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出英雄，越是殘酷的亂世，越能造就彪悍的英雄。

春秋五霸、戰國七雄，整個中原便是一個大博弈場。

春秋無義戰，強者定章程；而戰國則是殲滅戰，勝者定九州。

於是，誰更善武力、誰更會謀算、誰更有野心，誰就能成就難以想見的成功。

這是物質層面的亂，還有精神層面的亂。

春秋戰國，不僅有得道的諸侯、彪悍的戰神以及縱橫的辯士，還有百家諸子。

整個世界正處於軸心時代。

鬱郁乎文哉的周，在此時已經走到了盡頭，那就需要新的禮樂和故事。

這個故事誰來講、怎麼講？

眾說紛紜，那就紛紜眾說，儒家講復古、法家講創新、墨家講兼愛、道家講無為。

而評價的依據就是看誰的故事講得好，誰更能得眾。

思想和文化領域也在競爭，而且這種競爭不亞於列國爭雄。

政治上博弈競爭，思想上百花齊放，造就了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

原因就是國家政治層面實現了大一統，但傳統和思想層面沒有大一統。

大一統得需要時間。

於是，齊地、趙地、燕地、楚地以及秦地之上中華先人的地域認同，是極強的。

有地域認同，就有各具特色的文化風貌和生活樣式。

燕趙之地，彪悍粗獷；齊魯大地，儒風方士；荊楚之地，浪漫奔放。

等等這些不同的品類，造就了個性鮮明的英雄，所以他們當真都是有血有肉、極富人情味、極為參差不齊的真英雄。

後世的英雄，如岳飛、袁崇煥、于謙之屬，一句忠君愛國、一句能力出眾、再一句被奸臣害死了，行了，他們的故事講完了、他們就這麼幾個標籤，他們都沒個性。

沒個性也就難以給你留下什麼鮮明的印象。

而韓信，韓信戰無不勝，但他忠君愛國嗎？

還有霍去病、衛青、公孫弘、張湯、李廣以及汲黯，等等這些人，都是那麼的個性鮮明。

原因就是多樣的文化和地域認同，是英雄個性的溫床。

秦漢英雄如此眾多，司馬遷功不可沒。

雖然司馬公也是官方修史，但他能秉筆直書。

別說霍去病有缺點，他敢寫；就是劉邦有缺點，他也敢寫。

有這樣秉筆直書、敢講真性情而且能講真性情的史家，秦漢英雄的故事能不豐滿、能不鮮活、能不讓你過耳不忘嗎？

一批敢講真故事、能講真故事的“太史公”，他們把這些英雄的故事記錄了下來。

所以，後世的我們得以見到，並且能夠相信這就是真的，所以秦漢英雄多傳奇、傳奇之中有個性。

秦漢雄風，確實代表了中華民族前期的偉大成就和威名！無論是農業生產、科技、軍事、音樂、體育、文化都在世界上來說都是先進的時期。秦漢時的國土很大，人口也遠超春秋戰國時代！秦漢帝國在世界歷史上也是響亮的！當時能與秦漢帝國齊名的只有羅馬帝國！甚至羅馬在綜合國力上不及秦漢帝國強大！

秦漢、先秦時期（確切的說應是春秋戰國時期）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從分裂紛亂中凝聚成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儒道墨法諸子百家交相輝映，形成一個永恆的印記“漢”，整個華夏民族思想開放、活力四射，充滿自信、勇往直前，生命力處於最活潑旺盛、最朝氣蓬勃的時代。

要探究滋生黃金時代的緣由，我以為是春秋以來社會結構的變化，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社會形態。黃金時代開始後，銅器高度發展、鐵器開始普遍，人們開始使用耕牛耕種，社會生產力大幅發展，逐漸引發社會變化，土地所有權開始從周天子和各諸侯手中滑出，逐漸興起商人階級和地主階級，不斷向夏商周三代以來的世襲的貴族階級發起挑戰。《左傳》中記載：“初稅畝，非禮也，谷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初稅畝是中國古代春秋時期魯國在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實行的按畝徵稅的田賦制度，它是承認土地私有合法化的開始，適應和促進了新生的封建土地佔有關係。期間世襲貴族也進行過反撲，但發展到秦漢王朝，新的社會結構已成定局。

