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和野史都可信，就看我們如何去運用。

正史是官方修撰的歷史，是紀錄皇帝及本朝重大歷史，而野史是民間修撰的歷史，一個是代表官方，一個代表民間，如果說兩者誰更可心，應該是正史。原因如下：正史是官方修的，紀錄本朝重大的事項，大多數事件是按照客觀事實紀錄的，但是其中涉及到天子不利的事情時，史官會有意識的刪去，就如劉邦被圍白登，如何解圍的在正史裡就沒有提及，具體還是從野史裡傳出來的。畢竟在紀錄國家大事的時候，多數屬於國家重大事件，涉及到不能紀錄的事件畢竟佔少數。

野史是民間有志之士修的，他紀錄的事件都是從非官方的渠道獲得的，有些也許是事實，但是單憑道聽途說的內容會有所偏頗，這就是為什麼一個故事在不同野史中過程和結果是不一樣的。所以，在當代大多數都把野史作為插科打諢來閱讀。

但是野史之所以能存在，尤其存在的必要性，畢竟在官方歷史中不能囊括所有的內容，野史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補充。有時在我們追尋一個歷史問題答案的時候，在正史中找不到，可以在野史中找到相應的內容，可以作為一種結果的依據提供給大家。

同時，透過野史的閱讀，我們可以從其紀錄的內容看出當時社會的一些情況，對還原當時社會的真實情況起到了良好的輔助作用。

正史由統治機構，比如明朝的翰林修撰，代表的是皇權的聲音；野史由民間編撰，是被統治、被壓迫的群體舌喉。

所謂正史，指官方修訂，至少是得到了官方認可的紀傳體史學著作，一管都是學識淵博的史學大家編著的。

在中國古代，史官是比較獨立的官職體系，一般不受當朝統治者管束，而且通常情況下史官記錄下來的史料是不對當朝開放的，因此大多數史官對統治者及其官員的言行都有比較客觀和準確的記述。

在一個朝代滅亡後，史官們手中的史料就會流入下一個統治者手中，因此中國古代每朝都有編寫上一個朝代歷史的習慣。

野史，是相對於正史存在的，內容多為私人編著。主要由於一些有責任感的史學官不滿於當朝正史編修受到統治者的影響，因些選擇以私人的名義甚至冒名編修一些史學著作，藉以補充正史空白或者被刻意扭曲的歷史事實。

所以早期的野史資料不僅比較可信也比較珍貴，然而到了後期，由於缺乏監督，整體質量開始下滑。再加上戲文和文學作品的影響，也就造成野史成為後世學者眼中可信度不高的史學資料，同時後世想要從野史中獲得有價值資訊的難度增加。

總體上說，野史的特徵，其一是編著者皆為在野人士或退隱史官，或是落魄政客，內容為對正史的補充甚至反駁。自然，這些史料不可能得到當朝官方認可，其中大部分甚至是當朝禁書，只能在民間流傳，也因此在傳承上有很大的風險。

其二，則是受到條件所限，編著者水平與內容上，野史略遜正史一籌。得不到官方認可，野史在當朝必然不如正史有影響力，這也是必然的。

但是也不得不承認，正史也會受到當朝者的約束，在一些有損皇家聲譽的歷史事件上要麼隱去要麼杜撰，也造成了很多歷史上的密案！有時候在編寫上一朝代史書的時候，為了體現本朝的正義性、合理性，對上一朝代潑髒水大家早已司空見慣了。

我的經驗不在那個更誰確 就是說不管正史 野史地方誌 古人隨筆 等 一件事對一段史 分開來看

從中找到正確 或者可能的史實 排除不可能的地方 所以凡是關於史上記載的文字 照片 記錄片 一視同仁 報著懷疑的態度去看 怎麼看呢

舉個例子

多年前臺灣地區前行政院長(就是大陸的總理)前國防部長 郝柏村參觀盧溝橋抗戰博物館

非常生氣 對館長說怎麼沒有空軍 抗戰八年從來沒有少過空軍 空軍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為國為民 前撲後繼 附出了無數生命的

在盧溝橋事變中 也是參了戰的 為什麼一句也沒有提

所以正確的看一段史 是要全面的看問題的

正史是由官方組織編纂的史書，野史由是私家編撰的史書。

正史肯定帶有國家的意志和民族的情緒，而野史也避免不了帶有作者自己的見解和情緒。對於歷史愛好者來說，正史、野史都是不可缺少的參考資料，二者互為補充，互為印證。

正史是彙集了國家之力進行編纂，在資料蒐集、整理、考證上具有巨大優勢，對一些存疑、可信度不高的事件都會慎重對待，甚至不予以記載，畢竟作為官方史書豈可兒戲。當然，正史在古代代表著統治階級的利益，編纂史書是為鞏固統治需要而存在，對一些統治者忌諱、不利的事件，編纂者們也會進行篡改或者不予以記載。

