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思想稱作心學，是自我修為的學問，他首先從知行合一入手——聖賢書很好，但不能只做為求取功名的應試工具、也不能做為誇誇其談的資料，而是要用聖賢教誨指導自己的行為——知行合一，深得各級領導的歡心。於是研究繼續——為何知而不行、不照聖賢的話去做呢？沒理解透徹是也，只要你真的理解了聖賢之理，就一定會做得好——致良知，求得更深的認知，以便理論聯絡實際。聖賢的教誨之所以偉大，因為說到了大家心裡面，就是說每個人內心都有聖賢說的那樣的理，理就在你的心裡邊——心即理，你需要做的剝開塵世的虛妄，發現真我，你也可以像聖賢那樣偉大。

還有一些獨立的語句，寫得也不錯，但蒐集到一起也看不出內在聯絡。

大概這樣一門學問。

各位讀者，我拋磚引玉的介紹，就可以看出陽明心學不是解決一個王朝大廈將傾的方法論。

沒聽說哪一種思想可以挽救一個王朝。思想說白了就是個人的想法與觀念，這些想法與觀念著書立說後就形成了理論。不管你的思想理論多強大，必須具備服務於科學、經濟、立法、軍事、普世、教育等實踐中去才能發揮作用，要不也不會有“槍桿子裡出政權”這句話。所以說二者是相輔相成的。

王陽明的心學真的很強大嗎？答案是否定的，儘管有些人替他鼓吹了幾百年，到如今真正瞭解王陽明這個人的也寥寥無幾，更不要說他的思想了。

思想很多時候就是一面旗幟或者是一個幌子，徐價是心學的繼承人，可徐價貪汙受賄比誰都嚴重，王陽明的子孫們為爭奪遺產官司打了半個世紀，到大明滅亡都沒搞清楚，可見心學並沒有給他們帶來多少服務於社會與治國安邦的志向，更多的是“服務”自我。

王陽明心學的精華是“知行合一”，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名字取自這句話。就是後世我們所尊崇的那句“實踐是檢驗理論的唯一標準，知識與實踐相結合才能形成科學依據”。

王陽明的心學是把道、佛、儒理、的思想進行了剝離新成一脈，完善了而已。其學說很多地方都含糊不清，說不明白的地方就讓你去“參悟”，這就有點扯了，人與人是不一樣的，想法也是不同的，參悟出來的結果沒有統一性，都認為自己是對的，這就叫思想不統一。

著名作家黃仁宇在他所著的《萬曆十五年》書中指出，一個人可以用參禪的方式尋求頓悟，頓悟之後，所獲得澄澈超然的樂趣僅止於一身，而對社會的道德倫理則不再負有責任。這就叫唯心主義。

以為自己的靈感可以為真理的主宰。其後果，則可以由於各人的個性和背景而趨向於泛神主義、浪漫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實用主義，甚至無政府主義。這也就是王學的危險之所在。它存在著鼓勵各人以自己的良心指導行動、而不顧習慣的道德標準這一趨向，有時候甚至要凌駕於憲法之上，這樣的學說那個政權會採用呢？

王陽明的思想，說白了其實是理學的一個分支，它並沒有多麼神奇。題主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可能是受到當年明月的影響，事實上當年明月對王陽明思想的註解，有很多謬誤之處，尤其是他將王陽明和朱熹直接對立，這是很可笑的。

下面筆者就來簡單講一講王陽明的心學。事實上，心學在南宋時期就已經出現，彼時心學的代表人物為陸九淵陸九韶兄弟，他們因為與朱熹有分歧，曾經在鵝湖辯論，最後也沒有分出結果。朱熹和心學的分歧，就在於，天理從哪裡獲得。

朱聖人認為，理在世間萬物之中，所以你想獲得這個“理”，就必須從外物之中去獲得，故而，需要先格物，方能致知；而心學則認為，“天理”就在人的心中，所謂的天理，和人慾都是心中的，所以，如果要獲得理，你只需要從心中獲得即可，即進行內心的反省，和內心的自我約束。

但說到底，二者的區別只是在於方法論，即獲取“天理”的手段，而並沒有世界觀上的分歧 所以，心學也屬於理學的範疇，而天理是什麼，從抽象而言，天理是萬物的本源，萬物都是“理”和“氣”結合產生的，萬物都是天理的物化形式；在理學的世界觀裡，天理就是道德，是一種概念化的東西。

所以，王陽明的學說，並沒有超越這個框架，他的心學，是一種追求天理的，關於道德的學說。因此 他所提出的“知行合一”，也是在指明道德實踐的知行觀，這倒是超出了朱熹和陸九淵的範疇。但注意，這個行，是要去實踐道德，而不是去進行科學實驗，軍事實踐等。而最終的目的，是要“致良知”，獲得良知，從內心中探尋到真理。

