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以降,文人以德高而名者,唯杜甫而已。
歷數文豪巨匠,陶潛以隱逸而名,李白憑豪邁而顯,蘇軾因才思而高,唯杜甫兼有詩名、德名,皎皎獨耀,難以超越。
何以如此?在我看來,或許是因為陶、李二人皆尊重內心感受,外儒而內道,一歸隱田園,一縱酒江湖,但求適意灑脫,不復顧及廟堂黎民,可歸入“窮則獨善其身”一派;
而杜、蘇二人既執著於理想,又根植於現實,進亦忠憂,退亦忠憂,可歸入“窮亦兼濟天下”一派。
所不同的是,蘇軾集前人大成,融儒、釋、道於一爐,為後世文人走出了一條通達之道;
而唯有杜甫一生為儒,始終忠君忠志,時刻憂國憂民,為後世文人貫徹了儒的終極之道,從而成為“詩中聖哲”。
綜合比較,唯杜甫可謂“千古一詩聖,文章兩忠憂”。
杜甫到底是怎樣的人呢?我想可以從這三個層面來認識他。
一、人中赤子
稱之為“聖”,切不可忽略杜甫作為人的一面。由凡入聖,並非人人皆可，唯有赤子,方能為人所不能為。所以,他首先是一個普通而平凡的人,一個生活在俗世的人,一個純真、真摯的人。
他對理想、使命是那樣的執著、堅定。杜甫出生時,家道中落。少有壯志的他,自然在家族顯耀光環的重壓下,在偉大昂揚的盛唐時代,勇敢堅定地承擔起光耀門楣、振興家學的使命。他是那麼的努力,那麼的執著,卻又那麼的坎坷。
他有遠大的抱負:“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壯遊》),“所向無空闊,可堪託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房兵曹胡馬》),“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望嶽》)。
年輕時的杜甫,是那麼的高志豪壯,一派盛唐氣象。他最大的志向就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可終其一身,要麼沉淪下僚,要麼流落江湖,坎坷潦倒,抑鬱悲愁。但只要一息尚存,他就絕不放棄自己對於理想對於君主的忠誠。
他對朋友是那樣的真誠,與李白的結識是他一生的幸運。從《贈李白》“秋來相顧尚飄蓬”)《贈李白》(“二年客東都”)《與李十二同尋範十隱居》《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飲中八仙歌》《冬日有懷李白》《春日憶李白》《夢李白二首》《天末懷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不見》《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到《昔遊》《遣懷》,共計14首,無不流露出他對這位天才詩人的讚美、同情、熱愛、憐惜與思念。
這在盛唐詩壇上,是很奇特的現象,這對同樣不得志的天才詩人在歷史的一個交匯點相遇了,璀璨了盛唐的天空,也為後人留下了可歌可讚的友誼。
雖然李白傳世詩作中只有3首寫給杜甫,雖然兩人年齡有隔,個性有別,而這似乎更能體現出杜甫的赤子之心。
他對妻兒是那樣的深情與愧疚。那首深情綿緲的《月夜》是那麼的動人,一切如在眼前,卻又在無聲的凝望中躍動著一顆渴盼團圓的熾熱的心。
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他表達了對家人的優慮:“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就不顧,庶往共飢渴”。而更令人悲泣的是,“入門聞號,幼子餓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杜甫當時的那種痛徹心扉,悔愧難當。
他對百姓是那樣的溫情。他自稱“少陵野老”,儼然一位鄰家大叔。
雖出身於已沒落的家族,但“少陵”這一帶有政治色彩的籍貫讓詩人顯得那麼與眾不同。有為官之心,卻無為官之徑;有愛民之誠,卻無救民之策。他是處江湖之遠,既憂其民,亦憂其君。他只有用他的詩,來告慰自己。
“三吏”“三別”中,字字飽蘸著詩人深情的熱淚,句句揭示了下層百姓悲慘的命運;《客至》中待客熱情,並放下身段,親切地隔籬呼喚鄰翁對飲以傾盡餘杯,儼然陶翁風範;《又呈吳郎》中任由西鄰無食無兒、因“徵求貧到骨”的婦人撲棗,不去責怪、驅趕,反而替她著想、提供便利,更顯悲天憫人的菩薩心腸。
他就是這樣一個懷有拳拳赤誠的凡人,卻有著不平凡的經歷。由凡人聖,這是他的天命,因為他就是為那樣的一個時代而生的。
二、儒中聖哲
杜甫最讓入稱道的是他那憂國憂民的精神情懷。
他的詩中,對國事的憂慮,對君王的忠誠,對民生的關注,對賢臣的追慕,對戎狄的憤恨,對將士的謳歌,對權貴的鞭撻,對百姓的親近、同情等等,林林總總,包羅永珍,卻全由那顆千古高義、從不肯止息的偉大的心生髮出來,讓世人感佩。
他是自覺地承擔起這一使命,也是自覺地去踐行的。
從來沒有哪位詩人能像他那樣,有著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有著絕對的忠誠與彌久的深情,即使是一生坎坷潦倒,始終沒有改變初衷,這就是杜甫的偉大之處。