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化，引發了學術思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奇觀。過去的平民階級包括奴隸階級，絕無機會接觸圖書和知識，更無法透過知識改變出身，跑到更高的階級，因此整個社會如幾層封閉而平行的世界拼湊而成。新的社會形態下，土地權和財富的重新劃分，讓底層階級看到了上升的希望，打破了以前不敢觸碰的思想藩籬。而應時而生的學術思想如雨後春筍般勃勃興起，幾乎中國所用的哲學和學派都在這個時代萌芽成長。最主要的有四大學派，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還有許多不同的思想碰撞在一起，光芒四射，使中華民族的思想學術無比絢爛。

社會結構的變化，還體現在“大一統”的兼併戰爭上。春秋以後，各諸侯國紛紛不滿蟄居一域，爭霸與兼併貫穿東周400餘年，幾乎每天國家破滅，周王朝已經禮崩樂塌。各國為了保持生存，逐漸開始拋棄貴族政治，競爭著從平民和奴隸階級選拔人才----包括政治家、軍事家，極大的鼓舞了靠才華立身的新型思潮。祖先的身份帶來的枷鎖逐漸消融，陳涉高聲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時，整個華夏民族似乎都活了以來，那聲不屈於命運、敢於創造未來的吶喊至今縈繞耳邊。

整個黃金時代留下的精神就是敢於破除藩籬，而以永不停息的腳步向前邁進。從周王朝那種崇古守舊的傳統走出，華夏民族正處於一種充滿想象力，處處是活潑的靈性的革命時代，整個民族的凝聚力、自信心高度增強，我想這也許就是能滋養陳湯、耿恭這些熱血男兒的原因吧。

談這樣一個問題我覺得應從個體和國家兩個層面來表述。雖然，按孔夫子的話來說當時早已是“禮壞樂崩”，但作為個體的人，依然還存有一部分認死理的人，捨身取義的人。如大家都熟知的:“荊珂刺秦”，“趙氏孤兒”故事。和忠於職守的人，不畏強權的人。如記錄“趙盾弒其君”的晉太史董狐；記錄“崔杼弒君”，齊太史一家三豪士。直到如今這故事說起來依然讓人蕩氣迴腸，感佩不已。為記錄這崔杼弒君這一件歷史事件，齊太史在史書上記下“崔杼弒君”而被崔杼殺害，太史兒子繼位仍書“崔杼弒其君”，又被崔杼殺害，接著太史的弟弟繼位再書“崔杼弒其君”。殺人者終被天理良心所攝服，最後的一點人性使他沒法再殺下去。

這正是我們民族的青年時代，同時也是蓬勃向上的時代，開疆拓土，標柄青史的時代。民眾正義尚存，血氣方剛，人的自由之精神，還未被王權，皇權，儒術所奴化，固化。一句話，精氣神還在。

從國家層面上來說，那個時代還是生產力還低下，物質生活並不富庶的時代，土地的出產率還十分低下，因而土地的穩固，增加對國家，對家庭都極為重要。也極具誘惑，因而，利益驅動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

在秦未統一中國的時候，商鞅就規定:秦國計程車兵只要斬獲敵人“甲士”（敵軍軍官）一個首級，就可可獲得一級爵位“公士”，田一頃，宅一處和僕人一個。斬獲兩個“甲士”，如果父母是囚犯，可被立即釋放；如果妻子是奴隸的，就可轉為平民，打一次勝戰，小官升一級，大官升三級等利益導向。

至漢代為防匈奴對戍邊計程車卒又要求訓練生產兩不誤。戰時打戰，平時生產，訓練，毎天的工作生活都有詳盡的記錄，執勤，勞動，訓練做得好的，就會被獎給“勞日”，射術成績優異的也會被賜“勞”十五日，這個賜“勞”其實就是積分，毎年統記一次，積分越高賞錢越多。這種軍功與平時表現並重的制度，較秦代僅憑軍功的賞賜更為全面。漢時還實行募兵制，募兵制和徵兵制截然不同。募兵制對士兵的要求很高，沒有一定的武藝和體力，未經訓練或技術不嫻熟的人一般都進不了軍隊。另外，雖然漢朝沒有秦朝的那種獎田賜宅的的軍功制，但在訓練和制度上卻優於秦朝，使士兵能以軍功封侯，一旦封侯，財富也好，名望也好就能到達人生的巔峰。男兒當自強，不就為了這些？

秦從地理上武力統一了天下，漢的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懷柔仁政又使得天下歸心。秦重的是利誘，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而漢經過“文景”之治後，國力空前強大起來，民族的認同感，優越感，凝聚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化，所以才會有“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的豪邁，所以我們都是漢人。

