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達斯先生所著的《世界文明孤獨史》有這樣一段描寫：

柏拉圖繼承了蘇格拉底的思想觀念，於公元前377年前後寫下了代表性著作《理想國》，構建了人類世界的第一部治國綱要。柏拉圖的政治思想在《理想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柏拉圖考察了當時的四種政府體制，即重視紀律和軍事力量的斯巴達式政體、寡頭政體、民主政體和極權政體，認為它們都不是理想的政體。與這些政體不同，他提出了“理想國”的社會構建。他認為不懂哲學的純粹政治家不能治理好國家，只有真正的哲學家掌握政權才能給國家以出路，把國家治理好。為什麼柏拉圖把治國理政的重任放在了哲學家而不是政治家身上呢？因為在他看來，哲學家的本質使其具有知識，能夠達到對國家本質即“善”的認識與把握，而一般人只能把握“意見”而已。治國是一門學問，是一種知識，只有哲學家才能把握它，因其具有執政能力，所以具有執政資格。這樣，哲學家執政就被視為是最合理的、最好的執政方式，並且也是唯一的選擇。

理想國是以“社會分工”和“等級劃分”為基礎的。

柏拉圖認為人天生秉賦不同，因此每個人的能力大小也是不同的，他們在社會上的分工就應該不一樣。“他們雖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鑄造他們的時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黃金，這些人因而是最可寶貴的，是統治者。在輔助者（軍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銀，在農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鐵和銅”。

他把公民分成了三個等級。最低等級的人是由最普通的勞動者構成的生產階層，他們是神用銅和鐵做成的。他們負責為城邦提供物質需要，同時也受到統治者的保護。中間等級的是護衛者或曰管理者，他們是神用銀子做成的，負責保衛城邦免受外來勢力的侵略。最高等級的是統治者，他們是神用金子做成的，人數很少，但卻具備人類最高的知識和智慧。這種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職業政治家，他們是一些被稱為“哲人王”的人。他們具有美好的公德、自律精神和豐富的知識，他們是唯一能夠被人民委以國家絕對權力的人。這三種人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在哲人王的統治和領導下，他們發揮各自的美德和能力，相互協調，這樣就會使城邦安定和諧，各人就會得到最大的幸福和快樂。

智慧只有極少數人即統治者才會具備並必須具備，執政者集王者的能力與哲人的智慧為一體，是為哲人王（Philosopher-king）。有智慧天賦的人統治國家。勇敢的品德主要體現在軍人身上。勇敢的人保衛國家。節制就是對於慾望的控制，是一般的公民都應該具備的品質。節制的人生產食物和其他社會所需物品。

智慧者思考，勇敢者保衛，節制者生產，三者各安其位、各司其職，就構成一個相互滿足的、和諧的正義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就是柏拉圖心目中的“理想國”。

由哲人王統治的“理想國”，明顯是一種靈知型社會。實際上，5000年前的《薄伽梵歌》（18.42-47），已經闡述了這種以美德和能力要素為衡量標準的等級制社會及其各社會階層，即四種姓制度：

平和、自制、苦行、純潔、寬恕、正直、知識、智慧、虔誠——這些是婆羅門賴以活動的品性。英武、有力、果決、足智、勇馳沙場、慷慨大度、領袖風采，這些是剎帝利活動的自然品質。農作、保護奶牛、貿易，這些是吠舍的天然活動；而首陀羅則必須為別人提供服務和勞力。遵循各自活動的性質，人人皆可完美。怎麼能做到這樣，現在請聽我說明。崇拜眾生之源、遍存萬有的至尊神，人就可以透過履行自己的工作而達到完美境界。從事自己該做的事情，即使做得不完美，也遠勝過完美地履行別人的職責。依個人的本性而賦定的職責永不會受惡報影響。

婆羅門受中和氣性影響，愛好美德和知識，相當於柏拉圖所尊奉的哲學家靈知人，作為溝通宇宙—神—人的中介，他們處於社會的最高領導地位。透過傳授韋陀知識，婆羅門教導其他階層，包括作為政治、軍事貴族的剎帝利，來維繫靈知型社會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

剎帝利或武士受強陽氣性影響，愛好榮譽，行事虔誠，其職責是保護其他階層不受侵犯。他們必須接受婆羅門的指導，按照韋陀經典的訓喻管理社會。

吠舍、首陀羅相當於生產者階層。首陀羅處濁陰氣性，吠舍兼受強陽和濁陰氣性的影響。雖然受到貪慾的支配，但吠舍樂善好施，首陀羅忠誠勤勉，按照柏拉圖的說法，他們擁有節制的美德。

這4個社會階層的合作使韋陀靈知型社會得以維持和發展。這就是種姓—行期法或韋陀種姓—行期制度。它保障了靈知型社會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能夠貫徹到整個社會，並使社會各個階層互相協作，透過祭祀犧牲，實現宇宙—神—人共融共存的最高目標。

