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科舉制度，起始於隋朝。開皇七年（即587年），隋文帝設立“秀才科”，叫各州每年須選送三人，其中考取優秀的人便為秀才。到了隋煬帝時期，又開始設立“進士科”。這也便是中國科舉制度的開端。科舉制度自隋朝以來，都是王朝選拔人才的重要手段之一，因為朝代的不同，所考取的專案和選拔標準也都不盡相同。例如唐朝的考試方法就有“帖經”，也就是在考試的時候只露出經書的某一行，然後考生需要把上下文給默寫出來，就相當於現在的古詩文默寫一樣。因為唐代詩歌盛行，所以詩賦自然也成為科舉考試的一部分，這也就是為什麼唐朝詩人云集的原因之一了。
到了明清兩朝之後，科舉制又有了新的變化，所考試的內容也就變成了我們熟知的“八股文”。科舉制度自隋朝開始，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廢止，在中國歷史上一共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可想而知它對於王朝的重要性。
但是，科舉制度的實行難道就只是為了給帝國選拔人才嗎？其實不然，為何呢？我們拿明朝時期的科舉制來說明。
明朝的科舉制度，除了最基本的選拔人才這一項功能以外，實際上它還充當了“政治工具”。其實這在其他王朝也一樣。
所謂的選拔人才，從表面上來看無非就是單純的看重個人能力和才華，凡是那種能力強和才華高的人，那麼必然會受到皇帝的重用。但是這樣的解釋畢竟只是表面的，我們要想真正瞭解它，還需要加上一定的政治考量。從而我們會發現，科舉制度的存在就必須要能綜合平衡社會中的各種利益，因為只有這樣，那麼這套制度體系才能真正的被利用起來，也才能為帝國帶來一定的利益。
而對於古代中國這樣一個農耕大國來說，最重要的政治問題就是：來自各個地方的政治精英是不是都能有機會參與朝廷政治？參與全國性的治理？雖然中國古代還沒有所謂的民主考量，但是，實際上這和現代民主政治中的“代議制”的道理是相通的，因為只要是政治，就一定得講求其代表性。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明一下：
西漢時，漢武帝創立了一種所謂的“推舉制度”，他要求每個郡的官員必須向朝廷推薦一個人才，如果哪一個郡沒有完成這個硬性指標，那麼這個郡的官員就要被撤職。後來他還規定，每個郡都必須按照人口基數來推舉人才。但如果你仔細觀察一下的話，你會發現，它是存在著一定的問題的，甚至會覺得它不合理。為何呢？因為我們都知道，推舉人才應該是唯才是舉，怎麼能單以人口數量來推舉呢？如果一個郡只有一千人，其中人才就有五百個，但是按照基數配比就只佔到1%，那麼能被舉薦的，也還是隻有五個人啊。反之也一樣，人口多的郡，人數是很多，但是一個人才也沒有，這又怎麼能舉薦呢？
簡單來說就是，各地經濟文化發展水平不一樣，朝廷強行攤派名額，那肯定會導致選拔上來的人的水平參差不齊。沒有才能的人可能會僥倖被重用，但是那些真正有著真才實學的人也可能會被埋沒。所以這就涉及到了我們上文所說的“政治考量”。中國疆域廣闊，各個地方的進門都能看到自己能成為全國精英的可能性。所以從漢武帝開始，到後來的科舉制，即便是今天的高考，全國各地都有所分配的名額。所以你會發現，現在的高考，實際上各地的考試難度大不一樣，即便是同樣的分數，但是所能夠上的學校就有著很大的區別。
也許你會覺得這完全就是不公平，但其實背後有著很深層次的政治考量。這也就涉及到了所謂的平衡問題。在介紹完科舉考試背後的邏輯之後，我們接著來看一下明朝時期的科舉考試是如何奉行這一原則的。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發生在洪武三十年（1379年）的“南北榜之爭”。
洪武三十年，朱元璋開科取士，為明朝選拔一些人才。按理說這樣的考試應該是公平公正的，就即便是有一些瑕疵，但也至少是相對公平的。可是當榜文一出來的時候，考生和皇帝都傻眼了，為何呢？因為榜文中所錄取的五十二名考生全部都是南方人。這樣一來的話，北方人就很有意見了，這不明顯就是欺負我們北方人嘛，肯定朝廷舞弊了。朱元璋也很納悶，於是便派人去查，可是最終也沒有查處一個所以然來，那是什麼原因呢？其實，確實是北方考生的答卷不如南方考生的答卷。我們看一下明朝以前的歷史也能發現這一點，從宋代到元代，南方就一直比北方穩定，經濟文化也更加的發達。所以這個結果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純屬正常。