李白做不到,他“人生在世不稱意”,“不得開心顏”,就高歌而去,縱酒狂行,及時為樂,不去管什麼朝廷、君主、百姓,雖然偶爾也惦記著功名、理想,但他最終選擇的卻是在詩酒山水中盡情揮灑著他的豪邁與灑脫;
蘇軾做不到,雖然他也有一顆忠心,也有一雙觀世眼,一腔滾燙的熱血,但人生的際遇、駁雜的思想,讓他在失意中既獲得了拯救與解脫,又多少流露出遺世獨立、獨善其身的思想;
然而杜甫卻總能篤志如一,在最艱難最困苦的時候,他都沒有放棄他的國家,他的君王,他的理想,他的人民。
他也愛酒愛詩,卻不像李白那樣遣興縱樂,而是消愁忘憂,從《登高》中“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可惜》中“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落日》中“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徐步》中“把酒從衣溼,吟詩信杖扶。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愚”,《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中“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獨酌成詩》中“醉裡從為客詩成覺有神”等等便可窺知;
他也愛山水,卻不會因之而思歸山林,投入自然懷抱,他總能在山水中宣洩出他的憂慮與悲愁,《登高》《登岳陽樓》《秋興八首》等等便是證據。
杜甫最感人的地方,莫過於他的那種推己及人的聖人之德。
他居無定所,一生中大半時間都在漂泊,而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那幾句“安得廣廈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直到今天都讓後世寒門子弟感激喟嘆,孰能有此境界?
如果說這還不夠打動人的話,那麼《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他抽空回家看望妻兒,迎接他的卻是“人門聞號,幼子餓已卒”這樣的人間悲劇,他該怎麼承受呢?
可是,他沒有囿於一家的悲痛,他想到的卻是“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因為這亂世,不止他一人有這樣的悲痛,這是怎樣的心胸啊!
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是君子所為,而杜甫卻不僅僅是尊敬、愛護,更多的是同情、憐憫,甚至大有犧牲一己以成就天下的宏願,到這個程度,就是聖人的胸襟了。
杜甫是個凡事認真的人,他立志入仕,匡時濟世,便認認真真讀書、遊宦、獻賦、為官,雖然做的官不大,但他很認真,甚至較真,時刻想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毫不在意之前經歷多少蹉跎。
他還是個愛憎分明的人。他不會去阿逢權貴,面對國事的衰敗,他敢於諷刺抨擊,《麗人行》《兵車行》便是明證;他十分仰慕諸葛亮,渴望能像他一樣建立不朽功業,《蜀相》《詠懷古蹟(其五)》便是明證。而這一切的一切都歸根於他憂國憂民、忠君忠志的精神品格。
他曾自嘲為“乾坤一腐儒”，卻從不放棄自己的追求,雖然政治上他沒實現自己的理想,但他在精神和道德上為自己豎立了一塊後人無法超越的豐碑,成為了儒生中的“聖哲”。
三、詩中巨匠
很難想象,如果沒有詩,杜甫該怎樣去面對這人世的蹉跎與辛酸。
“詩是吾家事”,那是他對家學的自豪,更得益於對文學的穎悟。
詩以言志,杜甫七歲時便諳於此道,這讓他更多了一份自我實現的可能;
詩可以興、觀、群、怨,他更是終其一生都在實踐著孔子對詩歌功能的評價;
詩對於杜甫來說,最重要的,在我看來,不是他理想的表達,對國家、君主、百姓的情感、態度與想法,而是成為他在艱苦亂世、悲痛愁悶的現實中的一種精神寄託,一種情感宣洩的渠道,舍此無他。
《戲為六絕句》中對前人詩歌的評判便流露出他在詩學上的自信,而《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中那句“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更是道出了他的藝術追求。
若論成就,杜甫能引以為傲的,可能更多的是詩歌上的成就。他諸體兼善,尤工七律,獨步天下,而後世學詩,多宗杜甫,可謂揚名千古。
他的詩才是常人所不及的,他的努力也是一般人所看不見的,而他的詩歌蘊含的藝術美感與思想價值的高度更是後人所達不到的。所謂巨匠,往往都有大氣魄、大胸襟、大眼光、大手筆,經歷過大波折、大失意。而杜甫正是如此,他評價李白說“文章憎命達”,其實他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杜甫,他是一個性情中人,可愛可敬,可嘆可歌;他是道德文章的楷模,不可超越,只可瞻仰;他是積極人生的代言者,告訴世人,曾經有這樣一個人這樣走過,而他留給我們的,太多太多…