柏拉圖的“理想國”顯然脫胎於這種古老的靈知型社會制度，是遠古前哲學時代靈知傳統的再次復興。但他強調了美德和職能在區分社會階層方面的作用，這避免了由於世襲制而必然造成的腐化。“哲人王”的概念，近於韋陀經典裡所說的Raja-rshi即聖王，他們兼有智慧和勇敢，是靈知型社會最理想的統治者。實際上，他們被認為是神在人間的代表。透過追隨和事奉這樣的“聖王”，整個社會踏上了“通天之路”。《薄伽梵歌》對“聖王”推崇備至，將“聖王”歸於接受最高靈知的理想繼承人：“這至高無上的科學就這樣透過師徒傳習傳授下來，那些聖王也是以這種方式接受這門科學的。然而，時光流逝，傳習中斷，這門科學的本來面目彷彿已被湮沒。”

柏拉圖的《理想國》是其成於不惑之年的代表作，反映其“哲人王”政治哲學思想的專著。《理想國》採用對話體的形式，以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的口吻，透過與玻勒馬霍斯、阿德曼託斯、色拉敘馬霍斯等人一問一答的辯論表達柏拉圖關於“正義”“善”和“理想國家制度”的理念與思考。全書涵蓋了政治學、倫理學、教育學、數學、經濟學、軍事、體育及文藝等龐雜的領域，內容博大精深，辯論玄奧難懂。

全書大致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描述了柏拉圖的“理想國”的原則和制度，包含了“理想國”的自然形態和階級分層，以及家庭婚俗制度，最後由“理想國”的外交政策兼及談到“希臘的內訌與戰爭”，另外還對比分析民主政體、貴族政體和僭主政體之間的差異及互相轉化。第二部分柏拉圖大力闡述自己的正義觀，試圖找出正義的確切定義和實質內涵。第三部分，再回到“哲人治國”的理想國政治上。

對於柏拉圖的“哲人王統治”理論，卡爾•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將之與黑格爾的國家哲學、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列為現代極權主義的起源，進行了深刻有力的批判。

在柏拉圖的筆下，“蘇格拉底”口口讚美的“理想國”是一個社會各階層各行其是，一切生活以物質生產和平靜安逸為中心的寡民小國。“蘇格拉底”建立的這個“理想城邦”的一個首要的正義原則就是“國家在於個人之上”，另外“任何人都不能同時擁有多種技能”，亦即“每個人、每個階層都必須嚴格遵守各自的本分”，理想國還嚴格禁止會令人產生（屬於非理性的）激情的音樂、詩歌和戲劇，禁止奢侈生活對人民思想的侵蝕。按照現今的政治學理論，柏拉圖的理想國是個不折不扣的極權主義暴政國家，實行最嚴厲的社會控制和思想禁錮。柏拉圖的理想國固然是極端地指出了“第一等城邦”是人類所只能指望也最應得的完美狀態，但是其中隱含的國家主義、極權主義和精英主義思想仍然令人警惕。

在理想國中，甚至家庭婚俗制度都要進行激進地變革。柏拉圖認為自由婚嫁和家庭是導致社會混亂、鬥爭的根源，在後面柏拉圖甚至將軍人政體的出現歸咎於階級間的通婚結合——“理想政體由於三個等級間的不善婚配發生混雜，引起鬥爭，墮落為軍人政體……”子女的撫養也都交由集體，由集體來撫養國民經過甄選的優良子女，任何未經許可或體質孱弱的子女都會“被秘密地處理”，柏拉圖絲毫不關心被處理的後代，“有關的情況我也不清楚，暫且不論”——因為“這是統治者力求民族最佳化的必要條件。

柏拉圖在“理想國”的構建中還有鮮明的集體主義傾向。柏拉圖把整個國家比喻為一個整體的人，每個人都是構成這個巨人的部分，每個人都用國家的身份來審視“我”和“我們”的利害關係。對於柏拉圖來說，一個人只有在“理想的城邦”裡為城邦做出貢獻，那是真正的正義，柏拉圖在後面為“統治者”定義的時候說，統治者把統治城邦當做自己的一門手藝服務於人民，而絲毫不應該考慮自己的得失，理想國中統治者甚至不得擁有自己的事由財產。從共產、共妻、共子到共和，柏拉圖在開篇舉例說明自己的辯證方法時就把“由國家的正義套到個人身上”稱為“由大見小”。

理想國基本上是柏拉圖“（哲）人治”思想的集中展現，據史料，寫作《理想國》時的柏拉圖，時值四十不惑之年，更是在其師蘇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政體下的議會判罪處死之後，當時整個伯羅奔尼撒半島又都陷入內訌與外敵侵略的紛爭當中，整個希臘民族非但沒有因為先賢梭倫和伯利克里的民主化改革而繼續發展，還進入了不可挽回的衰落時代。對此，柏拉圖率先進行了深刻的深思反省，雖然已經過猶不及。

如同卡爾•波普爾所提出的民主悖論、寬容悖論與自由悖論，柏拉圖在對民主的批判上顯然有失科學，柏拉圖心目中那個博學至善的哲學家統治著的完美城邦或許必然只是人類可望而不可及的彼岸之邦，真正的“理想國”應該是柏拉圖晚年摒棄“人治”走向“法治”後提出的“第二等城邦”，重而回歸蘇格拉底不惜以死殉道的法律至上的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