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的平反之路，第一個感謝的人應該是有“粵中屈原”之稱的明末清初詩人—鄺露，以及他的好友梁稷。早在崇禎元年（1628），作為廣東老鄉的鄺露和梁稷等粵籍名紳就為北上赴任薊遼督師的袁崇煥在光孝寺設宴踐行，梁稷隨後同袁崇煥一同北上，成為其幕僚。而鄺露的兄長鄺湛更是任袁崇煥的驃騎將軍，可惜最後戰死沙場。正因為有這層關係，自袁崇煥死後，他們兩個是唯二有史可查為袁崇煥伸冤奔走的人。

為此，鄺露寫了一首《留都贈梁非馨（梁稷）》來表達，其詩歌曰：

逐客同徵雁，翩翩出塞垣。誇胡曾斷臂，哭漢不歸魂。別久見如夢，相看無一言。龍精千尺雪，持照舊人恩。

注：非馨為袁督師重客。督師以孤忠見法，天下冤之。後十二年，予與非馨同朝。非馨在主政，餘在史館，疏白其冤，服爵賜葬。非馨真信友矣。

這裡我們要注意了，鄺露說梁稷主政，自己在史館。根據歷史記載，永曆二年（1648）年的禮部“祠祭司主事”正是梁稷，當時他擁有負責頒佈死難文武大臣卹典的職責，換句話說為袁崇煥平反可謂“職務之便”，而鄺露這個時候恰好擔任的是“中書舍人”一職。

如果單單只是鄺露和梁稷等人為其的努力，當然不足以為袁崇煥平反，因為即使在南明期間，我們亦可以看到大量關於人們咒罵袁崇煥的記載。眾所周知，袁崇煥被殺最大的罪名就是“擅主議和”，“私通後金”，在這個“謀逆大罪”的前提下，什麼殺毛文龍那都是小事。畢竟當初崇禎知道袁崇煥殺掉毛文龍後，反應是“亦甚喜之，褒諭倍至”。

然而當後金入主北京城，立國“清”之後，有史載明末清初史學家談遷在北京求訪國史舊聞的時候有幸目睹《清太宗實錄》，這一看不要緊，居然看到了當年努爾哈赤使用的反間計借崇禎之手除袁崇煥的記載，隨後這條訊息傳入當時留在廣都肇慶的永曆帝朝中。

事已至此，即使當時南明的人再如何恨袁崇煥，為袁崇煥平反都到了勢在必行的階段。我們無法否認鄺露和梁稷等人的努力，再加上袁崇煥作為廣東人士，這對於踞守在廣東的南明朝廷來說亦成為拉攏廣東百姓和提振抗清士氣的重要手段，最後則是壓垮“袁崇煥賣國”謊言的《清太宗實錄》。至此，南明朝廷終於為袁崇煥平反，並賜諡號：“襄愍”！

不過我們這裡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南明政府偏居一隅，更是在不久後就徹底滅亡。其為袁崇煥平反的事蹟所知之人並不多，大多數南明遺民依舊每日痛罵袁崇煥。所以真正令所有人都知道袁崇煥是忠臣並不是奸臣的乃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二月，乾隆皇帝在批閱《明史》的時候，向軍機大臣和珅感慨下諭：

袁崇煥督師薊遼，雖與我朝為帝，但尚能忠於所事。彼時主昏政闇……詳悉查明，遇便覆奏。

也正是這道聖旨，包括袁崇煥在內，再加上熊廷弼等前明冤斬大臣基本上得到了平反，他們的後人亦被清廷封賞為佐雜等官選補，同時昭告天下，令世人瞻仰摩拜。

不過，你以為乾隆是真的這麼好心要為這些前朝跟自己祖上作對的將領平反麼？而順治、康熙卻沒有？實際上這裡面亦有隱藏的政治寓意。在大清江山已固，南明徹底消滅的前提下，對乾隆來說褒獎前朝忠義，不僅可以博取漢族士大夫的好感，還可以激勵臣民的愛國氣節。更為重要的是，乾隆在詔書中不只一次說明朝“主昏政闇”，從而表達大清乃是“替天行道，順應天意”給中原帶來朗朗乾坤，這是乾隆願意為他們平反最根本的原因。

嗚呼哀哉，生前已是風雨歷盡，死後百年亦脫離不了政治利用，這就是歷史人物逃脫不了的宿命。而袁崇煥到底是冤還是不冤，已經不重要了。

崇禎三年（1630年），陝西大旱，巡按馬懋才上奏朝廷百姓剝樹皮，挖草根而食，更有甚者以觀音土充飢，最後膨脹而死。不過這一切並沒有引起大明朝廷太大的關注。因為這年八月，還有另外一件震驚整個大明朝政的事情，曾對朱由檢許下“五年平遼”宏願的原薊遼督師袁崇煥因“擅殺島帥（毛文龍）”、“擅主議和”、“市米資敵”等罪狀，被凌遲處死，抄沒家產，家人流徒三千

對於此舉，文武百官兼大明百姓無不稱崇禎帝英明神武。被譽為明末清初中國五大學者之一的朱之瑜嚴厲批判道“賊臣楊鎬、袁崇煥前後賣國”；計六奇的《明季北略》中更記載袁崇煥被活剮以後“時百姓怨恨、爭啖其肉”；而被譽為明末浙東四大史學之一的張岱則描述袁崇煥“形如小猱、而性極躁暴”以對其諷刺，可見時天下人對袁崇煥之恨意。

