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文品是文品，人品是人品，沒有絕對統一。

文心雕龍，鞭辟入裡，所謂操千曲而知音，聞絃聲而知雅義。

雖然文采風流，但不能佐證品行。

所以說，這是個偽命題，也無需求證。

劉勰受儒家思想和佛教的影響都很深。不過在《文心雕龍》中，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偶有佛教語詞。

他在《諸子》篇中說：“君子處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又稱讚諸子：“嗟夫！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標心於萬古之上，而送懷於千載之下，金石靡矣，聲其銷乎！”

錢穆在談到《文心雕龍》的價值時也特別強調其“超文性”：他講文學，便講到文學的本原。學問中為什麼要有文學？文學對整個學術上應該有什麼樣的貢獻？他能從大處會通處著眼。他是從經學講到文學的，這就見他能見其本原、能見其大，大本原他已把握住。……因他注意到學問之大全，他能討論到學術的本原。文學的最後境界在哪裡。……而劉勰講文學，他能對於學術之大全與其本原處、會通處，都照顧到。因此劉勰不得僅算是一個文人，當然是一個文人，只不但專而又通。”

“文心雕龍”，是指作文的用心在於精雕細刻，以企及“刻畫而自然”的至境。《文心雕龍》就性質而言，是一部文章寫作思想論著。

雖然不可否認歷史上有品行不端但是文采出眾的人。但是縱觀中華歷史，“書學即心學亦即人學，書品即心品亦即人品”，人心人性的喜怒哀樂，品格素養的高下優劣皆可形諸於作品當中。

《文心雕龍》是南朝時期劉勰創作的一部文學理論專著，人物的品行與文學理論之間怎麼會有聯絡？它們之間有著怎樣的聯絡？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重視文化道德修養的民族，文人作為社會的精英，擔任著傳承文化的歷史重任，同時也是道德文化的傳播者和踐行者。在這裡就涉及一箇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的“人品”與“文品”之間的關係。《文心雕龍》作為一部“體大而慮周”的文論著作，不可避免要論及“人品”與“文品”的關係。

中國文學批評中的人品文品論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詩言志”說。自《尚書·堯典》第一次提出“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的思想以來，後來的很多著作都提到了這一觀點，如《莊子·天下》篇有“詩以道志”的話；《荀子》有“詩言是其志也”的句子。由此可見“詩言志”主要指詩是人的思想、意願、情感的反映，是人的心靈世界的外在表現。把文藝看作是人的心靈的外化，這可以說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次觸及到文品與人品的關係，這也成為先秦時期文學理論家關於文品與人品之關係的理論準則。

孔子對於人品文品論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孔子“詩教”理論體系中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就是非常重視人品與文品的統一。在《論語·憲問》中，他說:“有德者必有言，有言不必有德”。強調人的品德與言辭之間的關係，以德為先，以德為重。孔子在強調人的道德品質修養時提出“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的基本原則，認為人的道德修養首先要從具體感性的榜樣中學習。並且在孔子看來，《詩經》就提供了許多這樣的典範，使人們的立身行事有了可靠的合乎禮儀的依據。他教育孔鯉說:“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立於禮”是指人們要充分接受儒家仁義道德規範的約束，“成於樂”則是強調一個人還要透過音樂的薰染來改造自己的性情，改造自己的內心世界。在《論語·憲問》中他又說:“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非常明確地肯定了文學藝術對人品的影響作用。

首先，人品文品論影響了劉勰在《文心雕龍》裡寄予的理想人格。

劉勰早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創作《文心雕龍》時就秉持著“君子處世，樹德建言”的理念來糾正當時文壇上的浮華之風和不良風氣。在劉勰看來，撰寫文章是一件恢弘偉大的事業，因而承擔這項事業的文人身上肩負的責任重大。

劉勰在《文心雕龍》所論人物大都文品極佳、文章有力。例如，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對“魏晉風度”極為欣賞，並多次稱讚諸如“三曹”“建安七子”等魏晉名士。《時序》雲：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山業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儘管曹氏父子位高權重，但他們仍舊致力於文章事業，並且下筆成章、傳頌千古。整個建安文壇同樣也是一股興盛之氣，文人骨氣高昂，文采斐然。因此，劉勰評價建安文壇“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對這一時期慷慨激昂的文風心嚮往之、極力稱讚。此外，他還對嵇康、阮籍和應璩稱讚有加。他說：

“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

他認為只有嵇康的作品清遠高潔、挺拔有力，阮籍的作品含蓄深遠，應璩的作品有無所畏懼的精神，文詞立意剛正，其人也有“建安風力”。劉勰對這些人評價如此之高，主要是認為他們志趣高遠，寫詩發自胸臆，不是空洞泛泛之談。

可見，劉勰十分重視創作主體的氣質個性，以及他們作品中呈現出來的人格精神。我們可以從他對“魏晉風度”的大力稱賞中發現：劉勰對文人創作使命感支援。即無論在什麼樣的處境中，都要堅持自己的人格，並且在作品中體現這種人格。

其次，《文心雕龍》中指出了“文如其人”的兩面性。

以人品論文品的批評觀對創作主體的道德修養提出了嚴格的要求。曹丕在《典論論文》中這樣說過: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古人都希望不朽，並且十分重視自己死後的名聲，但無論貴賤都有年壽終盡之時。只有作品才能傳於後世、傳於千秋萬代，人也只有藉助於作品才能被後人記住。因此，文人都希望自己能創作出為世人所傳頌的作品。而作品一旦與文品掛上了鉤，促使作家不得不注重內在修養，追求人格的完善，古代傑出的文人幾乎將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屈原就被認為是人品和文品俱佳的人，其作品的藝術造詣極高，就人格而言，也是為世人所敬仰的。屈原遭小人讒言而被貶，卻並沒有半點牢騷仍一心惦念著楚懷王和楚國的安危。正是這種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

但是在文人中也有言行卑劣之人，《文心雕龍·程器》篇就提到這一點：

“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全場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傯恫以粗疏，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哺啜而無恥，潘岳詭濤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郭，傅玄剛隘而署臺，孫楚狠愎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

司馬相如勾引卓文君並一起私奔又接受，揚雄嗜好飲酒安排家事又缺少計算，馮銜不遵守規矩，杜篤對美陽縣令的請求不知滿足，班固諂媚權臣竇憲又作威作福，馬融投靠豪門梁冀又貪汙受賄，孔融傲慢狂妄招致殺身，禰衡狂放痴迷遭致屠戮，王粲輕率鋒利不拘小節而又急躁競進，陳琳說話草率而又粗疏，丁儀貪婪到處乞求財物，路粹白吃陷害孔融不知恥，潘岳假寫禱告神明的文章陰謀誣陷愍懷太子，陸機拜倒在權貴賈謐和郭彰足下，傅玄性情剛愎狹隘責罵官臺，孫楚兇狠剛愎控告上級。

以上種種都說明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已經意識到文人的文品與人品有不合之處。

總之，文品和人品之間有一定的關聯性，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已經意識到這種關聯性的兩面性。他一方面大力讚揚文品人品俱佳的文人，另一方面又從儒家中庸的思想出發承認文人也有文品與人品不符的情況存在，這說明《文心雕龍》的批評理論非常周密，不失偏頗。但總的來說《文心雕龍》裡傳達的思想是：文人當品形端正，博學多才；亂世之中寫文章治國，肩負起國家棟梁之任；窮困時保持氣節，著書立說流傳後世。

參考文獻：《人品文品論對中國文學批評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