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老梁有過研究！

關於皇帝犯的過錯，在野史和正史之間進行選擇的話，這個我們得分時期以及歷史關係來看，這裡面老梁大致分了一下類，大家可以看一看：

對於史官我們都知道，其實他在古代是非常位高權重的一個職位，當然這裡面這個古代指的是很早還處於部落社會的時期，那個時候史官的名字叫祭祀，而祭祀的老大叫做大祭祀，可以說他們的權利完全不下於族長，掌管大全，可以說如果沒有大祭祀的同意，族長有的時候話都不好使（主要是因為那個時候的人類太迷信），後來漸漸衰落，論為記載部落種群歷史的存在了，但是他們秉筆直書，剛正不阿，記載歷史是非常可觀和可信的，所以那個時候野史是相對少的，畢竟無話可說，無言可評。

直到李世民去世前夕，這一傳統被打破了，以前史官不管怎麼記載歷史，皇帝都是不可以看的，而史官也必須秉筆直書，客觀書寫，但是李世民臨死之前，生怕自己的一些惡名流傳於世（玄武門之變大家懂得），於是懇求褚遂良（當時史官）看一眼《起居注》（當時的史書），褚遂良無奈之下，刪刪改改給他看了，從此之後，史官之書再不可信，因為幾乎每個皇帝都會看史改史，所以此後。野史野蠻生長，出現很多。

這一點很好理解，每一個朝代的開國皇帝，肯定都會說前朝的不好，所以自己才會取而代之，以宣示自己的功德，乃是救國救民的英雄身份，所以這也就導致了很多的史書是不能相信的，因為他們會有很多的個人主觀色彩和嚴重的批判傾向。但是野史也得斟酌而言，部分野史還是有道理的，這就得我們自己多加推斷和學習了。

不過《史記》和《二十四史》是公認的正史，而且多方考證，還是頗為可靠的，大家可以比較放心的讀一讀。

對於皇帝犯下的過錯，個人認為野史所載更可靠。理由如下：

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親者諱，都是所謂“春秋筆法”，就是做臣子的（兒子、學生）要對君主（父親、老師）所做的一些醜事進行遮掩和避諱，否則就是“不忠不孝”。這個觀點非常符合統治者的口味，後來逐漸成為修史的一大原則。

“為尊者諱”的極致案例是所謂“禪讓”，也就是《尚書》、《史記》等記載的堯舜禹三代接力式的推讓皇位。為做到這一點，同時為了給自己的“仁”做廣告，儒家的幾代“聖人”可謂費盡心思，甚至可以完全違揹人性本能並無視政治鬥爭的殘酷性。

但很遺憾，這一點被西晉時期出土的《竹書紀年》給打了臉。

“堯之末年，德衰，為舜所囚”；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

“舜篡堯位，立丹朱城，俄又奪之”。

同時，《晉書·束皙王接列傳》也記載道：“益幹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

雖然血腥殘酷，但這才符合人性和歷史真實。不僅如此，這些事情後來都有史實印證：曹丕代漢、司馬炎代魏，以及劉裕、蕭衍、蕭道成和陳霸先擊鼓傳花般的禪代。尤其是後四個人，後代對前代滅族式的屠殺，孔、孟如果地下有知，恐怕連他們的棺材板都摁不住。

在這裡多說一句，孔子還有一個觀點叫“子為父隱”，最著名的就是“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的故事，與上述大同小異，意思是老子犯了錯甚至犯了罪，兒子不僅要隱瞞，而且不能議論、不能指責，更不能檢舉揭發，最好是裝看不見，這才是“孝”。

孔孟給統治階級代了一輩子言，說了一輩子好話，隱了一輩子諱，給後代換來的是一桌又一桌的冷豬肉。

俗話說，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這個“少數人”很多時候可以理解為統治階級。

還有一句話是：歷史由勝利者書寫。這一句才真正道出了後世修史的奧秘或者說是“貓膩”所在。

這裡最典型、也同時被正史所記錄的篡改歷史的當屬唐太宗李世民。

作為中國著名盛世“貞觀之治”的開創者和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李世民心頭一直有一個結，那就是“囚父、殺兄、殺弟”，而且他怕這個史實被忠實記載並流傳後世。所以，就有了貞觀十三年和褚遂良（時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這段對話。

褚遂良：“皇帝做的好事壞事都記……但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皇帝親自看的”（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不聞帝王躬自觀史）。

