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使人痛心的問題，沈從文是我最喜歡的中國作家。他放棄寫作，對中國文學來說，是一大損失。可是如果站在沈先生的角度來說，我理解他，理解他的痛苦、迷茫。他後半生找到了另一種安身立命之所，對他來說，或許是最好的結局，但對於喜歡他的讀者來說，未免有些殘酷。

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起，沈從文陷入“精神失常”，在經歷了內心長時間的掙扎和煎熬之後，他在三月二十八日自殺。萬幸的是被及時搶救，他才慢慢恢復過來。在這段時間當中，他寫下三篇文字，《一點記錄——給幾個熟人》、《一個人的自白》、《關於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傳——一點幻想的發展》，後面兩篇是他構想的自傳，在這兩章之間還有八章，但卻沒來得及完成，兩篇長稿均收入《沈從文全集》第二十七卷。

他晚年放棄寫作的原因大概就隱藏在這三篇文字中。他的精神轉況引起好友的關注，梁思成、林徽因邀他到清華園居住，他在金嶽霖住處寫下了《一點記錄——給幾個熟人》。這篇文章大約一萬字，寫在金嶽霖住處所見，當中穿插著對於“自己存在”的思考。這篇文章每次讀都能擊中我的內心，淚水在眼眶裡打轉。一個作家內心的痛苦不會明顯表現出來，他在文章中這樣寫道“我在動。在面對主人笑語中而動，卻沒有一個人能注意理解。”從這些文字中，我看到沈從文的孤獨和迷茫。面對著眼前的世界和時代，他開始重新自我思考，時代轉折帶給他的壓力具體起來就是他前半生全力以赴追求的文學事業的危機。文章第一段他這樣說——

“我寫什麼？還能夠寫什麼？筆已凍住，生命也凍住。一切待解放，待改造。是不是還有希望由複雜到單純，陰晦到晴明？凡事必重新梳理，才能知道。”

“寫什麼”、“還能寫什麼”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沒有什麼比這兩個問題更致命了。這兩個問題引發了他對於自我的思考，或許也引發了三月二十八日的那次自殺。在金嶽霖家的客廳中，伴隨著貝多芬的樂曲，他聽到了死亡的召喚。他的回答呢？“帶了我走吧......聽你如命運，服從你如神。”他就這樣妥協了。在樂曲聲中，他又開始冥想，沿著時間的河流往回奔跑，他跑到了四十年前的老家，他坐在母親膝邊哭泣，他發現了一個自己，“一個慈母和蕩子的人格綜合。”從這篇文章中可以讀出這樣一個資訊，沈從文在城市飄蕩，但他的根一直在鄉村，或許從鄉村到城市，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吧！從冥想回到現實，客廳中建築師（梁思成夫婦）在談論塔，對於沈從文來說，塔是一個特殊的意象。《邊城》的最後，夜裡下著大雨，塔倒了，老船伕死了，只剩下翠翠一個人。對應到現實中，則是對於沈從文付出半生心血的文學事業的否定。所以他說在中國文化史上，“塔”的象徵意義除少數專家之外再無人理會。“塔”的傾倒對於沈從文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寫到——

“我已在水邊岸上。多好的一片水！茶峒的小白塔，渡船：那隻方頭平底只合在那些小小地方存在的渡船，船上的黑臉長眉的翠翠，全在望中。春天去後接著是夏天，欲雨未雨悶熱時，小小紅蜻蜓飛滿河面。翠翠，你要哭，你儘管哭！日子還長！水發了，塔圮了！渡船溜跑了，世界全變了。天明起身一看，住宅附近到處是黃濁濁泥水下注。翠翠，你要哭，你儘管哭！你沉默，就讓杜鵑為你永遠在春天啼喚。你的善良品性和痛苦命運，早在我預料中，一切全在預料中。這就是人生！”

從這兒我就知道，在沈從文心裡，所有的文學事業已經化為一片灰燼，“塔”倒了，只剩下翠翠一個人在哭。我無法想象沈先生寫下這段文字時心裡有多痛苦！試想一下，你一輩子追求的東西，你用了自己的半生，到頭來，卻發現一切都倒了。心中所有的美好都破碎了，一個作家到了這種地步，或許也就只有結束自己的生命來結束這一切痛苦了。

三月二十八日，沈從文自殺，被救，保住了性命。文學在他心裡成了一塊疤，永遠也不敢去揭。我時常在想，在晚年沈先生的心中，“翠翠”到底是在哭還是在笑？不過這些我都已經無從得知了。

自傳，我十四歲就開始看沈從文的小說長大的，有兩年時間都是看沈從文的那本小說集，不知看了多少次，還有花城小說月刊。可以說沈從文就是我的恩師，一點也不過分。沈從文晚年為何放棄寫作？是內心的掙扎，是內心情感跳出文字禁固，釋放自我的靈魂。寫情感愛情小說的人，是將靈魂連同小說的人物靈魂連在一起。沈老放棄寫作就是：情感跳出文字禁固，釋放自我靈魂。

沈從文，中國著名的作家、歷史文物研究者，中國文壇新月派的代表人物，其“牧歌”式小說《邊城》是其巔峰之作。沈從文前輩一生致力寫作，只是在1984年因病無法行動停止寫作，這時離他1988年去世只有四年的光陰，說沈從文晚年放棄寫作說法不妥。