但是，這就可以不顧及北方考生的意見了嗎？或者說是就直接錄用這五十二名來自南方的考生了嗎？如果單從人才和成績角度來看，確實是這樣。但是請注意，我們上文說到了一個詞：“政治考量”。
朱元璋看到這個結果後就想讓考官們改一下，讓幾個北方人進來。但是主考官堅決反對，說這是制度，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結果是什麼呢？結果就是，朱元璋將主考官，當時明朝響噹噹的大儒“劉三吾”給流放了，其他主考官則被處死。甚至連這一科的狀元也被處死了。接著就是朱元璋自己來出題，自己做主考，自己批閱答卷，最後一共錄取了六十一名進士。值得一提的是，這些進士都是北方人，南方人一個都沒有。是不是感覺很奇怪？朱元璋為什麼要這麼做？
這就是我們上文所說的“政治考量”，實際上朱元璋在做這些決定的時候，還多少帶有一些無奈。因為這一次的爭議，其中還夾雜著一個很糟糕的因素，那就是朱元璋的老家是屬於南直隸，在概念上來看的話，就是我們所說的南方人。所以一開始開科取士只錄取了南方人，那麼在北方人的心中，就會有著這樣的想法，那就是“皇帝偏向南方人”。這樣一來，這場考試就不單單是公平與不公平之間的議論了，而是皇帝是否偏心的問題了，甚至還會上升到——明朝這個從南到北建立的新王朝，是不是就註定要歧視北方人的問題了。所以，如果朱元璋真的就錄用了那五十二名南方考生的話，那麼後續可能會出現的問題，那就不單單就是考試本身的問題，而是國家統治穩定的問題了。再說了，這個時候的明朝建國也不過三十年，從本質上來說，它是經不起這樣的猜疑的，因為這很可能會對明朝的統治埋下嚴重的隱患。
所以，朱元璋之所以要那麼做，也正是出於“政治考量”。但是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還是得做出相應的調整才行，否則這套打法依舊行不通。所以便有了後來明仁宗時期的“地域配額”。
明仁宗規定：科舉按照地域來分配名額，北方人佔40%，南方人佔60%，這樣的分配不僅承認了南方人的優勢，同時也給北方人預留了足夠的空間。雖然在後來這樣的配額制度還是有了一定的調整，但是這個方法卻一直沿用到了清末廢除科舉制的時候。
這裡說明一下。在宣德元年（1426年），明朝政府又在南榜和北榜中各拿出了5%的份額，分配給了“中榜”。所謂的“中榜”指的是四川、廣西、雲南、貴州這幾個西南省份，除此之外還有朱元璋老家附近的一些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合肥、鳳陽、滁州等地。但是你仔細看這個分配也是有一定問題的，西南地區稱為中榜那還勉強說得過去，畢竟其地理位置也就屬於中部地區，但是朱元璋的老家和西南這幾個省份相隔數千裡，民風習俗毫無相似之處，這怎麼能將其合成一起來對待呢？
原因有兩點；第一點是經營西南地區。因為從當時全國範圍來看，西南這個地方，其文化水平還是非常落後的。朝廷透過設立中區，來向西南的精英們表明：朝廷將西南地區的人民視作自己老家人一樣對待，你們可以像其他地區的人一樣來參加科舉考試。不僅如此，朝廷還給西南四省的讀書人降低了科舉考試的門檻，讓他們都能參與到中央政治中來。這樣一來，便大大有利於國家在整個西南地區的政治和文化的融合。從而使得國家統治更加的穩定。
第二點便是讓皇帝從地域範圍的“困境”中脫離出來。
這個原因也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南北榜事件”。而這一事件之所以會演化到那麼血腥的局面，就是因為皇帝南方人的身份被牽扯了進來。如果當初朱元璋處理不果斷一些，那麼也解決不了實際問題，所以我們才說朱元璋是有一定苦衷的。但是話說回來，但凡是朱元璋的家鄉人再參加科舉，並且還考中，那麼人們又會自覺不自覺的想到這一層上，所以就其根本上來說，朱元璋的雷霆手段還是沒有解決掉。所以這時候，設立一個“中榜”，在制度上把兩者的關係給劃開，這樣一來，皇帝所承受的指責也就徹底消失了。
以上便是設立“中榜”的兩個根本原因。
所以我們最後可以看到，在古代中國，王朝想要搞精英政治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因為統治者要儘可能的讓一切有願望、有能力的人參與到國家治理中來，獲得他們無所保留的忠誠，還要努力減少各個地區、各個階層、各個民族等之間的猜忌，那就得要極力創造他們之間的力量平衡，從而給他們帶來安全感。所以我們才說，科舉制度不僅單單是國家選拔人才的有力手段，還是統治者的維護國家平衡和統一有力的政治手段。