野史是私家集個人之力進行編纂整理而成，在資料蒐集、整理上就缺乏官方的優勢，在考證上更加體現著編纂者的個人判斷，不以別人意志為轉移；在對待一些存疑、傳說、不利於統治者的事件，編纂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斷完全收錄於書中。

因此，正史、野史是各有千秋，作為歷史愛好者不可只依賴其中一方，要加入自己的判斷，去偽存真；否則，只能於歷史中的豐富多彩擦肩而過了。

正史就是在帝王的支援下編纂而成的，是為其統治而服務的，是將帝王的個人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而存在；因此，在編纂過程中帝王完全能夠左右史書的一些事件記載，帝王篡改其中一下史實是不可避免的。這方面，我們每個歷史愛好者要有清醒的認識，不要人云亦云；古人云:盡信書不如無書。

一、正野史可信度之爭哪家高？1.你看到的正史是這樣的

（1）帝王的出生

在中國古代歷代關於開國皇帝的記載中，我們總能看到一些神秘怪異的事情，如《史記》中關於漢高祖的敘述：“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顯然這是一種穿鑿附會之說，在漢代以後各朝的開國皇帝本紀記述中，總能看到類似的記載，再比如明朝太祖本紀中關於朱元璋的記載：“母陳氏，方娠，夢神授藥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餘香氣。及產，紅光滿室。自是夜數有光起，鄰里望見，驚以為火，輒奔救，至則無有。比長，姿貌雄傑，奇骨貫頂。志意廓然，人莫能測。”所以從這些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的正史，未必是信史，它體現的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團體的意志，上述這些帝王中的例子，根本上是為了肯定皇帝本人的合法性，證明其是天命所歸，進而為王朝的正統找到“切實可信”的依據。

與此類似的還有一些將相的出生，都帶有一些誇張的描述，這些體現的或者是撰史者的個人愛好，也可能是體現的集團利益。

（2）撰史者個人素質的體現

遲至唐朝，史學家劉知幾提出史官必須具備“史才、史識、史學”這三項標準，清代時章學誠又增加了“史德”，所以從這些標準來看，正史的修訂無疑是受這些影響的。我們知道《史記》中的記載，很多已經被考古發掘證實，基本上除了少部分（如關於太祖本紀），基本上是可以看作一本信史。

以中國最早的編年體史書《春秋》為例，出現了諸多解釋，著名的闡釋有《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比較有意思的是這些對同意歷史事實的記載、描述並不一致，有些甚至完全相反。於是後世的學者就為其作注，至清朝時考據之風更是盛行，其考證程度更是詳細，近代以來的考證版本以楊伯峻先生的《春秋左傳注》最為可靠，這其中很大原因是他結合了考古發掘的一些資料。

（3）傳抄之誤

我們看的一些所謂的正史，可能並不是完整的，如《竹書紀年》、《論語》、《老子》等，隨著考古新發現，往往會和流傳的版本發生矛盾之處，有的記述甚至完全相反，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可能受傳抄之誤的影響。如新近發現的海昏候墓中發現的竹簡，涉及論語、易經、禮記、醫書、五色食勝、悼亡賦和籤牌、奏牘等八個部分，與傳世的文獻都有所出入。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的正史（包含官方釋出的文獻）其可信度受撰史者的個人素質、史籍的流傳以及政治集團（以皇帝為代表）的意志等因素的影響。

近代史學革命以來，對以往歷史研究者所忽視甚至是不恥的材料，比如小說、雜記、散文、信件等非主流材料，也作為了歷史研究物件，並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這裡舉一個例子，《金瓶梅》在其誕生後的幾百年裡，很大程度上是作為禁書的，官方以及清流官員把它視之為“淫書”“穢書”，這可謂是一部十足的野史了。但近代以來的學者研究後發現裡面描述有很多是反映歷史事實的，是研究明代社會歷史不可缺少的歷史資料。

關於其他所謂的“野史”是信史的例子還有很多，不再贅述。

答案是肯定的。咱們就以《史記》來說吧，司馬遷絕對算是一個比較剛直的人了，但他在撰寫史書中仍然必可避免的受皇帝意志的影響，比如高祖本紀的描述。至於篡改史書記載的例子，在後世王朝中更是時有發生的事情，據說一代明君唐太宗就或多或少幹過這事。

歷史大多是後人編撰的，難免有刻意的修正和美化的包裝。正史往往去劣舉優，野史往往才有見不得光某些真面目！總之，正史及野史，皆有免不了的人為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