千古以降,文人以德高而名者,唯杜甫而已。
歷數文豪巨匠,陶潛以隱逸而名,李白憑豪邁而顯,蘇軾因才思而高,唯杜甫兼有詩名、德名,皎皎獨耀,難以超越。
何以如此?在我看來,或許是因為陶、李二人皆尊重內心感受,外儒而內道,一歸隱田園,一縱酒江湖,但求適意灑脫,不復顧及廟堂黎民,可歸入“窮則獨善其身”一派;
而杜、蘇二人既執著於理想,又根植於現實,進亦忠憂,退亦忠憂,可歸入“窮亦兼濟天下”一派。
所不同的是,蘇軾集前人大成,融儒、釋、道於一爐,為後世文人走出了一條通達之道;
而唯有杜甫一生為儒,始終忠君忠志,時刻憂國憂民,為後世文人貫徹了儒的終極之道,從而成為“詩中聖哲”。
綜合比較,唯杜甫可謂“千古一詩聖,文章兩忠憂”。
杜甫到底是怎樣的人呢?我想可以從這三個層面來認識他。
一、人中赤子
稱之為“聖”,切不可忽略杜甫作為人的一面。由凡入聖,並非人人皆可，唯有赤子,方能為人所不能為。所以,他首先是一個普通而平凡的人,一個生活在俗世的人,一個純真、真摯的人。
他對理想、使命是那樣的執著、堅定。杜甫出生時,家道中落。少有壯志的他,自然在家族顯耀光環的重壓下,在偉大昂揚的盛唐時代,勇敢堅定地承擔起光耀門楣、振興家學的使命。他是那麼的努力,那麼的執著,卻又那麼的坎坷。
他有遠大的抱負:“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壯遊》),“所向無空闊,可堪託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房兵曹胡馬》),“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望嶽》)。
年輕時的杜甫,是那麼的高志豪壯,一派盛唐氣象。他最大的志向就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可終其一身,要麼沉淪下僚,要麼流落江湖,坎坷潦倒,抑鬱悲愁。但只要一息尚存,他就絕不放棄自己對於理想對於君主的忠誠。
他對朋友是那樣的真誠,與李白的結識是他一生的幸運。從《贈李白》“秋來相顧尚飄蓬”)《贈李白》(“二年客東都”)《與李十二同尋範十隱居》《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飲中八仙歌》《冬日有懷李白》《春日憶李白》《夢李白二首》《天末懷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不見》《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到《昔遊》《遣懷》,共計14首,無不流露出他對這位天才詩人的讚美、同情、熱愛、憐惜與思念。
這在盛唐詩壇上,是很奇特的現象,這對同樣不得志的天才詩人在歷史的一個交匯點相遇了,璀璨了盛唐的天空,也為後人留下了可歌可讚的友誼。
雖然李白傳世詩作中只有3首寫給杜甫,雖然兩人年齡有隔,個性有別,而這似乎更能體現出杜甫的赤子之心。
他對妻兒是那樣的深情與愧疚。那首深情綿緲的《月夜》是那麼的動人,一切如在眼前,卻又在無聲的凝望中躍動著一顆渴盼團圓的熾熱的心。
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他表達了對家人的優慮:“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就不顧,庶往共飢渴”。而更令人悲泣的是,“入門聞號,幼子餓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杜甫當時的那種痛徹心扉,悔愧難當。
他對百姓是那樣的溫情。他自稱“少陵野老”,儼然一位鄰家大叔。
雖出身於已沒落的家族,但“少陵”這一帶有政治色彩的籍貫讓詩人顯得那麼與眾不同。有為官之心,卻無為官之徑;有愛民之誠,卻無救民之策。他是處江湖之遠,既憂其民,亦憂其君。他只有用他的詩,來告慰自己。
“三吏”“三別”中,字字飽蘸著詩人深情的熱淚,句句揭示了下層百姓悲慘的命運;《客至》中待客熱情,並放下身段,親切地隔籬呼喚鄰翁對飲以傾盡餘杯,儼然陶翁風範;《又呈吳郎》中任由西鄰無食無兒、因“徵求貧到骨”的婦人撲棗,不去責怪、驅趕,反而替她著想、提供便利,更顯悲天憫人的菩薩心腸。
他就是這樣一個懷有拳拳赤誠的凡人,卻有著不平凡的經歷。由凡人聖,這是他的天命,因為他就是為那樣的一個時代而生的。
二、儒中聖哲
杜甫最讓入稱道的是他那憂國憂民的精神情懷。
他的詩中,對國事的憂慮,對君王的忠誠,對民生的關注,對賢臣的追慕,對戎狄的憤恨,對將士的謳歌,對權貴的鞭撻,對百姓的親近、同情等等,林林總總,包羅永珍,卻全由那顆千古高義、從不肯止息的偉大的心生髮出來,讓世人感佩。
他是自覺地承擔起這一使命,也是自覺地去踐行的。
從來沒有哪位詩人能像他那樣,有著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有著絕對的忠誠與彌久的深情,即使是一生坎坷潦倒,始終沒有改變初衷,這就是杜甫的偉大之處。
李白做不到,他“人生在世不稱意”,“不得開心顏”,就高歌而去,縱酒狂行,及時為樂,不去管什麼朝廷、君主、百姓,雖然偶爾也惦記著功名、理想,但他最終選擇的卻是在詩酒山水中盡情揮灑著他的豪邁與灑脫;
