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認為王安石識人不明用人不當的？武大郎開店自有用人標準。我們這裡有一家公家辦的賓館，其老總把所有上級派去的二三四把手全晾在一邊，另拉一幫小兄弟，把事業辦得紅紅火火。可見各人自有一定的用人策略。只是我們沒有看懂王安石，還是別亂說。

這是個偽問題。王安石識人很明，用人得當。致使王安石改革失敗的是孱弱宋朝文人集團的各級政府部門的營營苟苟的各個部門的怠政懶政和不作為或者說亂作為！

性格方面王安石被稱為為拗相公。

變法因為觸動了保守派的利益，本身變法派的班底就不夠，諸如呂惠卿，曾布，蔡京等人確實人品不行，所以才有用人不當，識人不明的情況

首先，我們常說，知人才能論事。王安石科舉成績優秀，但家境比較貧窮，為了養活一大家子人，他專找一些收入比較高的職位，輾轉地方，在地方積累了改革的經驗，為後來在中央進行大規模的改革奠定了基礎。由此可見，王安石是個顧家的男人，同時有著豐富的人生閱歷。

其次，隨著新法細節的確定，變法集團內部出現了分歧，很多人想把王安石拉下馬。王安石毫無畏懼，他找出各種理由和藉口，把反對者一個個都排擠出權力中樞。可見王安石是個硬漢子，權力的遊戲中絕不妥協。

最後，那些反對派不甘失敗，中國自古有天人感應思想，他們以此不斷斥責王安石無敬畏之心，最後王安石受不了反對派的批判，請辭宰相，從此從政治舞臺上消失。人言可畏，王安石放棄了宰相之位，但他提拔的人才卻在宋神宗的指導下開始繼續變法。

關於王安石識人不明用人不當，我覺得不是王安石個人的原因造成的。比如，他頒佈了青苗法，目的是救急青黃不接時期的農民，播種期間可以向政府低息借貸現金，收穫後返還。但是很多地方貪官以此為由，大肆收斂壓榨農民。而且，社會上的大地主和大商人們為死守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斷批判。上層的好心設計到了下端執行的時候已經烏煙瘴氣，面目全非。所以與其說用人不當 不如王安石缺少變法基礎的實施者。變法牽扯到利益太多，包括司馬光在內的很多名人也反對。

所以與其說用人不當 不如王安石缺少變法基礎的實施者。變法牽扯到利益太多，包括司馬光在內的很多名人也反對。

筆者是個歷史系學生，雖然研究重點主要是中國近現代史，但對王安石這個人頗為好奇，也有一些敬佩吧，那句“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也挺霸氣的。關於王安石的性格，歷史上大概有以下幾種觀點。

說法一：王安石是個自負，自視甚高的人。王安石從小就聰慧，更有著驚人的記憶力，可謂是過目不忘，加之其勤奮好學及後天良好的教育，王安石成為了一代才子，才華橫溢，其文采深受好評。王安石不僅書讀的好，其更有自己的想法和志向，所以在古代王安石可以位列天才這一行列。但是王安石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就是自負，王安石創立了王安石新學，寫了一本書叫《三經新學》，其中以《周禮義》為變法依據，這個重要部分就是王安石親自訓釋的，因為他看不上前人對於古典書籍的註解，於是自己寫了一本，這裡面都是其自己的思想及對政治觀念的理解，這本《三經新學》經官方釋出，成為了官方之學，所有那些要透過科舉入仕的人必須讀這本書，不然別想金榜題名。

說法二：不講衛生。王安石的不修邊幅是出了名的，一年都可以不洗澡不換衣服，生活極其邋遢。

說法三：剛愎自用，不能容人。王安石面對老鄉晏殊的勸誡與建議，他很是瞧不起與不屑。王安石對於歐陽修從沒放在眼裡過，在實行變法之初，對於那些順從他變法的人都委以重任，不順從的都趕出了京城。

說法四：特別執拗，王安石素有拗相公之稱，當初包拯上任，王安石還是包拯的手下，一群人賞花喝酒，包拯親自敬酒，輪到王安石時他以不會喝酒拒絕，一點都不留情面，可謂時毫無情商可言。

故而，王安石的性格是多重的，既有其文人的理念，也有其政治的獨斷，歷代說法不同，褒貶不一，然而，不管當代的歷史學界怎樣誹謗反對新法的韓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禦西夏，守護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馬光（偉大的史學家，個人品行無可挑剔者），文彥博（樞密使、一代諍臣），範純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傳），甚至蘇軾兄弟，都無法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即，幾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們在其他方面都堪稱泰斗、幹才，在個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麼不約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呢？后妃史上，賢德自守，不逾閨訓半寸、無人可以企及的曹後、高後那樣深明事理的女主，怎麼也加入到本來有利於趙氏統治的變法的反對者之列呢？簡單地用大地主、大官僚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聯合反對重在抑制豪強兼併的新法，從而導致了新法的失敗，這是不科學的，至少是違背了歷史事實本身。

