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很簡單，因為趙匡胤就是軍人起家，無論是陳橋兵變還是杯酒釋兵權，都離不開軍權的支撐。他自然會害怕別人複製他的模式，所以才會重文抑武。

但這樣的策略，也為宋朝羸弱奠定基礎。

當然宋朝也不是一無是處，至少在民生上可圈可點。現在很多人都在研究宋朝，會發現宋朝時期的國民經濟已經非常的發達，只可惜他們沒花力氣在國防上，而是用來享樂。

稍微假設一下，若是在宋朝時期，中國便能進行工業革命，那麼中國的歷史程序應該會很不一樣。

可惜…¯\_(ツ)_/¯

因為趙匡胤成長的年代正是中華大地分裂成若干過國家，經受長期戰亂，這些當時國家皇帝換得頻繁很不穩定，形成武裝割據的局面，其主要原因是就掌握武裝軍事力量的將軍野心膨長在一定的時候或割據或憑軍借其軍事力量篡位，這種情況反覆重演，戰亂不斷百姓生存艱難。趙匡胤所在後周也有大將郭威建立，郭威死因無子傳位給養子柴榮，柴榮英年早逝趙匡胤皇袍加身當上皇帝改國號大宋。趙匡胤是一個具有雄才大的皇帝，他總結了國家長期戰亂分裂原因都是軍隊擁兵自重造成，他也是這樣上來的，要結束戰亂實現國家統一，就必須限制武將，治理好國家必須靠有文化的知識分子，文官沒撐握武裝也造不了反，所以趙匡胤透過杯酒失兵成功權解除掌握軍權的將軍的軍權，由朝庭直接撐控軍權，趙匡胤制定了抑武揚文的國策結束戰亂實現國家統一，可惜趙匡胤英年早逝，否則宋朝的情況還要更好些，趙的這個國策一直對後面的朝代都產生直接影響，並證明是正確的。

趙匡胤所處的時代比較特殊，而且，他本人就是抓住了特殊的歷史條件，建立了大宋王朝的。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趙匡胤褫奪武將兵權，並制定抑武揚文的國策，是有其很深的歷史原因的。

首先，唐代的藩鎮制度導致了“安史之亂”，而“安史之亂”之禍一直蔓延到五代十國。唐朝開國之初，實行外輕內重的軍事策略，保證有足夠的兵力拱衛政權。當時實行的府兵制，共置634個折衝府，其中，有261個位於保衛京師長安的關中。到了唐玄宗時期，具體說是開元十年（公元722年）時，設定節度使，節度使可率兵鎮守邊境。為抵禦外藩入侵，節度使逐漸擴大軍力。到了天寶年間（公元742年—756年，唐玄宗年號），邊鎮兵力達到50萬，而為中央集團所控制的兵力大約不滿10萬，藩鎮軍力已凌駕中央之上。其中，安祿山一人兼任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擁兵15萬，實力強大。

史思明起初跟隨安祿山討伐契丹，安祿山反叛後，被任命為范陽節度使，擁兵8萬。

軍權在握，日久必生異心。公元755年（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這場令奏響大唐帝國安魂曲的叛亂，完全是由於唐王朝國防策略的嚴重錯誤所導致，節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新唐書》）”而雄踞一方，尾大不掉，終致叛亂。史家認為，安史之亂不僅成為大唐王朝由盛轉衰的重大歷史節點，也是中華民族由開放而轉入保守的歷史拐點。

第二，五代十國有槍就是草頭王，趙匡胤親歷亂世痛定思痛。歷時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後，唐朝日漸衰微，不到100年，唐末農民戰爭爆發。自公元859年以來，爆發了多次起義，其中以王仙之、黃巢起義規模最為浩大，歷時九年，轉戰十餘省，徹底瓦解了唐王朝的軍事力量。

唐中和二年（公元882年），黃巢手下大將朱溫降唐，沙陀王李克用馳兵援唐，唐王朝得以強勁反擊，黃巢起義失敗。此後，朱溫幫助唐朝東征西討，屢立戰功。但同時也讓朱溫迅速壯大了實力，並迅速控制了大唐朝政。天佑四年公元(907年)四月，朱溫接受唐哀帝禪位，正式即皇帝位，改元開平，國號大梁，史稱“後梁”。升汴州為開封府(今河南開封)，建為東都，而以唐東都洛陽為西都。

朱溫篡唐後，曾被其擊敗的李克用仍然沿用唐天佑年號，以復興唐朝為名與後梁爭雄。公元908年，李克用病死，公元923年，其子李存勖建立後唐，並滅掉後梁。公元936年，太原留守、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在後唐的猛攻之下，勾結契丹，認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為父，並以幽雲十六州為代價，在契丹扶持下滅掉後唐，於太原登基稱帝，國號為晉，史稱後晉。

後晉維持了兩代帝王，到了公元947年，因為石敬瑭侄子後晉末帝石重貴不屈於契丹而遭滅亡。公元948年，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在太原稱帝，建立後漢。

後漢鄴都留守、樞密使郭威於公元950年在鄴都發動兵變，攻破開封滅掉後漢，建立大周政權，史稱“後周”。郭威死後，其義子柴榮繼位，大周在郭威一系列的改制後，變得很強大，大有吞併域內之勢。但是，柴榮英年早逝，掌管殿前禁軍的殿前都點檢趙匡胤重兵在握，於公元960年大年初三在陳橋發動兵變，黃袍加身，取代了後周，建立趙宋政權。趙匡胤立國後，迅速滅掉與五代並存的十國，統一中國大部分疆域，建立了中央集權。

