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古代軍政制度區別很大，如果套用企業制度的話，古中國軍隊的所有權和經營權是相分離的，在政治統帥與文官制度外，有一批被稱為“武將”的職業經理，類似於今天各國的軍事制度，因此會產生皇帝用於調兵遣將和制約將領的虎符。歐洲中世紀是的所有權與經營權二合一，打起仗來是老大出頭，有點像黑社會火拼。各個封建領主、騎士往往構成了軍隊有生力量的核心。中世紀歐洲的軍人很職業，騎士階層是從小訓練的職業軍人，打仗是他們至高的義務和榮譽；古中國沒有軍事貴族，泥腳子是主力。很多亂世出名的戰將，都是泥腿子或下層小吏出身，以軍功卓著博取功名，關羽張飛袁崇煥曾國藩左宗棠都是這樣，沒聽說世家子弟踴躍參軍的。從這一點看似乎歐洲軍隊的職業化程度很高。但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看的話，結論可能正好相反。顯然，雖然古中國的軍人可能不如歐洲職業化，但古中國的軍事制度卻更加專業化，中國有“文死諫，武死戰”的說法，便是這種分工。

古代中國軍政制度有兩個特別重要的特點。首先，這種分工使專制王朝最脆弱的部分、最高領導核心――皇室脫離了戰爭風險，不至於在一場戰術性的衝突中斷送王朝政治資源。可以設想一下，如果劉邦、漢武帝、曹操、李世民、朱元章這樣的人在戰場上被搞死了，對他們的帝國意味著什麼。其次，軍事統帥也避免了戰死的危險，使他們能夠發揮運籌帷握的特長，比如張良、諸葛亮。貌似有點像現代軍隊的參謀本部。這種專業化的軍事制度，可能是古中國的軍力能夠一直擴張到畜力時代的極限――青藏高原和沙漠的制度原因。反觀西方，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的整個中世紀，並沒有一個超級王朝一統歐洲。

中國式的極權王朝還有個擅於“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特點，即動員社會各階層、傾全國資源組織戰爭。但有個嚴重的後果，就是整個社會捲入戰爭的深度和廣度空前大，被戰爭破壞的程度也空前大。史載數十年的三國混戰使華人口從兩千多萬銳減為七百多萬；明末的戰亂使四川人口“百之存二”（人口減少98%，說法不盡相同），以至需要“湖廣填四川”。不僅如此，前朝的文明成果也付之一炬，古中國很多科技成果都被一代又一代人反覆發明/發現，例如指南車/針，從老祖宗黃帝到東漢張衡、三國馬鈞、南北朝祖沖之、唐朝金公立、宋朝燕肅和吳德仁，據說都擁有發明權！洛陽開封這樣的古都歷經空前繁榮－空前衰敗的週期，好似橡皮筋一般。

西方的歷史有很大的不同，經常是政治統帥親自上戰場，動真格的拿刀砍人。歐洲的戰法是由騎士階層和貴族主刀，下等人乾點步兵後勤的活，或隨軍作僕人打打雜給主人收收屍。所以，老大在戰場上掛了的情況比比皆是。比如英格蘭國王哈羅德、理查一世，玫瑰戰爭時雙方的老大約克和薩默賽特公爵，都是真正的馬革裹屍。理查當了10年國王，只有6個月呆在國內，剩下9年多都在國外過打仗的癮，最後也是被箭射死。卻得了“戰神國王”和“獅心王”的美譽，在英國曆史上代表著浪漫的騎士精神。這種搞法，有可能使一國的統治精英付之一炬，但社會總成本卻小得多。科技、文化、法律、城市得以薪火相傳，水準越來越高。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西方古代的軍事和政治制度。

西方世界在冷兵器時代，並沒有像中國一樣有科舉制度來選賢任能。他們奉行的是騎士貴族制度。早期跟隨著國王征戰天下的諸多將領們被封為貴族，他們有自己的領地，掌管著領地內的軍政經濟大權，可以說貴族們就是自己領地內的“土皇帝”。在有戰爭時，貴族們會聽從國王的號召，帶上自己的扈從，跟隨國王征戰，立下功勞後獲得更高的爵位和更大的封地。

可以說，西方世界計程車兵們並沒有一個真正統一的將領，他們都是貴族們的私兵。當然國王是最大的“貴族”，他們的私兵也更多。

一旦戰爭開啟，國王們就會帶著自己的私兵，號召各地的貴族和自己一起征戰。可以說西方古代的戰爭基本上都是“御駕親征”。例如我們熟知的凱撒大帝，亞歷山大大帝，還有拿破崙，他們都曾經親自率領軍隊征戰四方。可以說，冷兵器時代的西方國王不僅僅是政治領袖，還是軍事領袖，他們手下的貴族們在和平時期就是地方大員，在戰時就是一軍將領。

當然這樣做也有很大的弊端，就是一旦戰敗，國家的政治軍事領袖很可能直接戰死，那這個國家很可能就直接亡國了。頻繁的政權更替導致西方尤其是歐洲大陸很少會出現統一的國家，即使出現統一也十分短暫，現今歐洲大陸分成這麼多個國家有這方面的原因。

在中國古代的，發生戰事的時候，皇帝和大臣會臨時指定一位將領“掛帥”。並將虎符授予，讓元帥獲得臨時的軍權。當元帥得勝歸來，就會將“虎符”完璧歸趙，將軍權歸還給皇帝。戰爭期間，國內仍然能保證正常的秩序，這能夠給軍隊更加完善的後勤保障。