中國的科舉制度，起始於隋朝。開皇七年（即587年），隋文帝設立“秀才科”，叫各州每年須選送三人，其中考取優秀的人便為秀才。到了隋煬帝時期，又開始設立“進士科”。這也便是中國科舉制度的開端。科舉制度自隋朝以來，都是王朝選拔人才的重要手段之一，因為朝代的不同，所考取的專案和選拔標準也都不盡相同。例如唐朝的考試方法就有“帖經”，也就是在考試的時候只露出經書的某一行，然後考生需要把上下文給默寫出來，就相當於現在的古詩文默寫一樣。因為唐代詩歌盛行，所以詩賦自然也成為科舉考試的一部分，這也就是為什麼唐朝詩人云集的原因之一了。
到了明清兩朝之後，科舉制又有了新的變化，所考試的內容也就變成了我們熟知的“八股文”。科舉制度自隋朝開始，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廢止，在中國歷史上一共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可想而知它對於王朝的重要性。
但是，科舉制度的實行難道就只是為了給帝國選拔人才嗎？其實不然，為何呢？我們拿明朝時期的科舉制來說明。
明朝的科舉制度，除了最基本的選拔人才這一項功能以外，實際上它還充當了“政治工具”。其實這在其他王朝也一樣。
所謂的選拔人才，從表面上來看無非就是單純的看重個人能力和才華，凡是那種能力強和才華高的人，那麼必然會受到皇帝的重用。但是這樣的解釋畢竟只是表面的，我們要想真正瞭解它，還需要加上一定的政治考量。從而我們會發現，科舉制度的存在就必須要能綜合平衡社會中的各種利益，因為只有這樣，那麼這套制度體系才能真正的被利用起來，也才能為帝國帶來一定的利益。
而對於古代中國這樣一個農耕大國來說，最重要的政治問題就是：來自各個地方的政治精英是不是都能有機會參與朝廷政治？參與全國性的治理？雖然中國古代還沒有所謂的民主考量，但是，實際上這和現代民主政治中的“代議制”的道理是相通的，因為只要是政治，就一定得講求其代表性。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明一下：
西漢時，漢武帝創立了一種所謂的“推舉制度”，他要求每個郡的官員必須向朝廷推薦一個人才，如果哪一個郡沒有完成這個硬性指標，那麼這個郡的官員就要被撤職。後來他還規定，每個郡都必須按照人口基數來推舉人才。但如果你仔細觀察一下的話，你會發現，它是存在著一定的問題的，甚至會覺得它不合理。為何呢？因為我們都知道，推舉人才應該是唯才是舉，怎麼能單以人口數量來推舉呢？如果一個郡只有一千人，其中人才就有五百個，但是按照基數配比就只佔到1%，那麼能被舉薦的，也還是隻有五個人啊。反之也一樣，人口多的郡，人數是很多，但是一個人才也沒有，這又怎麼能舉薦呢？
簡單來說就是，各地經濟文化發展水平不一樣，朝廷強行攤派名額，那肯定會導致選拔上來的人的水平參差不齊。沒有才能的人可能會僥倖被重用，但是那些真正有著真才實學的人也可能會被埋沒。所以這就涉及到了我們上文所說的“政治考量”。中國疆域廣闊，各個地方的進門都能看到自己能成為全國精英的可能性。所以從漢武帝開始，到後來的科舉制，即便是今天的高考，全國各地都有所分配的名額。所以你會發現，現在的高考，實際上各地的考試難度大不一樣，即便是同樣的分數，但是所能夠上的學校就有著很大的區別。
也許你會覺得這完全就是不公平，但其實背後有著很深層次的政治考量。這也就涉及到了所謂的平衡問題。在介紹完科舉考試背後的邏輯之後，我們接著來看一下明朝時期的科舉考試是如何奉行這一原則的。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發生在洪武三十年（1379年）的“南北榜之爭”。
洪武三十年，朱元璋開科取士，為明朝選拔一些人才。按理說這樣的考試應該是公平公正的，就即便是有一些瑕疵，但也至少是相對公平的。可是當榜文一出來的時候，考生和皇帝都傻眼了，為何呢？因為榜文中所錄取的五十二名考生全部都是南方人。這樣一來的話，北方人就很有意見了，這不明顯就是欺負我們北方人嘛，肯定朝廷舞弊了。朱元璋也很納悶，於是便派人去查，可是最終也沒有查處一個所以然來，那是什麼原因呢？其實，確實是北方考生的答卷不如南方考生的答卷。我們看一下明朝以前的歷史也能發現這一點，從宋代到元代，南方就一直比北方穩定，經濟文化也更加的發達。所以這個結果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純屬正常。
但是，這就可以不顧及北方考生的意見了嗎？或者說是就直接錄用這五十二名來自南方的考生了嗎？如果單從人才和成績角度來看，確實是這樣。但是請注意，我們上文說到了一個詞：“政治考量”。