經歷戰亂的趙匡胤深知，兩百多年來的戰亂以及朝代更迭，主要原因是兵權旁落，擁兵自重的藩鎮大將是政權最大的隱患。有一次，趙匡胤問趙普，自唐末以來換了二十八個君主，這是為什麼呢？趙普答道，就在於藩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治理的辦法也沒有奇巧可施，只要削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就安定了。

於是，公元963年（北宋乾德三年）趙匡胤召集大臣赴宴，酒席之間解除了大將的兵權。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杯酒釋兵權”。

趙匡胤解除大將的兵權後，制定了重文輕武的治國之策，也是為了防止鎮守邊境的大將，以及軍事長官的權力過大、地位過高而重新掌握兵權。從而防止國防實力旁落，避免唐末以來戰亂不止、政權更迭、國家動盪不堪的歷史重演。

凡事有一利則必有一弊。趙匡胤重文輕武，但當時的大宋並未完成國家統一，北方的契丹依舊盤踞燕雲十六州，時刻威脅大宋政權。到了宋神宗時期，無奈與契丹簽訂澶淵之盟，令北宋王朝無地自容。而後，金國崛起，西夏虎視，宋王朝在外藩的威脅下曾一度改革軍事制度，重建強大的國防。大約在宋仁宗時期，僅禁軍的數量就達到了80萬。另外，還有廂軍、鄉兵、番兵為輔，保境安民，一度與外藩形成抗衡相持之勢。

王安石變法後，北宋為節省開支，縮減軍費，裁減軍隊。把軍費開支最大的禁軍削減，而擴大軍費僅為禁軍一半的廂軍。並且，層層向地方攤派國防費用，以鄉兵、番兵來維持地方防務。這種文人的見識大大誤國，當金國大舉進兵後，北宋國防實力不夠，迅速被滅掉。當時，鎮守西路防務的种師道前來馳援開封，但僅僅只有2萬餘兵力，根本無法與金兵形成抗衡之勢。

趙匡胤抑武揚文所帶來的後果大概令他始料未及。南宋建立後，趙構重蹈祖宗覆轍，擔心抗金大將擁兵自重而尾大不掉，便幹起了殺戮抗金功臣的勾當。南宋王朝只得坐守半壁江山，堅持了150年後，便被蒙古滅掉。史家評論，崖山一戰的慘敗，是因為戰略戰術上重大失誤所造成。這與北宋亡國時如出一轍，李綱等文人指揮作戰，即便是忠勇可嘉，打仗畢竟不如武將。大宋滅亡，禍端早就釀成。

正是因為宋太祖趙匡胤是武將出身，透過陳橋兵變，才黃袍加身，成為九五之尊，所以才要制定國策、抑武揚文，以免後人有樣學樣，重蹈覆轍！這個畢竟是五代以來的傳統，“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為之爾！”

但實際上，趙匡胤實行的政策不能簡單的說是抑武揚文或重文輕武。

首先要說明的是，北宋對武將的防範，確實很嚴密，這是事實。但同時，北宋時代各地將門開始崛起，甚至獲得了與皇室聯姻的機會。所以，宋代在防範武將的很多細節問題上還是值得討論的。基本上，宋廷對於作戰指揮官的戰場決策權，一直都表示極大程度的尊重的。宋代防範武將，主要防範的是他們染指調動軍隊的權力。

調動多少兵力和哪些部隊，由誰來帶上戰場，指揮作戰，這是以文官為主的樞密院（早期以軍人為主）所決定的事情。但軍隊組織好以後，如何帶上戰場，如何執行指令，採用什麼方式來完成既定意圖，作戰指揮官有很大的自主權。當然這在表面上，確實是文官節制武人，但只要運轉正常，這種模式並不會對軍事行動造成不良影響。

另外，宋代壓制的其實是藩鎮的勢力。

比如建隆二年(961年)二月,宋廷派“常參官”主持地方稅收，禁止藩鎮插手干預。乾德三年(965年)三月,遣京師“朝官、廷臣”監臨“所在場院”。諸道置轉運使、通判等,“市徵、地課、鹽曲之類,通判官、兵馬都監、縣令並親臨之”。自此藩鎮的兩稅、關市、榷鹽、榷酒等賦稅收入，完全由朝廷所控制。

而且，乾德二年,“始令諸州自今每歲受民租及管榷之課,除支度給用外,凡緡帛之類,悉輦送京師”。次年三月,再次申令,諸州除“度支經費外,凡軍帛以助軍實,悉送都下,無得佔留”。即宋廷規定地方的稅收，除少數行政開支外,全部輸運京師。

此外，宋朝統治者還禁止藩鎮軍隊經商。宋太祖“詔群臣乘傳出入,不得齎貨邀利,及令人諸處回圖,與民爭利”。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正月，宋廷再次規定:“有不如詔者,州縣長吏以名奏聞。”

所以公平的說，宋朝所實行的那些看似壓制武人的做法，確實有防止別人篡位的想法，但也有抑制軍閥割據，停止亂世的想法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