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談談《菊與刀》。《菊與刀》最初是美華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國政府之命，為分析研究日本社會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調查分析報告，旨在指導美國如何管制戰敗後的日本。由於戰爭，她無法採用文化人類學中的實地調查方法，而是根據她自己的"文化型別"理論，靠訪問日裔美華人或美國拘禁的日本人，並透過觀看和閱讀日本影片、歷史和其他分析日本人性格的著作進行的研究。所以這本書在理論分析及資料方面也存在著一些缺陷和不足。但是，不可否認這本書作為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讀書，是社會科學研究直接運用於政治實際操作的傑出例證。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美華人眼中的日本文化，或者更泛一點是外華人眼中的日本文化。

《菊與刀》從多個方面談及日本文化，首先就是作為社會基石的等級制度與秩序，講求人人"各安其位"，它的世襲等級分為：士（武士），農，工，商，賤民（穢多，非人），也就是說在封建社會日本還是比較傾向於尚武社會，與中國計程車（士人）農工商存在差別。

與這種等級制度相對應的還有日本的宗族制度，在宗族內部同樣存在等級秩序，延伸為家庭中的秩序。比如書中列舉的洗澡，"即使是上流家庭，入浴也必須遵守嚴格順序。首先是客人，依次是祖父、父親、長子，最後是家裡最下等的傭人。"這種宗族制度要求宗族成員對宗族盡忠，但是這種宗族關係不同於中國的宗族，相對來說較為淡薄，祭拜總是在三代以內，再往上就不再記得了也就不再祭拜。

這種等級秩序除了表現在這方面還表現在男女關係上，《菊與刀》中說"日本婦女走路時要跟在她丈夫身後，其社會地位也比丈夫低。"《武士道》中說"她們作為女兒為了父親，作為妻子為了丈夫，作為母親為了兒女犧牲自己。……她的一生並不是獨立的一生，而是從屬的奉獻的一生。""站在逐級奉獻的階梯上，女子為了男人而捨棄自己，男子由此得以為主君而捨棄自己，主君也由此而順從天命。"當然，這兩門書都肯定了婦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婦女掌管家庭中大大小小的事務，肩負著教育下一代的主要任務。但也由於婦女在男性成長過程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男孩們有一定機率的戀母傾向，日本的亂倫機率也同樣高於其他國家，當然寬容性也高於其他國家。

日本文化的另一特點就是精神必將戰勝物質，即精神高於一切。因為這種觀念，才會有日本軍人用做軍操抵抗飢餓，越做精神越好之類的事。所以陽明心學在日本能夠得到尊敬與長遠發展。新渡戶稻造將"精神"分解為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克己。不難發現這些品質與中國古代儒家文化所倡導的有很大一部分相似之處。

他將這種義理解釋為職責，扮演監督者的角色，但是他又提出，義理常常容易落於詭辯，"甚至怯懦地害怕聲討"，比如為什麼女兒必須出賣自己的貞操以獲取資金供其父揮霍或還債？並要求武士道要將義理與勇氣結合起來才能正確地發揮其作用。這種勇氣是"當生時生，當死時死"，而勇氣的精神實質是冷靜及內心的鎮定自若，即"有容"。

仁是統治階級的美德，這種仁是自上而下推廣的，就是"依靠國家來塑造人的性格"。並說武士的仁慈是伴以拯救或殺戮權力的，溫柔、憐憫和仁愛是裝扮武士殘暴業績的特質，"我們偉大的小說家馬琴已經告訴我們如何為負傷的敵人療傷"。當然我們能看到的是在二戰期間日軍對待戰俘的暴行，不管是在中國各地的大屠殺還是對待美軍的死亡行軍。也許他所說的仁慈是日本武士對日本武士才有的。

武士階層灌輸以文雅習氣，由此產生禮。禮是對別人社會地位的尊重，新渡戶稻造將這些繁複的形式禮節解釋為"最經濟的動作方式"，避重就輕地談了禮的道德訓練更為重要。由此談及茶道陶冶身心，使人具有同情心。這種禮也是"克己"的表現，就是講求自我修養，剋制自己的情感情緒。這種剋制引申出犧牲，本尼迪克特說日本人否認他們所謂犧牲自己的觀念，說是"自覺自願"為"盡忠"、"盡孝"或為"情義"而死，並不認為屬於自我犧姓的範疇。新渡戶稻造說武士道的全部教誨是用自我犧牲精神完全浸潤起來的。