至於日後的泰州學派，乃至於李贄，其所堅持的穿衣吃飯皆是天理的觀點，屬於王學左派，並不是王陽明的思想。但不可否認，王學左派的確在某些地區掀起了一定的思想解放浪潮。

然而，這種思想，它的專業性和技術性並不存在，也沒有在國家治理方面的技術理性和價值理性。誠然，它可以讓老百姓遵守內心的善，不去作亂，在一定程度上維護明朝統治，緩和社會矛盾。但是當實際的社會情況對老百姓的生存產生威脅，這種道德的約束一定會在社會存在面前崩壞，而其唯一的作用，就不復存在。

由以上，可以得出結論，王陽明的學說，屬於純粹的道德理論學說，與現實的政治，經濟，軍事並沒有關係。所以，這種思想，是不可能真正在政治中取得實際效果，更不可能挽救一個政治，經濟全面崩潰的王朝。至於王陽明的軍事才能，又是另一回事了，與他的道德學說並沒有太大關係。

提問者自己豈不是明知故問嗎？你都知道那是後人吹捧，沒有實際作用！又何必問呢？！一個政府的倒臺，在於歷史背景和自身原因！拯救大明王朝，用陽明心學可能嗎？叫萬曆給野豬皮補補課嗎？也許這倒是辦法？讓他來黨校學習一下！讓李成梁老師給他講講如何構建和諧社會！？

難以想象這樣的疑問在邏輯上是如何推匯出來的，按照這樣的邏輯關係，我們會推匯出許多很荒唐的結論。譬如全世界都公認《孫子兵法》的軍事價值，也有很多人在研究和學習，不見得有多少人真的會就此成為軍事家，即便嚴格按照其軍事思想武裝起來的軍隊或國家，照樣該打敗仗就打敗仗，該亡國就亡國，不能因此就懷疑其軍事價值是後人吹捧出來的，就像砸在牛頓頭上的那個蘋果砸出了科學，而砸在其他人頭上不過是鼓了個包一樣，沒有人會就此認為砸在牛頓頭上的蘋果是正確的，而砸在其他人頭上的蘋果就是錯誤的，題目設定的疑問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

王陽明的心學思想只是一種哲學理論，是認識世界的方法論之一，其本身並不具備神話傳說中符咒一般的魔力，單純靠一種思想理論來挽救國家危亡，未免過於異想天開了。

且不論王陽明的心學思想能不能成為大明王朝的治國理念，即便成為國家決策層面的指導思想，也得具備相當完整的政治系統，更主要的是這一系統完全有能力透過心學思想的啟迪，找到具體的治國方略，整體配合執行，才有可能發生變化，但事實上對一個病入膏肓的國家政權來說，這樣的要求無疑是緣木求魚。

這就如同給一個癌症晚期病人使用最先進的治療技術，能不能治好完全取決於病灶自身的病理變化，而非治療技術，這個世界上從來就沒有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天真地想象王陽明思想及其門徒們未能挽救大明王朝，就認為其思想價值是鼓吹出來的，這樣的認識在邏輯上就十分荒謬，如果世界上的事情都如此簡單，就沒有亡國這一說了，設計好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標準化流水線治國就是了，省得政治家們為此殫精竭慮地操心。

大多數時候我們對王陽明的心學思想存在誤讀，只是簡單地以為其思想不過是儒家傳統道德文化的延續，是自我修行的指南，這種解讀基本上與明朝時期純理學層面的認識一樣，沒有真正領會心學思想的實際價值。

王陽明主張的“心即理”，看似簡單抽象，實則完全打開了一條異於傳統世界觀之外的途徑，因為中國傳統文化長期以來構築的是以“道”為核心的世界觀，也就是“道即理”，而“心即理”則意味著“我就是世界”，並由此推論一切未知的世界，由被動認識而主動認識，因此心學思想具有顛覆傳統認識的意義，同時將哲學思辨由純理論層面延伸至實踐活動。

這一概念中的“理”是天道，即自然規律；“心”是良知”，“良知”是人本體對客觀存在的準確把握，或者是正確的認識，這與很多人理解的良好、善良有很大區別，“良”的本義中還有“很”、“非常”等含義，所以將這一概念理解為準確把握客觀規律更符合心學思想的要義。不能良知就要“致良知”，“致良知”的過程卻反映出認識水平的高低，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致良知”後要“知行合一”，這就更難了，需要具備相當豐富的知識積累、對社會生活敏銳的洞察力，以及高超的駕馭能力，對個人素質有著很高的要求。

由於心學思想產生於傳統文化土壤，很多概念需要參禪式的“悟道”，很容易讓人誤解為玄學，感覺很虛幻，加之與傳統主流思想相沖突，王陽明自己在發展這一理論時，也刻意模糊，所以使我們理解起來感覺很玄。其實人類對世界的所有感知，無一不是人類本身對客觀存在的心理反應，所有的認識活動都來自人自己的認知，並非客觀世界直接傳授給人的，“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大道至簡莫過如此。大到世界觀，小到人類活動中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活動，無一不是建立在人類自己的心理反應之上的，由此及彼，高超的政治家們自然從中體悟到完全不同的思想靈感，這才是心學思想所具有的實際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