蘇軾做不到,雖然他也有一顆忠心,也有一雙觀世眼,一腔滾燙的熱血,但人生的際遇、駁雜的思想,讓他在失意中既獲得了拯救與解脫,又多少流露出遺世獨立、獨善其身的思想;
然而杜甫卻總能篤志如一,在最艱難最困苦的時候,他都沒有放棄他的國家,他的君王,他的理想,他的人民。
他也愛酒愛詩,卻不像李白那樣遣興縱樂,而是消愁忘憂,從《登高》中“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可惜》中“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落日》中“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徐步》中“把酒從衣溼,吟詩信杖扶。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愚”,《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中“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獨酌成詩》中“醉裡從為客詩成覺有神”等等便可窺知;
他也愛山水,卻不會因之而思歸山林,投入自然懷抱,他總能在山水中宣洩出他的憂慮與悲愁,《登高》《登岳陽樓》《秋興八首》等等便是證據。
杜甫最感人的地方,莫過於他的那種推己及人的聖人之德。
他居無定所,一生中大半時間都在漂泊,而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那幾句“安得廣廈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直到今天都讓後世寒門子弟感激喟嘆,孰能有此境界?
如果說這還不夠打動人的話,那麼《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他抽空回家看望妻兒,迎接他的卻是“人門聞號,幼子餓已卒”這樣的人間悲劇,他該怎麼承受呢?
可是,他沒有囿於一家的悲痛,他想到的卻是“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因為這亂世,不止他一人有這樣的悲痛,這是怎樣的心胸啊!
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是君子所為,而杜甫卻不僅僅是尊敬、愛護,更多的是同情、憐憫,甚至大有犧牲一己以成就天下的宏願,到這個程度,就是聖人的胸襟了。
杜甫是個凡事認真的人,他立志入仕,匡時濟世,便認認真真讀書、遊宦、獻賦、為官,雖然做的官不大,但他很認真,甚至較真,時刻想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毫不在意之前經歷多少蹉跎。
他還是個愛憎分明的人。他不會去阿逢權貴,面對國事的衰敗,他敢於諷刺抨擊,《麗人行》《兵車行》便是明證;他十分仰慕諸葛亮,渴望能像他一樣建立不朽功業,《蜀相》《詠懷古蹟(其五)》便是明證。而這一切的一切都歸根於他憂國憂民、忠君忠志的精神品格。
他曾自嘲為“乾坤一腐儒”，卻從不放棄自己的追求,雖然政治上他沒實現自己的理想,但他在精神和道德上為自己豎立了一塊後人無法超越的豐碑,成為了儒生中的“聖哲”。
三、詩中巨匠
很難想象,如果沒有詩,杜甫該怎樣去面對這人世的蹉跎與辛酸。
“詩是吾家事”,那是他對家學的自豪,更得益於對文學的穎悟。
詩以言志,杜甫七歲時便諳於此道,這讓他更多了一份自我實現的可能;
詩可以興、觀、群、怨,他更是終其一生都在實踐著孔子對詩歌功能的評價;
詩對於杜甫來說,最重要的,在我看來,不是他理想的表達,對國家、君主、百姓的情感、態度與想法,而是成為他在艱苦亂世、悲痛愁悶的現實中的一種精神寄託,一種情感宣洩的渠道,舍此無他。
《戲為六絕句》中對前人詩歌的評判便流露出他在詩學上的自信,而《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中那句“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更是道出了他的藝術追求。
若論成就,杜甫能引以為傲的,可能更多的是詩歌上的成就。他諸體兼善,尤工七律,獨步天下,而後世學詩,多宗杜甫,可謂揚名千古。
他的詩才是常人所不及的,他的努力也是一般人所看不見的,而他的詩歌蘊含的藝術美感與思想價值的高度更是後人所達不到的。所謂巨匠,往往都有大氣魄、大胸襟、大眼光、大手筆,經歷過大波折、大失意。而杜甫正是如此,他評價李白說“文章憎命達”,其實他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杜甫,他是一個性情中人,可愛可敬,可嘆可歌;他是道德文章的楷模,不可超越,只可瞻仰;他是積極人生的代言者,告訴世人,曾經有這樣一個人這樣走過,而他留給我們的,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