雖然也推行了變法，但都只是針對時弊進行的有針對性的改革，例如胡服騎射主要是軍事改革、南韓申不害變法主要針對吏治、燕國樂毅變法主要針對吏治和軍事。

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他們本能地想吞併其他或避免他人吞併，以便自己的族群佔有更多的資源。所以都想透過改革來提升自己的社會生產力、凝聚力、政治軍事經濟實力。

春秋時期，有諸侯國一百四十多個，經過兩百多年的戰亂，到戰國時期，幾乎只剩下七個大的諸侯國，就是戰國七雄。

這個時候各國君主都已經認識到：即使不能強大到吞併其他幾國，也要強大到其他幾國不能吞併自己的程度。

而且這個時期也是我華夏地區第一次大的變革時期，由於一大批有識之士成長起來，他們所倡導的思想、學術、科技、生產力等變革對這個時期的各個國家帶來質的飛躍，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諸子百家時期。

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商鞅變法所代表的秦國！

春秋和戰國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春秋是貴族政治時代，貴族權力大了，可以廢立君主、殺了君主，甚至改朝換代，比如田氏代齊，三家分晉，而戰國加強了中央集權，臣子勢力再大，只要君主不信任了，也只能逃亡，而毫無還手之力，比如商鞅、信陵君、廉頗、白起、穰侯、呂不韋等。

所以，變法的目的是加強中央集權，改變選官制度，削弱貴族勢力，改變軍隊歸屬等，

春秋時期，典型的分封制特徵，天子把土地分給諸侯王，諸侯把土地分封給卿大夫，諸侯王坐大，可以挑戰天子，卿大夫坐大也可以挑戰諸侯王。

以晉國為例，晉文公之後崛起的趙氏、魏氏、韓氏、中行氏、範氏、智氏最大，其他還有相對小點的卿大夫，總的來說，六卿輪流執政，他們擁有領地，擁有軍隊，擁有子民，還有賦稅，相當於軍閥了。

他們的權力是世襲的，這就是貴族，世代壟斷官場和執政權，比如趙盾大到可以弒君，可以傳給趙括，

這種世卿世祿的貴族，不是國君可以改變的，更不是他可以隨意剝奪的，這些人的權力來自於自己的軍隊，而不是君主，君主沒有軍隊，就沒有制衡臣子的武器，所以春秋的國君權力衰弱，在貴族中尋找平衡。

所以如商鞅變法、吳起變法，都是打擊貴族，實行軍功授爵制，剝奪貴族世襲的權力，廢分封，行郡縣，將地方治權收回，改成派遣流官，將貴族手裡的軍隊收回，成為君主的。

總的來說，各國改革後，都加強了中央集權，把貴族壟斷仕途改成了官員。

當然，各國能變法的基礎，是生產力的發展，土地制度發生了改變，井田制度的崩潰，奴隸轉化為自耕農，而不是哪個改革家神功無敵，失去這個背景，誰也無法成功。

鐵器的大面積推廣和使用，在農業和軍事領域帶來巨大變化，廢井田為私田，地主階級崛起。新興的地主階級利用鐵製武器發動兼併戰爭，一場場轟轟烈烈的變法圖強社會運動展開了，出現了問鼎中原，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

根本原因是鐵器和牛耕帶來的農業生產力的增強，在這種情況下，原有的社會階層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原來國家的政治基礎是貴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