沈從文擅長小說和散文，在1948年以後停止了小說和散文的創作，轉為文物研究，後期的作品比如《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等作品，只能說是研究文物的工具書籍，為什麼沈從文做出如此抉擇，這才是我們的研究重點。

1948年開始，出現了諸多對於沈從文的批評聲音，首先是郭沫若，指出沈從文“作品屬於茶色文藝”“走第三條路線”“為反動派服務”，並得到了許多左翼作家的附和，更有指沈從文“妓女作家”如此激烈的言辭，此時的批評由已經變成了赤裸裸的人身攻擊。

沈從文的寫作風格，偏浪漫主義，他利用詩歌式的語言，描述這對歷史、農村、生命的反思，這在當時被認為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

眾所周知，作家的文學作品要對自己負責、要對讀者負責，同時也要為所處的時代負責，這是更古不變的真理。當時文藝界的主導風格是“信”，而沈從文的風格是“思”，這表明沈從文的寫作特點不能適應當時時代的要求，他放棄小說和散文創作，也是其明智之舉。

沈從文的作品尤其是《邊城》值得我們深刻體會和感悟，沈從文前輩是一個值得我們緬懷的作家，但是更應該反思的是，現在越來越開放和包容的社會，已為文學創作提供了更為自由的土壤，但為什麼沒有更好、更多，令人印象深刻、值得回味的文學作品？！

沈從文晚年放棄寫作確切的說是1949年以後，他放棄寫作是因為他的惶惶不安，他有很多面對新事物的有所不知，有所彷徨困惑的東西。沈從文害怕批評，害怕那個時代對知識分子的批評改造，在當時沈從文的著作被燒，別處被禁，讓他如驚弓之鳥，讓他感到無所適從。他是個性情溫和的人，他放棄了寫作大概是想遠離政治，用當年的說法就是政治上無知，不懂得政權的需要，更不懂得見風使舵，他放棄寫作，想成為一名普通的文物研究人員，就是沈從文多方思慮後的正確選擇。

沈從文始終相信文學要保留對正治批評和修正的權利，而不是單方面的聽話和守規矩，這種堅守讓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可能說沈從文的棄筆那是那個時代所造成的。郭沫若發表於香港的《斥反動文人》，指責沈從文“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鬥爭情緒”。郭沫若一文對沈從文的“作為反動派”的階級定性猶如一顆重磅炸彈，給本來對批評就敏感的沈從文以沉重的打擊。由此帶來的巨大壓力，使得沈從文竟致於一度神經錯亂。使得沈從文最迫切的問題就是：棄筆改行。

沈從文是中國現代最偉大的作家，他筆下的湘西美的令人窒息，他的作品醉心於人性之美的發現，充滿了對人生隱憂的哲學思考，小說《邊城》是沈從文文學創作的一個巔峰，代表了他的最高水平。

沈從文與妻子張兆和

沈從文是湘西鳳凰人，青年時投身行伍，隨當地一支土著隊伍浪跡於湘川黔邊境地區。沈從文1924年開始文學創作，後來到中國公學、國立青島大學、西南聯大和北京大學教書。解放前夕，沈從文突然遭到以郭沫若為首的左派文人批判，被定性為“桃紅色反動作家”，郭沫若在文中這樣寫道：

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在抗戰初期全民族對日寇生死存亡的時候，他高唱著“與抗戰無關論”；在抗戰後期作家們堅強團結，爭取民主的時候，他又喊出“反對作家從政”……

今天看來，郭沫若的文章對沈從文明顯不公，但當時郭沫若躊躇滿志，以勝利者的身份任意點評海內學人，對沈從文形成了不小的威脅，致使他幾次自殺，但幸運的是都沒有成功。

青年沈從文

1949年後，沈從文被剝奪了教書和寫作的權力，到中國歷史博物館擔任講說員。據說有一次沈從文的學生、北京市副市長吳晗陪同外賓到故宮遊覽，吳發現講說員居然是昔日的老師沈從文，擔心沈感到難堪，所以悄悄退了出去——這段史料是從一位文人的回憶文字中看到的，不知是否屬實？

1949年後的30年，沈從文一直沒有從事文學創作，中國文壇少了一位傑出的作家，故宮午門下多了一位指點解說的老人，《中國服飾研究》就是其中的結晶。著名畫家、沈從文表侄黃永玉在《比我老的老頭》一書中透露：“三十多年來，（沈從文）只有過一篇回鄉短短的遊記，其餘的就是大量的有關文物考古的文章。不過仍然是散文詩似的美。”

當中國走上正常軌道後，沈從文恢復了寫作的權利，黨和政府給予了他許多實實在在的關懷和待遇，包括房子、車子和司機。但太晚了，他已經沒有能力使用這一切了。黃永玉在書中這樣寫道：“如果早二十年給他這個完美的工作環境，他是一定不會辜負這種待遇的。眼前他只能坐在推車上，熟人親戚到來，說一點好朋友的近況，他聽得見，卻只能作出‘哇，哇，哇’的細微的聲音和奪眶而出的眼淚的反應。”

晚年沈從文夫婦

最後回到題目中所提的問題上來，沈從文晚年不是放棄了寫作，而是因身體原因無法拿起筆來。這是沈從文個人的悲哀，還是一個時代的悲哀？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