秦漢時期，漢族族群剛剛形成，本身的禮儀教化氣息還沒有後世那麼重，宗法禁錮也沒有後世那麼嚴酷。人民保留著非常身後的原始尚武文化。

當時的社會風氣也偏向彪悍。漢朝不禁弓弩兵器，法律上鼓勵血親復仇，有過很多傳頌的手刃仇人的故事，這在整體上，就強於後世孔孟禮法束縛下的軟弱文人。

但是同時，漢族的國家政體發展的非常先進，從郡縣制到大一統中央集權，統治手段層層遞進，使得中央朝廷能夠非常高效率高速度的將全國的力量調動起來，這點上又甩了周圍草原部落聯盟好幾條街。

尚武的文化，強大的個體，集權的中央，再配合上漢朝冶鐵技術的發展，打造出了一批強大的農耕文明戰士，成為周邊國家的夢魘。

漢將陳湯曾說:“一漢當五胡，蓋甲堅兵利，今夷得其巧，猶當三”

意思是:漢朝計程車兵，一個可以打五個其他民族的人，因為兵器鋒利，盔甲堅硬，後來其他民族也學會了這些技術，但是漢朝士兵仍然可以一打三。

這種文化初生時期，無論制度，科技，個體，對其他國家全面碾壓，對比上今天各方面都不是最領先的狀態，自然會覺得，秦漢時期的牛人那麼多了。

赳赳老秦，商鞅變法使秦國發展壯大，按照今天的說法就是改革，改革發展壯大，改革就是制度創新，凝聚民心，商鞅變法是成功的，使秦國走向強大！

這個問題時間線上並不準確，應該說，宋以前“漢”這個民族在世界範圍都是一個彪悍的民族。但經歷了宋的抑武、明的弱民、清的愚民......現代的漢人從根本上已經完全不同於傳統漢人。所以，並不是古代的人多麼多麼的厲害，而是之後的人弱化得太厲害，以至於完全不能理解先輩的勇武。

這是一個好問題，又是一個很難用三言兩語能回答的問題。

確切的說是三國之前的華人，確實是非常了得，後世英雄難望其項背。那時的人價值觀與後世不一樣，比如那個時代人物偶像是魏無忌，曾經吸引著年輕的劉邦離家投奔，而現在電視裡面歌頌的是司馬懿，現在很多人覺得賈詡很牛，而當時孫權卻非常鄙視賈詡。

現在的人喜歡把不擇手段，成功實現自己個人理想者稱為英雄，而當時的人喜歡重信義，守諾言，捨生取義，視死如歸的英雄。這種價值觀英雄觀的差距，使得我們離我們的先人越來越遠。

有人把春秋到三國這一千年的先人精神，稱呼為春秋大義。那個時代體現出春秋大義的故事，非常有名的有趙氏孤兒裡面程嬰公孫杵臼，荊軻刺秦王裡面的樊於期高漸離，棄相救魏齊的虞卿，竊符救趙裡面的侯嬴，田橫及五百士，黨錮之禍的李膺，許貢三門客，曹操釋關羽歸劉備，劉備放徐庶歸北等等，難以一一盡述，故事裡有世人皆知的大英雄，也有無名之輩，總之，在這個英雄的時代，人人都把春秋大義當做最高的道德標準。

從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出這個時代的英雄氣魄，錚錚鐵骨，吳王夫差自殺，伍子胥自殺，白起自殺，呂不韋自殺，西楚霸王項羽自殺，李廣自殺，試問一下，後世如這般級別的人物，不願受辱自殺者有幾人？

春秋大義，什麼時候開始離我們而去了？我認為，應該從司馬懿誅殺曹爽之後，司馬氏毀掉了一個讓我們無比懷念的英雄時代，幾近滅亡中國，後世科舉一出，春秋大義再難出現。

是因為歷史大背景造成英雄輩出的年代：先秦時期（春秋戰國時代），有周為天下共主，實際上各諸侯國都有獨自行政系統，都有稱王稱霸的雄心壯志，到戰國末年，每個諸侯國都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危機感，由此形成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文化，說白了是各個諸侯國的發展存亡的需求，促進而成的。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清朝滅亡，核心的價值都是圍繞著儒家的大目標轉的。所以即使有氣壯山河的英雄輩出，也不像先秦和漢初時期的多姿多彩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史上另一個文化發展的高峰，歷史背景是割據政權多多，所以文化燦爛多姿多彩。大一統的優點是國家空前強大，人民生活安康，是歷史發展的需求。野草雜花的空間自然壓縮到沒有了。熱血沸騰的事情多了不一定是好事情，恰好側面反映四分五裂、民不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