朱元璋看到這個結果後就想讓考官們改一下，讓幾個北方人進來。但是主考官堅決反對，說這是制度，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結果是什麼呢？結果就是，朱元璋將主考官，當時明朝響噹噹的大儒“劉三吾”給流放了，其他主考官則被處死。甚至連這一科的狀元也被處死了。接著就是朱元璋自己來出題，自己做主考，自己批閱答卷，最後一共錄取了六十一名進士。值得一提的是，這些進士都是北方人，南方人一個都沒有。是不是感覺很奇怪？朱元璋為什麼要這麼做？
這就是我們上文所說的“政治考量”，實際上朱元璋在做這些決定的時候，還多少帶有一些無奈。因為這一次的爭議，其中還夾雜著一個很糟糕的因素，那就是朱元璋的老家是屬於南直隸，在概念上來看的話，就是我們所說的南方人。所以一開始開科取士只錄取了南方人，那麼在北方人的心中，就會有著這樣的想法，那就是“皇帝偏向南方人”。這樣一來，這場考試就不單單是公平與不公平之間的議論了，而是皇帝是否偏心的問題了，甚至還會上升到——明朝這個從南到北建立的新王朝，是不是就註定要歧視北方人的問題了。所以，如果朱元璋真的就錄用了那五十二名南方考生的話，那麼後續可能會出現的問題，那就不單單就是考試本身的問題，而是國家統治穩定的問題了。再說了，這個時候的明朝建國也不過三十年，從本質上來說，它是經不起這樣的猜疑的，因為這很可能會對明朝的統治埋下嚴重的隱患。
所以，朱元璋之所以要那麼做，也正是出於“政治考量”。但是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還是得做出相應的調整才行，否則這套打法依舊行不通。所以便有了後來明仁宗時期的“地域配額”。
明仁宗規定：科舉按照地域來分配名額，北方人佔40%，南方人佔60%，這樣的分配不僅承認了南方人的優勢，同時也給北方人預留了足夠的空間。雖然在後來這樣的配額制度還是有了一定的調整，但是這個方法卻一直沿用到了清末廢除科舉制的時候。
這裡說明一下。在宣德元年（1426年），明朝政府又在南榜和北榜中各拿出了5%的份額，分配給了“中榜”。所謂的“中榜”指的是四川、廣西、雲南、貴州這幾個西南省份，除此之外還有朱元璋老家附近的一些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合肥、鳳陽、滁州等地。但是你仔細看這個分配也是有一定問題的，西南地區稱為中榜那還勉強說得過去，畢竟其地理位置也就屬於中部地區，但是朱元璋的老家和西南這幾個省份相隔數千裡，民風習俗毫無相似之處，這怎麼能將其合成一起來對待呢？
原因有兩點；第一點是經營西南地區。因為從當時全國範圍來看，西南這個地方，其文化水平還是非常落後的。朝廷透過設立中區，來向西南的精英們表明：朝廷將西南地區的人民視作自己老家人一樣對待，你們可以像其他地區的人一樣來參加科舉考試。不僅如此，朝廷還給西南四省的讀書人降低了科舉考試的門檻，讓他們都能參與到中央政治中來。這樣一來，便大大有利於國家在整個西南地區的政治和文化的融合。從而使得國家統治更加的穩定。
第二點便是讓皇帝從地域範圍的“困境”中脫離出來。
這個原因也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南北榜事件”。而這一事件之所以會演化到那麼血腥的局面，就是因為皇帝南方人的身份被牽扯了進來。如果當初朱元璋處理不果斷一些，那麼也解決不了實際問題，所以我們才說朱元璋是有一定苦衷的。但是話說回來，但凡是朱元璋的家鄉人再參加科舉，並且還考中，那麼人們又會自覺不自覺的想到這一層上，所以就其根本上來說，朱元璋的雷霆手段還是沒有解決掉。所以這時候，設立一個“中榜”，在制度上把兩者的關係給劃開，這樣一來，皇帝所承受的指責也就徹底消失了。
以上便是設立“中榜”的兩個根本原因。
所以我們最後可以看到，在古代中國，王朝想要搞精英政治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因為統治者要儘可能的讓一切有願望、有能力的人參與到國家治理中來，獲得他們無所保留的忠誠，還要努力減少各個地區、各個階層、各個民族等之間的猜忌，那就得要極力創造他們之間的力量平衡，從而給他們帶來安全感。所以我們才說，科舉制度不僅單單是國家選拔人才的有力手段，還是統治者的維護國家平衡和統一有力的政治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