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人們總會說到“四大發明”。事實上，中國農業的“四大發明”（稻、粟、菽、茶，這還不包括養蠶、繅絲等其他農業技術發明)對世界的影響絕對不亞於通常提及的“四大發明”。 據俄羅斯植物學家瓦維洛夫調查，世界上有8大作物起源中心，中國是最重要的一個。 據統計，全世界最重要的640種作物中，136種起源於中國，約佔世界總數的五分之一。可以說，中國對世界食物文化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雖然中國是世界稻作的起源地且種植歷史在萬年以上，但中國古代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長期在北方，漢代超過80%的人口居住在北方。晚至唐朝，仍有約60%的人口生活在北方。這或許就是《史記》等古籍的“五穀”概念中有“麻”無“稻”的原因。

那麼，當時大多數的北方人吃什麼？北京東胡林遺址（距今11000—9000年）、河北南莊頭遺址（距今10500—9700年）等考古發掘證明，小米（粟）是當時最重要的糧食作物，其領先地位維持了數千年， 留下了深厚的文化記憶。棄，是中國農業的先祖和古代最早的農官， 被堯舉為農師，被舜命為“后稷”。稷即“粟”，為“百穀之長”，亦用作糧食作物的統稱，成為“農業”和“穀神”的象徵。夏、商、周時期的中國農耕文化主要是“粟文化”。西漢晁錯的《論貴粟疏》全面論述了“重農貴粟”對國家治理的重要性，將“貴粟”與“重農”等同，可見粟在當時民食中的重要地位。中國現存最早農書《齊民要術》所記粟的品種多達86個，居於麥、稻之前，為當時第一大作物。粟在中國北方糧食作物中的主導地位一直維持到了唐代。唐初征收賦稅仍以粟為主，小麥仍被視為“雜稼”、“雜糧”。粟、黍之外，菽（大豆）一度在中國糧食作物生產中佔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因為它“保歲易為”的特點，從商周到秦漢，在黃河流域廣泛種植。《詩經》《管子》等古籍常常粟菽並提，“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戰國策》）。《氾勝之書》記述，大豆種植約佔全部農作物的十分之四，成為人們日常的主要糧食。

談到麵條，以前人們多認為是2000年前由義大利人發明的，也有人認為是阿拉伯人發明的。但在中國青海民和喇家遺址，考古學家發現了4000年前的麵條。說明華人食用麵條遠在義大利人和阿拉伯人之前。不過，當時的麵條不是由小麥麵粉製作，而是由粟、黍之粉製作的。

小麥雖然在4000年前已傳入中國， 但起初種植並不廣泛。當時人們像吃稻米一樣食用小麥，稱“麥飯”，因顆粒堅硬，口味較差，也不便消化。傳說在魯班發明石磨後，麥由粒食變為“麵食”，隨著漢代以後石磨的推廣，小麥的種植面積日漸擴大，進而推廣到南方地區。中唐以後，粟麥輪作推廣，小麥逐漸取得了與粟並駕齊驅的地位，其標誌為，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實行的“兩稅法”已明確將麥作為賦稅徵收的物件。到了宋代，雖然中國主糧仍為粟、麥、稻， 但相對地位發生了重大變化，北方小麥生產消費已遠超小米。

隋唐以前中國糧食生產一般是北粟（麥）南稻，全國的經濟重心一直在北方（西京、東京）。中國農業之所以逐漸走上以農耕為主的道路， 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可以供養更多的人口，應對人地矛盾的壓力。小米雖然好吃、耐旱，但產量較低，畝產不過百十來斤。水稻畝產則高得多（三四百斤），加之南方氣候水土可多熟種植，可以供養的人口就多得多。

中國是世界稻作起源地，然而，晉代以前，中國南方一直地廣人稀。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兵燹連年，大量北人南遷，尤其是唐安史之亂以後，中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此時稻米不僅為南方主食，也供養北方的城市和軍隊。古時雖有邗溝，但並未通接南北。但到隋朝，京杭大運河正式貫通。如果說春秋時期吳王夫差開鑿邗溝主要出於軍事目的，那麼隋朝貫通大運河則更多基於經濟和政治的考慮。有了這條暢通南北的運河，漕運經濟興起，南糧北運成為常態。據《宋史·食貨志》記載，北宋官方漕運糧食每年約600萬石。到北宋元豐三年（1080），南方人口達5600餘萬，已佔到全國總人口的69%，南北經濟和社會格局發生根本性改變。

這一重要變化與南方稻作的發展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從“飯稻羹魚”到“魚米之鄉”，雖然生產、生活方式看似沒什麼變化， 但南方稻作經濟在國家經濟和政治中的重要地位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蘇湖熟，天下足”到“湖廣熟，天下足”，反映了南方稻作經濟日漸擴充套件的發展趨勢。唐韓愈就稱“賦出天下，江南居十九”。 《天工開物》也記載，明末糧食供給，大米約佔70%。

地理學上著名的“胡煥庸線”是東北黑龍江璦琿至雲南騰衝的一條線，此線東南半壁佔中國國土面積的36%，而人口占96%；西北半壁佔國土面積的64%，而人口只佔4%。這一條線實際也是中國稻作生產線，可知稻米生產與華人口變化的密切關係。