說了王安石的性格，我們來說說他的“識人不明，用人不當”。縱觀王安變法的用人，基本貫徹著黨同伐異的幹部路線。只要是口頭上堅決擁護新法，並且不惜矯枉過正地推行他所以為的新法的後進，不管其人品怎樣，節操如何、是否有胸襟為了終極目標，就能虛懷若谷地博採眾家之益言，忍辱負重地團結同人，目標一致地堅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物件。而恰恰是這些人，大多處於政治投機的動機，並不真心擁護變法改革，只是借用這一終南捷徑，來實現自己飛黃騰達，青雲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為主管變法的司農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諸法的參與制定者，但在朝臣，後黨一致反對下，神宗對變法有所動搖時，即聯合另一個市易法的倡議人魏繼宗攻訐實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個得力助手呂嘉問，止此一點，可見曾布，魏繼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諸法害農的前三司使韓絳（王安石第一次罷相繼為宰相，繼續推行新法者）與王安石得力助手呂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復相後，又於市易司用人與王安石意見相左，自請辭職外任知州。王安石薦用呂嘉問為市易司，又為呂惠卿所不滿，雙方時有芥蒂，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僅指示御史中丞鄧紈上書彈劾呂惠卿在華亭縣借富民家財置田產，由縣吏收租，“交接貪財”，致使呂惠卿罷政，牽連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兩臂膀。這樣一個臨時拼湊的，貌合神離的變法集團，個人品行又可以時時為人新增攻訐、彈劾的理由，怎能不讓王安石內外交困，陷於兩難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樞密使吳充，是王安石的兒女親家，卻不心許新法，率先變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竟然與前宰相富弼女婿馮京聯合支援言官鄭俠上書攻擊呂“惠卿朋黨奸邪”。閒居洛陽四年的司馬光上書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錢，使民負債，官無所得。二是免役斂錢，養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擾民。至少是觸到了新法在推行過程中，官吏變本加厲，使該法變質的實際。在外有強大政敵，內部又渙散離心離德的情況下，獨木難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敗北，哪裡能有其他的選擇？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賊（高俅、童貫、王黼、朱緬、李彥）攬財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紛擾，民不聊生，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開誠佈公地與韓琦、富弼、範純仁、司馬光、文彥博這些當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傾心之談，以國之根本打動他們，相信這些名臣大多數決不會抱殘守缺，堅持腐朽之見，僅以利己來論國事。因為，他們畢竟不是貪贓枉法、利祿燻心的腐朽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統一戰線方面首先失之偏狹，以至樹敵過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聽其言而觀其行，堅持用人唯賢的路線，而不是黨同伐異，至少，新法在實行過程中便不會變味，變著法兒來擾民，成為某些打著變法之名來營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貴們翻雲覆雨的工具。名臣們一致反對王安石變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為名臣們所不齒，自然不屑與之為伍。而且，像蘇軾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對變法，否則便不會有“司馬牛”的故事了。

最後，對於王安石這樣一個地主階級眼中異端，“而資產階級學者則把他捧到天上，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個為資本主義世界設計的大人物。”個人以為還是功大於過的，其變法雖然失敗，但緩和了北宋的“三冗兩積”問題，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和歷史的進步。

歷史似乎和王安石開了一個玩笑！都說“知識改變命運，性格決定人生”！王安石的性格決定了他註定是一個孤獨的悲劇人物。同時，如果當初不是王安石一雙慧眼專們舉薦小人，或許北宋不會如此之快地亡國，或許也不會有“靖康之恥”事件的發生。所以，有時候，你不佩服王安石的眼神兒那都不行！老王專挑非常陰險的小人推薦，凡是他任命和推薦的官員和心腹，最終都進入了《宋史·奸臣傳》裡！比如呂惠卿、章惇，還有那個大名鼎鼎的蔡京。歷史上，越是有才華的人，越不能容忍別人說自己的不足，王安石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因為他這樣的性格，與他決裂的人不僅僅有他的政敵，還有推薦過他的那些高官，鐵哥們兒。死敵從最初的司馬光，到後來的蘇軾，還有那個死了都想要找他麻煩的唐介。王安石的個性註定他是孤獨的。他根本就不懂得什麼叫做團隊合作；儘管他才華橫溢，但有時候他的想法太過於超前，與現實脫節，而他卻一意孤行，導致眾叛親離。

司馬光評價王安石說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王安石識人不明的說法主要是變法時選擇的繼任者呂惠卿，呂惠卿害怕王安石回朝影響自己的相位，因此一直阻止王安石回朝。說到執拗從另一方面說性格堅毅，認定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對的就始終堅持。有一點執拗和一點識人不明，這個是事實，但是確實挺佩服王安石，只是感覺他變法太著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