看到這裡那很多人就說了，《明史》不是說袁崇煥被殺是“天下冤之”麼？南明永曆帝還賜其諡號“襄愍”，乾隆帝亦對其大加讚賞，梁啟超把他稱為明末最為重要的愛國將領。如果袁崇煥真的是冤枉，那不應該其死後全天下人拍手稱快；如果袁崇煥並不冤枉，清朝人在修撰《明史》的時候為何又會對其評價這麼高呢？對於歷史真相，我們已經無從得知，但是我們卻可以看一看，袁崇煥是如何從“明末大賊”變成“明末第一英雄的”。

對於站在上帝視角的我們來說，大多數人的觀點都是袁崇煥是被冤枉的，他是大英雄。實際上正如前文所說，袁崇煥從一個賣國賊反轉為明末民族英雄是清代之後的事情，特別是乾隆皇帝對其的讚賞。而在其所處的時代，也就是明末時期，世人皆以為其賊也。

例如從袁崇煥下獄開始，滿朝文武百官裡面除了兵科給事中錢家修寫了一篇《白冤疏》為袁崇煥上書叫冤以外，沒有任何一個人向崇禎為這個堂堂的薊遼督師求情，這是一件極為罕見的事情。因為袁崇煥不可能人品差到這個地步，居然沒一個為他求情，畢竟他有師友，有幕僚。既然如此我們只能說袁崇煥在當時確實人人皆以為其罪有應得。

不僅如此，錢家修作為一個兵科給事中在《明實錄》未曾有一筆記載。那這就指向了另一個更恐怖的事實，錢家修包括《白冤疏》都是後人杜撰的，實際上袁崇煥被問斬的時候，根本沒有人覺得其冤。（崇禎：你們還說我錯殺忠臣？）

既然如此，袁崇煥是什麼時候被平反，又為何會被平反呢？

袁崇煥的平反之路，第一個感謝的人應該是有“粵中屈原”之稱的明末清初詩人—鄺露，以及他的好友梁稷。早在崇禎元年（1628），作為廣東老鄉的鄺露和梁稷等粵籍名紳就為北上赴任薊遼督師的袁崇煥在光孝寺設宴踐行，梁稷隨後同袁崇煥一同北上，成為其幕僚。而鄺露的兄長鄺湛更是任袁崇煥的驃騎將軍，可惜最後戰死沙場。正因為有這層關係，自袁崇煥死後，他們兩個是唯二有史可查為袁崇煥伸冤奔走的人。

為此，鄺露寫了一首《留都贈梁非馨（梁稷）》來表達，其詩歌曰：

逐客同徵雁，翩翩出塞垣。誇胡曾斷臂，哭漢不歸魂。別久見如夢，相看無一言。龍精千尺雪，持照舊人恩。

注：非馨為袁督師重客。督師以孤忠見法，天下冤之。後十二年，予與非馨同朝。非馨在主政，餘在史館，疏白其冤，服爵賜葬。非馨真信友矣。

這裡我們要注意了，鄺露說梁稷主政，自己在史館。根據歷史記載，永曆二年（1648）年的禮部“祠祭司主事”正是梁稷，當時他擁有負責頒佈死難文武大臣卹典的職責，換句話說為袁崇煥平反可謂“職務之便”，而鄺露這個時候恰好擔任的是“中書舍人”一職。

如果單單只是鄺露和梁稷等人為其的努力，當然不足以為袁崇煥平反，因為即使在南明期間，我們亦可以看到大量關於人們咒罵袁崇煥的記載。眾所周知，袁崇煥被殺最大的罪名就是“擅主議和”，“私通後金”，在這個“謀逆大罪”的前提下，什麼殺毛文龍那都是小事。畢竟當初崇禎知道袁崇煥殺掉毛文龍後，反應是“亦甚喜之，褒諭倍至”。

然而當後金入主北京城，立國“清”之後，有史載明末清初史學家談遷在北京求訪國史舊聞的時候有幸目睹《清太宗實錄》，這一看不要緊，居然看到了當年努爾哈赤使用的反間計借崇禎之手除袁崇煥的記載，隨後這條訊息傳入當時留在廣都肇慶的永曆帝朝中。

事已至此，即使當時南明的人再如何恨袁崇煥，為袁崇煥平反都到了勢在必行的階段。我們無法否認鄺露和梁稷等人的努力，再加上袁崇煥作為廣東人士，這對於踞守在廣東的南明朝廷來說亦成為拉攏廣東百姓和提振抗清士氣的重要手段，最後則是壓垮“袁崇煥賣國”謊言的《清太宗實錄》。至此，南明朝廷終於為袁崇煥平反，並賜諡號：“襄愍“！

不過我們這裡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南明政府偏居一隅，更是在不久後就徹底滅亡。其為袁崇煥平反的事蹟所知之人並不多，大多數南明遺民依舊每日痛罵袁崇煥。所以真正令所有人都知道袁崇煥是忠臣並不是奸臣的乃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二月，乾隆皇帝在批閱《明史》的時候，向軍機大臣和珅感慨下諭：袁崇煥督師薊遼，雖與我朝為帝，但尚能忠於所事。彼時主昏政闇……詳悉查明，遇便覆奏。

也正是這道聖旨，包括袁崇煥在內，再加上熊廷弼等前明冤斬大臣基本上得到了平反，他們的後人亦被清廷封賞為佐雜等官選補，同時昭告天下，令世人瞻仰摩拜。

不過，你以為乾隆是真的這麼好心要為這些前朝跟自己祖上作對的將領平反麼？而順治、康熙卻沒有？實際上這裡面亦有隱藏的政治寓意。在大清江山已固，南明徹底消滅的前提下，對乾隆來說褒獎前朝忠義，不僅可以博取漢族士大夫的好感，還可以激勵臣民的愛國氣節。更為重要的是，乾隆在詔書中不只一次說明朝“主昏政闇”，從而表達大清乃是“替天行道，順應天意”給中原帶來朗朗乾坤，這是乾隆願意為他們平反最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