因為中國古代以小農經濟為特色，因此很多人常常想當然地認為，中國農民不思進取，自我封閉。 這實際上是以今天的標準看待既往的世界。我們今天吃的西瓜不是來自西方，而是原產非洲；南瓜也非來自南方，而是原產美洲； 辣椒成為四川、湖南人的美食只是最近幾百年的事。中國“三大糧食作物”中有兩種（小麥和玉米）來自域外，“五大油料作物”中有三種（花生、芝麻、向日葵）來自域外。諸多歷史事實表明，中華農業文明是一個多元交匯的文明，中國農民不僅樂於接受新事物，而且善於改良和創新。

中外農業交流大多透過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進行，大體可分為3-4個高峰。秦漢和魏晉時期，中外農業交流大多經由陸上“絲綢之路”，自西北引進的居多，因此異域作物多冠以“胡”字，如胡服、胡琴、胡椒、胡麻（芝麻）、胡荽、胡瓜（黃瓜）、胡豆（蠶豆、豌豆），當然也有葡萄、苜蓿、石榴等。南北朝和隋唐時期引進作物則多用“海”字，如海棠、海棗、海芋、海桐花等。宋元明時期則多冠以“番”字，如番薯、番豆（花生）、番茄、番椒、西番菊（向日葵）等。清代從海路傳入的多用“洋”字字首，如洋芋、洋蔥、洋白菜、洋槐、洋姜，等等。

與秦漢、隋唐和宋元不同，明清時期傳入的作物中除瓜果、蔬菜外還有玉米、番薯、馬鈴薯等重要糧食作物。由於它們高產、耐瘠、耐寒，一些邊遠苦寒山區和邊際土地得以開發利用，擴充套件了中國農業生產的地域空間和時間配置， 促進了農業的快速發展。如番薯，適應性強，無地不宜，“一畝數十石，勝種穀二十倍” 。17世紀初， 江南水患，五穀不收，饑民流離。 徐光啟從福建引番薯在上海、江蘇推廣，起到了很好的救荒作用。 民國時期，美洲作物的產量差不多佔據了中國糧食總產的10%，在東北、西南等地區則超過20%。

華人口在西漢時期已接近6000萬。然而，此後的1500年中，起起伏伏，升升降降，到明初人口仍然只有6000多萬。 從明朝中期開始，人口開始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快速而穩定的增長，到清末已超過4億。遲至1820年，中國仍然是世界最大經濟體，中國的GDP約佔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32.4%）。19世紀中葉以前，中國沒有現代科技， 也沒有現代工業，中國經濟主體仍然是農業。那麼，是什麼支撐了中國的經濟規模和農業增長呢？應該說， 多熟種植等傳統集約農業措施及高產美洲作物的引種推廣是這一時期中國農業和人口增長的重要因素。

從歷史回顧可以看出， 所謂天皇、地皇、人皇的“三皇”傳說實際上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中國飲食文化起源三個階段，中國食物歷史變遷大體形成了這樣一些歷史脈絡， 經歷了從茹毛飲血（生食-熟食，燧人氏）、播種百穀（採集漁獵-農耕，伏羲、神農） 、五穀六畜（農牧並舉）、南稻北麥（農主牧輔），到今天農牧並進的歷史程序。

從中國食物變遷的歷史可以看出這樣一些特點：

2、作物種類、空間和時間的差異配置較好地抵禦了毀滅性自然災害，讓中華民族擁有更強的承受力，文明得以長期延續（稻麥生產體系的互補；玉米、紅薯、馬鈴薯的救飢和救荒作用）；

3、以吃得更營養、更豐富作為發展動力（粟、麥、玉米相對地位的變化， 2010年玉米已經取代稻作和小麥成為中國第一大作物， 但70%用於畜牧和家禽飼料），從“以糧為綱”到農牧並舉（牧業產值由1952年的11%提升至2015年的48%）， 從“豐產高產”到“優質高效”，從“工業農業”到“有機農業”、“生態農業”；

4、南北交流、漢少融合、東西交匯是豐富中國食物原料重要推力（南方農業與北方農業的交融；漢民族農業與少數民族農業交融；中國農業與國外農業的交融）。

從煮著吃到炒著吃

吃的東西越來越多，

可以接收的調味品也越來越多，

走向飲食的文明與擔憂！

夏朝開始主要是用輕薄精巧的青銅器烹飪食物，烤 燒 烘 煮等十多種烹飪方式

春秋戰國時代戰爭造成人口頻繁遷徙，刺激農業生產技術發展，鐵器開始出現，同時，動物性油脂等調味品日益增多，出現了簡單的冷飲製品和油炸蜜漬等小吃

而到了隋唐五代宋金元樣，出現了生魚片，火鍋等各種不同的飲食，而到了明朝，烹飪方式更加多樣接近20餘種烹飪方式。

而到了清朝。烹飪方式跟貼近現代，清朝繼承了前朝的同時放寬了對肉的限制，在當時豬肉價格低廉，羊肉價格也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前朝吃了便有罪的牛肉都是可以吃的了。而且在清朝，辣椒、胡椒、姜、蒜都是有的，有這些作料的加持，清朝的口味和現代應當是相差不大的

中國古代的烹飪方式基本上就是這樣子的哦！

放個韭菜雞蛋蓋澆飯鎮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