太宗：“我做的不好的事你也都記下來了嗎”（朕有不善，卿必記耶）？

褚遂良曰：“職責所在，肯定都記下來了”（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

見褚遂良如此不識時務，李世民不甘心，又找房玄齡，經過軟硬兼施，這次他終於見到了《起居注》。而且，李世民沒有繞彎子，直接翻到了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他一直耿耿於懷的“玄武門之變”。這次他沒有再遮遮掩掩，直接對房玄齡說：“我的所做所為和當年周公殺管、蔡，季友殺叔牙是一個性質，都是為了社稷和百姓，你得改一下”（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

後來的事情我們就都知道了，李淵被寫得庸碌無為，李建成被寫得懦弱不堪，而李世民自己則不僅雄才大略而且在“玄武門之變”中被動且無辜。

就修史的嚴肅性和客觀性而言，自《史記》以降，“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的情況早已不復存在，所以，正史所載很多東西的可信度還真不如有些野史大。另外，和帝王干涉修史不同，野史的另一個優勢是沒有領導的主觀意志去故意篡改。這就像唐代劉洎進說唐太宗的話：“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這一段載於《貞觀政要》卷七，好一句“天下之人皆記之矣”，而野史就是天下人對某些史實的記錄方式！

野史是非官方編寫的，作者一般以傳聞、民間故事等作為其依據。總之真實性比較小，可有部分是具備真實性的，比方說事件的當事人，他把事件擴散出去，可人們不知道他是當事人，繼而只把事件當作一種傳聞和故事。偏偏野史作者就把這種傳聞和故事記錄下來作為歷史，這就是碰巧的真實。

正史是官方主持編寫的，作者是朝庭任命的專門史官。編寫的內容一般是前朝或者當朝的事件，歷史著作完成後，得到皇帝審批才能發行，這樣的歷史著作我們稱之為正史。誰能保證這樣的正史，皇帝沒有篡改過？平時也常言道：“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歷史是皇帝的意志”。

綜上所述，野史不一定全部是假的，正史也不一定全部是真的，因此說要判斷歷史事件的真偽，我覺得野史和正史結合起來分析更可靠。

我覺得關於皇帝犯的過錯，正史相對更可靠。

首先，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皇帝有做過那些事情，有那些過錯，我們是難以分清楚真假的。

一般一個朝代的正史是由下一個朝代編修的，所以也會帶有一定的引導性，想做到完全公開，公平，公正是不大可能的。如果寫史者的人品比較靠譜，像司馬遷《史記》，司馬光《資治通鑑》還是靠譜的，所以個人覺得關於皇帝犯的過錯，正史更可靠。

其次，野史相當於現在的自媒體，寫這些野史的人有一部分相當於現在的所謂“專家教授”，或是御用文人。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正史和野史都需要我們客觀公正的來看，但相對而言，關於皇帝犯的過錯，我覺得正史相對可靠些。

以上為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一是，歷史由誰書寫。這個人最起碼得會寫字吧。而皇帝時代會寫字的人還真不多。反正平民百姓，貧寒之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麼多是世家之人。那他的立場肯定會在所寫的歷史上體現。就連司馬大哥也不能超脫其中。

二是，歷史給誰看呢。這個當然是後人，可是上代皇帝的錯誤，總得為我這代服務。再說大家都是皇帝，不可能太過分。除非是我取代了你，否則會物傷其類的。

三是，歷史真不好寫。這個完全寫實，估計命都沒了。更不要說流傳下去。不寫實，作為寫歷史的人來說，良心上恐怕很難安穩。就連孔子所寫的《春秋》，良心上很是煎熬。

歷史是人寫的，正史不一定全正，野史也未必全野。

中國歷史波瀾壯闊，中華文化綿延不絕，過去的歷史沒有真正置身於那個時代，已然無法百分百準確，但是正史相對較準，雖然也會有編者的主觀因素，但是基於常識，基於人性，我們基本還原歷史，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歷朝歷代都有史官記錄歷史，跟人寫日記一樣，大致的事件還是可靠的。具體的細節需要我們讀者去思考了。

野史多是民間自由職業者寫的，取材於各種奇聞逸事，加以想象，編寫而成，可謂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很難辨別，茶前飯後讀一讀，聊以娛樂，還是可以的。

歷代君王均想明君英主，都想後世評說時誇點好的，少講壞話，破鼓萬人捶，所以對前朝的統治尤其是亡國皇帝，貶就對了，皇帝一定昏庸，大臣一定奸猾，百姓一定困苦，官員一定貪汙，社會一定動盪，我朝一定光明，所以歷朝歷代第一任第二任的統治一般很強給力，這裡的第一第二不是絕對的，大概表明初期的統治，像秦朝就兩代，始皇帝千古一帝，書同文 車同軌，統一度量衡，推行郡縣制，還修建了舉世矚目的兵馬俑，這些功績深刻影響了後來發展。

無論正史還是野史，讀書，思考，就不會本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