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有信仰。洪秀全之所以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聚起巨大的力量，就在於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對於當時處於廣大老百姓來說，這個號召太有力了，所以短短3年時間就可以從廣西這樣一個偏僻的小村莊發展到定都南京，成立太平天國。

其次，不能身體力行實踐信仰。定都南京後，以洪秀全為首的領導人，卻不能實踐信仰，具體的歷史我就不多說了。這使得廣大追隨者甚至是很多中、高階將領都失望了，因為不僅沒有看到理想實現，反而看到了以洪秀全為首的一大群人的作為。

第三，因為沒有了理想所以內部開始勾心鬥角。因為楊秀清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才有了發展到最極端的南京事變，然後就有了石達開、就有了楊娟秀、就有了李秀成等等，自此後走上了衰落。

第四，因為沒有了信仰，所以主動乞降。因為看不到光明和前途，看不到實現理想的可能，面對生死考驗，看到大勢已去，好死不如賴活著，因為明知道即使是死了也毫無價值，所以就乞降！

這些主動乞降的太平軍高階將領，大多是中後期才投靠太平天國的惡霸匪幫、無賴盜賊和散兵遊勇，具備流氓無產者的一切劣根性——見風使舵、品質敗壞、目光短淺、陰險狠詐。

較之信仰比較堅定的“兩廣老兄弟”，前者成分更復雜，加入太平軍原本就是出於濃重的投機心理，他們毫無信念可言，戰鬥力也十分低下，一旦局勢發展對己不利就會動搖潰散，乃至一觸即降。

曾有學者粗略統計過太平天國後期投降清軍的110名太平軍將領，發現來自兩廣和湖北、湖南的只有28人，其餘大多數都是太平軍定都天京（南京）後從江浙皖贛豫招募、吸納的社會流民與投機分子。

而從上述太平軍降將的家庭出身來看，中下層封建官僚、地主、富家子弟、縉紳、天地會眾、盜賊多達63人，佔比約60%，可見後期太平軍從上至下都已變成“大雜燴”的烏合之眾。

這些降將早先加入太平軍，或出於個人野心，或被迫無奈（太平軍也存在裹挾拉丁行為），他們雖然在戰鬥中表現不錯而獲得晉升，但依舊是太平軍中最易蛻變、變節的群體，逐利而生是其最高追求，絲毫談不上什麼覺悟和信念，他們的叛賣行徑與天京陷落時大批兩廣老兄弟集體自焚的壯烈形成鮮明對比。

具體梳理太平軍將領的投降過程，可大致分為以下幾個型別：

第一類是清廷招安。比如1858年7月清政府以扣押妻兒老小的方式，招降了出身盜賊的太平軍將領李昭壽及部下4萬餘人，前者扼守的天京江北門戶——滁州也落入清軍手中。再如1860年清軍圍攻安慶時，守衛北門的太平軍將領程學啟因恩重如山的養母被曾國荃拘押，加之戰況危急，於是背叛了安慶主將葉芸來（二人還是同娶姊妹的連襟），率親兵逃往清軍營中投降，後來他步步高昇，還成了“淮軍名將”。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接受招安的太平軍降將一旦投靠清廷，往往死心塌地，其為邀功得寵，往往會主動策反其他人或馬上舉起屠刀殺向昔日袍澤。比如李昭壽就利用老關係策反了守衛江浦、六合的多名太平軍將領。而程學啟得知留在安慶城中的家人被葉芸來所殺後大怒，於是給清軍出謀劃策，助其奪取安慶。

第二類是貪圖富貴。如果說李昭壽、程學啟降清好歹還有些顧念親情、形勢所迫等客觀因素存在的話，那麼像太平天國納王郜永寬、保王童容海等人就純粹是為了個人榮華富貴，而在己方兵力雄厚、局勢較好的情況下主動投敵，這類高階將領在太平軍降將中佔比最高，接近70%。

比如童容海向清軍主動乞降的時間史載1862年夏，這時太平軍雖漸趨下風，但仍比較穩固地保有江浙、皖南等核心區域，特別是1862年初太平軍剛剛二度攻克杭州，基本控制了東南財賦重地。

而恰在此時，身為太平軍高階將領的童容海卻因封賞較少對上級——忠王李秀成、輔王楊輔清產生不滿，遂暗地與清軍鮑超部接洽，以皖南重鎮廣德和麾下8萬大軍為“見面禮”降清。

然而，僅過了1個多月他的部下就紛紛譁變、反正，童容海僅帶著1萬多親兵逃出廣德，跑到鮑超那裡求救，最後幾經裁撤，這個曾統率8萬大軍的太平天國王爺，只落得當了個小小的“五營統領”（指揮3000人）。

不過，童容海靠著給新主子賣命，後來起碼還混上個總兵，而殺害慕王譚紹光、出賣蘇州城的納王郜永寬、康王汪安鈞等8人的結局就比較“悲催”了，這幾個利慾薰心的傢伙向李鴻章要價太高（指明要保留起碼20個營兵力，並在富庶省份任總兵、副將等高階武官），結果被後者設“鴻門宴”一窩端。