誠實觀念和榮譽是相互聯絡的。這個"誠"，本尼迪克特將之解釋為"全心全意做某事"，就好像德華人做事一絲不苟，所以這也成為日本與之同盟的一個因素。至於榮譽，這要講到《菊與刀》中的"情義"一詞。本尼迪克特將這個情義分為兩方面，一是對主君，對社會，對近親，對他人及對非近親。這一個情義涉及到另外兩個詞，"恩"和"義務"。在這種義務裡包含著日本文化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忠"。主要是對天皇的毫無保留的忠誠，當然也包含下級對上級的忠誠，這也歸因於日本的等級秩序。比如，二戰結束時許多日軍不願投降，但是一聽到天皇的廣播卻立刻放下了手中的武器，由此可見這種忠誠的無保留無條件。忠的地位是高於孝的。就好比《武士道》中說"武士道認為國家先於個人而存在，一個人在國家中出生並且是國家的一部分，因此個人必須為國家或者其執政者而生而死"。當然，因為有時代限制，這個"執政者"應該是指天皇而不是政府，因為我們可以看得日本有對政府不滿表示抗議的卻極少有反抗天皇的。而對於他人，日本人總是避免"負恩"，因為負恩就意味著他們需要全心全意的報答，而且還會使他們產生一種羞恥心。

至於榮譽，即第二點對自己名譽的情義，就要講到本尼迪克特所講的恥感文化。新渡戶稻造說"恥辱感在未成年人教育中被視為最早培養的品德之一"，他將亞當夏娃偷嚐禁果帶來的最糟糕的懲罰解釋為恥辱感的覺醒。當然，他也承認這種恥辱感不時顯出病態的性質。日本人對這種有關名譽的侮辱尤為敏感，即使是想象中的侮辱也會努力施加報復，這兩本書中都講到的有關報復的故事就是"四十七浪人"為主公復仇的故事，暫且不論這背後的政治因素，這個故事能夠在廣為流傳就是因為它的"情義加誠"。這種恥感文化是隻要罪行沒有公諸於世就不會感到任何煩惱也沒有懺悔，依賴於外部約束力來行善，即要求有旁觀者或當事人幻想有旁觀者。所以日本有乞求好運的儀式卻沒有贖罪儀式。

因為他們將名譽看得比生命更為重要。而"當一項事業被認為比生命更可貴，那麼人們就會從容而迅速地捨棄生命"。由此可見日本關於自殺這件事的看法，以及為何剖腹在日本被視作高貴的原因。新渡戶稻造解釋說日本普遍信仰靈魂寓於腹部，還用解剖學的各種理論說明切腹的邏輯三段論，"我開啟我的靈魂寶庫，給您看看它的樣子吧。是汙濁的還是清白的？請您自己來看它吧。"

日本人這種對生命的態度本質應來源於佛教禪宗的輕生向死的觀念。日本人喜歡櫻花就是因為櫻花對生命的不留戀，該凋零時就凋零。切腹是對名譽的情義的最高報答，所以也僱員做錯了事會由集體負責，因為由個人承擔有可能會導致自殺。而美國很少認錯，他們常說"try"，中國文化的複雜性則更注重平衡，可以暫時退卻但也容易導致阿Q精神。這也從一個側面表現了日本人的集團主義傾向。這種集團主義就好比日本的"村八分"的制度，即所有村民與破壞村內秩序者斷絕一切往來，逼得他難以生存，剩下的"兩分"是房屋失火時的救火以及當事人家庭有人去世時的處理屍體。因為著火不救，會殃及其它人的房子，死人不處理會發臭傳染疾病。目的就是儘可能的懲罰當事人一家，如果不會貽害其它村民的話，就絕不幫助。

這種恥感文化還表現為日本人注意社會對自己行動的評價。他們相信一種安全感，是取決於別人承認他們遵守的規則的微妙意義，如果沒有就會憤慨震驚或是茫然若失。就好比日本繁複的禮節不為他華人所接受，他們就"有的非常憤慨，有的則感到愕然"。所以他們致力於將日本文化推向世界以尋求一種認同感。當然，這和日本脆弱的民族自尊心和希望與歐美各國平起平坐的心理也有很大關係。因為日本作為一個島國有一種天生危機感，而日本文化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透過學習其他國家發展起來的，就會有一種本質上的自卑心，迫切渴望得到認同。所以我們不難發現，這種恥感文化與日本戰後拒不承認罪行有很大的關係。

《菊與刀》作為美華人研究日本人矛盾性格的一本書，雖然由於多種條件的不足還是存在一些偏差或是錯誤，但有很多方面都是值得思考的。而《武士道》中同樣也不免存在對日本文化中諸多本質性弱點的掩飾，但它作為一本從日本人眼中的看待日本文化的書，還是能夠讓人窺見日本文化的某些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