所以說，西方世界在冷兵器時代，君主就是最高的軍事統帥，他們自己帶著騎士們四處征戰，當然就不需要節制將領了，他們就更沒有像“虎符”這樣設計巧妙的兵符了。至於西方古代的統軍方式和東方的孰優孰劣，我覺得就顯而易見了。畢竟在現代，沒聽說過哪個總統親自帶兵去打仗。

西方的冷兵器時代跟東周或春秋以前是一樣的——封建，戰爭是貴族的事，平民無權參與，士兵最低都是士族計程車，並且自己配備武器和糧食，士及以上的貴族對自己的封建的領土有絕對決策權！

西方採取的封建制度，類似於商周時代的軍事政治制度，君主要出征，就要集合手下諸侯的兵力才能成行。而中國，哪怕是商周時期，君主也掌握有強大的中央權力，甚至可以隨便枉殺諸侯，但西方這方面控制就差多了，大部分西方國家立國基礎都是部落聯盟性質的，就像股份公司，最多股份者可以稱王，但並不代表可以對股份少者予取予奪 ，再加上神權在其中的攪屎棍作用 這就導致了西方封建制度的差異性:法律條約限制下的君權很難獨大。

具體到軍事上，以英國封建制度為例，君主只能要求封臣每年拿出一定時間（一般為倆月左右)來替自己打仗，一旦超出服役期限，諸侯可以扔下君主揚長而去，或者在君主許以重利後再承諾延長服役時間。

除了為君主打仗，封臣還要承擔一定數額的賦稅，這是英國王權最為重要的支柱，因為諸侯靠不住，君主的直轄兵力很少，像著名的長腿愛德華，御駕親征時往往身邊就二百多人，還不夠中國皇帝出去上個茅房的排場。

以上可知，歐洲君主與封臣的關係並非一邊倒的主僕關係，而是有很大的變數。也因此僱傭兵市場非常火爆，甚至敵對國家的軍隊也照收不誤，僱傭兵們也成為歐洲君主的得力工具。

如果有了權有錢的有了錢就能隨意開戰了嗎？不能。因為還要遵守君主與封臣很久前就締結的效忠檔案，這份檔案不僅規定了封臣服役時間，賦稅的比例，君主所應盡到的責任，還對服役場所進行了嚴格的規定。而事實上，中世紀的君主訂立盟約時，很難預見到自己的後代會在哪裡和誰進行多久的戰事，這就給後世封臣與君主的扯皮留下了禍根。

在英國，最典型的當屬英王為繼續保有法國的領地而與法王進行的戰事，百年戰爭只是其後半章，在此之前，英法兩國君主已經進行了長達兩百年的明爭暗鬥。但英王想保護自己的法國領地，英國的貴族則屢屢掣肘，他們以封臣義務僅限於英格蘭為藉口，拒絕跟隨君主出征，而由於法國戰事經常連綿不絕，加之運輸不暢，又導致了勉強從徵的部隊往往剛到達戰場就要如期返回。

想要留住部隊唯有給錢或僱傭並不靠譜的僱傭軍。於是英王只能不斷增加稅收，各種稅種開始層出不窮 如貴族無子嗣的寡婦喪偶後必須馬上改嫁，財產歸國王，去世貴族的兒子則必須繳納一筆遺產稅（大致相當於一份地產幾年的總收入)後才能繼承遺產，等等。

一次兩次強行攤派還是可以的，時間長了就得考慮修改原始效忠檔案的事了。這除了君權臣權之外，又牽涉到神權這攪屎棍，因為君臣間的古老協議一般都由教會保管，教會也因此成為君臣間矛盾的仲裁者，而君主與羅馬教皇的關係，則是決定談判會議程序的又一大因素。

最終，在教會協調不利 雙方徹底談崩後，國王與封臣間兵戎相見，最終國王軍失利 被迫簽署了著名的大憲章，對君權進行了嚴格限制。後世人往往指責這個檔案過於瑣碎，連寡婦是否改嫁都要管，但實際上，英國國王真是窮瘋了，所以才把斂財的手段用在欺負寡婦上，以致寡婦如何改嫁也是關係到君臣各自利益的重大問題，緣何不讓說呢？除此之外，憲章還規定了若干年必須開會集體討論調整稅收等詳細規定，這可以說既考慮到封臣的利益，同時也兼顧到了封建國家整體的利益訴求。作為大憲章運動的另一大作用，用立法的方式解決了君主海外用兵的困擾，貴族承諾境外服役，同時給予君主必要的資助，君主則要在海外領地的分封上給予英格蘭貴族額外的優待。從此之後，經過幾代君主的博弈，大憲章運動最終成為英國得以進行海外擴張、不斷強大崛起的基石。

與之相反的，則是政體類似的波蘭立陶宛王國，這個國家歷史上也曾強盛一時，版圖包括了今天中歐大部地區，與神聖羅馬帝國和法國鼎足三立於歐洲大陸。但是，該國的毛病在於封臣們私心太過，在需要抱團的時代裡仍然秉承著封臣為大、君權次之的觀念，導致國家尾大不掉，最終被周圍的強國蠶食瓜分掉了，直到幾百年後的一戰後才獨立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