第三類是內訌所致。其中比較有名的莫過於北王韋昌輝的胞弟韋俊。在太平軍早期高階將帥中，韋俊被公認為是堪與石達開、羅大綱、胡以晃等比肩的一流戰將。他智勇雙全，打仗很有謀略，能攻善守，屢次重創清軍，不僅在武昌外圍戰鬥中擊斃了湘軍創始人之一、重要將領羅澤南，還在武昌保衛戰中將湘軍重要首領、與曾國藩等並稱晚清“中興4大名臣”的胡林翼“耍了一把”，儲存了己方有生力量。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軍事才能不輸陳玉成、李玉成的優秀青年將領，卻因“天京之變”中兄長韋昌輝濫殺無辜得罪人太多，於1859年9月投降湘軍。

第四類是絕境求生，這種情況在天京陷落之後分散在各地的太平軍餘部中比較典型。例如轉戰閩粵的10餘萬太平軍在統帥汪海洋陣亡後，突圍時又遭清軍分割包抄，其中帶領3萬人馬的2員太平軍將領曹玉科、楊世如被困在群山環繞的絕境中，堅守23個晝夜後因部下士氣跌至谷底，全軍瀕臨潰散，只好投降。

歸根結底，無外乎太平軍兵源的“劣根性”，以及太平天國本身的政治制度缺陷。

什麼叫劣根性？

太平軍中充斥著大量的投機分子，這些投機分子的出身也是五花八門。有地痞流氓，也有富豪士紳，甚至還有清政府基層的文官武將，這些人雖然出身各不相同，但他們投機倒把的目的就是為了混口飯吃，順便藉著亂國戰事“飛黃騰達”。所以說長毛被稱呼為“亂國賊寇”實在不過分。正因為如此，無論從清政府的角度來看，還是太平天國的角度來看，這些人根本談不上什麼“真心”。太平軍來了，他們順勢加入太平軍。清軍來了，他們又搖身一變成了“順天護國”的清軍。一旦戰場上的形勢有所惡化，他們就表現的極為動搖，甚至叛變，為了高官厚祿出賣自己的同袍。這無疑才能成為壓倒牆頭的最後一根稻草。

而這其中，為了貪圖榮華富貴去主動向清軍投降的太平軍將領佔據了降將中的絕大部分。這種降將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大多帶著自己的部隊成建制主動投降，光一次性投降五六萬人這種就有好幾起。

就比如納王郜永寬、保王童容海等等投降時都是在部隊建制完整，兵力雄厚的情況下。從頭到尾沒有和清軍進行一次戰鬥就主動乞降。當這些投降事件發生時，雖然有忠於太平天國事業的將領勇敢地站出來，對背叛者進行阻撓甚至戰鬥，但大多都無濟於事。

而這些太平軍降將往往為了獲得清軍勢力的信任，同時也為得到升官發財的資本，不惜對自己昔日曾經一起並肩作戰的同袍痛下殺手，絲毫不顧及昔日情分。到了太平天國運動後期，這些歸順清軍的降將大多得不到清政府的信任，往往只是授予一些虛職，根本沒有任何實權可言，而像一些降將甚至連虛職都得不到，還要接受清廷官員的猜忌、監視。

這種太平軍將領率領自己的部隊成建制投降清軍的現象，無疑加速了太平天國的滅亡。

而這其中，最惡劣的，莫過於八降王投降清軍這一事件。

1863年11月下旬，以納王郜雲寬為首的太平軍八員守將一看太平軍大勢已去，就密謀打算棄城投降。而這時候先一步降清的“反水將軍”程學啟此時正在領兵攻打蘇州，程學啟聞訊就派手下的親信頻頻與納王等八員守將接洽，謀劃策反。經過一番穿針引線，程學啟和洋槍隊的領導人戈登一起在陽澄湖上的一艘小船上與納王見了面。雙方一拍即合，達成招安條件。八位反叛者一起商定了具體的實施步驟，八個人的計劃是：假意召開作戰會議，將幕王譚紹光騙到了會場上來，發動兵變殺了譚紹光，並且將譚紹光的頭顱割下來充作“投名狀”向淮軍投降。 一切進行的似乎很順利，但隨後的情形卻逐漸失去了控制。 當時淮軍在城裡的部隊不租兩萬人，而太平軍老弱精壯加在一起號稱十萬之眾。程學啟當時就建議李鴻章，程學啟的真正意思就是簡單粗暴的——殺降。 自古殺降是兵家大忌，實際上程學啟對蘇州太平軍“叛而不降”的擔心並無道理。這時候大帥李鴻章想到幾個月前的“太倉詐降”事件，他的弟弟李鶴章滿心歡喜打算進城接收太倉，卻未料到這是太平軍的詐降之計。被一槍擊中腿部險些喪命。前車之鑑尚在腦際，李鴻章不寒而慄，於是他睜隻眼閉隻眼，默許程學啟大開殺戒。

第二天李鴻章來到了程學啟的大營，召八降王入見，大致的意思就是告訴他們，朝廷已經批准他們為總兵副將。李鴻章的意思很明顯，他就是想穩住八降王。酒過三巡，菜過五味，李鴻章見時機成熟，就以公務為由先走開了，就留下了程學啟陪著八降王。李鴻章一走，程學啟就迫不及待的下手了。他找了八個精壯計程車兵，每個士兵手捧一套清朝的軍服，讓八位降將換衣服。八位降將已經被李鴻章的盛情衝昏了頭腦，他們絲毫沒有生疑，突然八個士兵趁著他們在看衣服的時候，抽出刀就一下把八個人全殺了。緊接著一場大屠殺迅速展開。蘇州城血流成河浮屍遍野。不到三天，近有十萬太平軍投降官兵殺盡。滿城只剩五六萬婦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