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學北宋前期計程車大夫們已在大力提倡寫作韓愈、柳宗元式的古文，使宋代文風較前代起了很大變化。所謂的“唐宋八大家”，北宋一代就佔了六名。改駢為散，對於學術文化的傳播有很大便利。為了配合音樂，便於歌唱，由五七言詩衍化而成的長短句，即詞，在宋代也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為元明清諸代之所不能企及。

（2）史學宋代史學的發展所達到的水平，在封建社會歷史時期內也是最高的。在官修的史書當中，有起居注、時政記、日曆、實錄、會要、國史等類別的書，所記錄的都可稱為原始資料，儘管其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弄虛作假的東西。我認為，宋代史學的發展，主要的不是體現在官修史書種類之多，而是體現在私家著述的質量及其所創立的體裁方面。且以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為例： 對於司馬光的政治主張及其實踐，似乎都難以給予很高的評價。但對他在史學方面所做出的貢獻，卻應予以充分肯定。司馬遷自述其撰寫《史記》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鑑》時雖不曾標舉出這樣的宗旨，而實際上卻也體現了這樣的宗旨。他在編寫《資治通鑑》時，首先把有關資料編寫為“長編”，最後則又把不採入正文中的歧異記載收入另冊，名曰《通考異》，與《資治通鑑》並行。 在歷史編纂學方面，從此開創了一種新的而且是很好的方法和體裁。於正書之外再有《考異》，就可以使後來的研究者有“遞相稽審，質驗異同”的餘地了。南宋史學家李燾的《續通鑑長編》、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諸書，於每條記事之下，大都附有大段的註文，臚列各種異說異文，雖沒有輯成專書，稱作“考異”，與本書並行。實際上卻完全是沿用《通鑑考異》的做法。可見司馬光新開闢的這條修史蹊徑，對於後代的史學界起了何等重要的影響。

李燾遵循司馬光編寫“長編”時那一“寧失之繁，勿失之略”的原則，和臚列異說以便讀者參考抉擇的辦法，所以，他雖然是一個“恥讀王氏（王安石）書”的人，而在他的《續通鑑長編》記宋神宗朝的史事當中，卻大量引用了王安石的《熙寧奏對日錄》，有的寫入正文，有的附入註文之內。在這部“日錄”久已亡佚的情況下，我們正可藉此深入瞭解有關變法的一些議論和周折。 另如關於宋太祖太宗兄終弟及時“斧聲燭影”事件，李燾寫在正文中的文字並不太多，而註文中所附錄的各種記載卻是“連篇累牘”，又復不加辨析，以至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為“考據未明”，便成“千古疑竇”，其實李燾對於此事一定是不敢直書其所見（看來他是認為太祖乃為太宗所害的），故意地引錄眾說，使之迷離惝恍，啟讀者之疑竇的。這也正好體現了“考異”的一種妙用。而“考異”又是前代任何史學著作和宋朝任何一種官修史書中所都沒有的。 著重於當代史的記述，是中國史學家們的一個優良傳統，司馬遷《史記》的最精彩部分即在於秦與西漢前期的一些敘事；陳壽的《三國志》也可算是以當代人記當代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的最精彩之處，則是唐至五代十國部分。

（3）哲學思想北宋的思想家，對於從漢到唐的儒生拘守其各家的師法，並侷限於章句訓詁之學的學風，大都深致不滿，都要對儒家經典所蘊涵的義理進行闡發，遂形成了一種與漢學對立的所謂宋學。過去，人們大都把宋學與理學等同起來，這是很不恰當的。理學（即《宋史》所稱“道學”）是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才形成的一個學派，一直到11世紀之末，即宋徽宗即位之前，在北宋的學術界是不存在理學這一學派的。 著重於闡發儒家經典義理的宋學，也可以稱作新儒學。事實上，它是儒家學者與佛家學者和道家學者在長時期的互相排斥、互相鬥爭、互相滲透、互相吸取之後的一個產物。黃老學派，以及由這一學派演化生成的道教，全是中國的產物，久已與儒家學派在發生著既排斥又交流的關係，不只宋代為然。 北宋的學者們，全都是以“致廣大，盡精微”為其治學宗旨的。唯其要致廣大，故都有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唯其要盡精微，故都要把儒家學說的義理進行深入的探索。 宋朝南遷後，理學的流派已經形成，又有朱熹、陸九淵等大師出現，這一學派在學術界和思想界的聲勢和影響都很大，但並不能說它已居於支配地位。例如與朱熹、陸九淵同時的著名學者林慄、程迥、程大昌，以及浙東的呂祖謙、鄭伯熊、薛季宣、陳傅良、陳亮、葉適等，就都不能列入理學家中，而是隻能稱作“宋學家”。其專以史學家著稱的李燾、李心傳、彭百川、王賞、王稱等人，自然更都不能稱為理學家了。 總之，宋代新儒學（包括理學而不應太突出理學）的發展，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內，也可說是空前絕後的。

宋朝在中國歷史上佔有獨特地位。一是經濟，商品經濟發達，誕生了最早的紙幣。百姓安居樂業，才有《清明上河圖》這樣恢宏鉅著。二是文化，宋朝重文輕武，大小官員幾乎都能吟詩作賦，民間也是喜歡文學，所以“宋詞”才應運而生。三是科技，宋朝科技發達，改進造紙術，發明活字印刷術等。一枚學渣，水平有限。

宋朝分北宋和南宋，北宋成立後受周邊遼、西夏、金等周邊民族騷擾不斷，但文化科技較出色，有宋詞，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南宋受金人打壓偏安於南方一帶，但造船業和商業發達，還有就是瓷業發達，代表就是景德鎮。

能代表宋朝的在我認為只有一個字，那就是文這個字。宋朝重文昌文。但不是文韜武略的文，如果宋朝權力的頂層很重視作為文韜武略，就不會有南宋，更不會有南宋的滅亡。

宋詞的興盛便是宋朝重文昌文的突出代表。還有文史，小說等文化藝術，雜耍(高球踢球等)。民間小型商貿，小型經濟生產等的發展。也使宋朝出現了一定泛圍一定時期的然榮暢盛與群公的安居樂業。

由於現代社會經濟的普及，大多數人都多少讀過一些書，瞭解一些文化、歷史等方面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文化已經成文一個王朝留給後世最為熟悉的流傳，最能代表宋朝文化的宋詞最有資格成為宋朝文化符號。

在歷史上，宋朝算得上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頂峰，經濟相對於其他朝代不止強了多少倍。同時宋太祖趙匡胤曾要求其子孫永遠不得殺害文人，文人在宋朝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重文輕武的風氣在宋朝達到了極致，“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等俗諺都是出在宋朝。當然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尚武之風不盛，軍事實力不強也是一種遺憾。經濟的繁榮、文人地位的極大提升有力的提升了社會文化的繁榮，宋朝優秀文人輩出，知識份子自覺意識空前覺醒。

對於宋朝在文化上的興盛，歷史上很早就有明確的評價，史堯弼在《策問》中認為：“惟吾宋二百餘年，文物之盛跨絕百代。”陸游在《呂居仁集序》中也認為：“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兩宋之後，中國由於蒙古的入侵併對文人採取敵視政策，加上明清八股文與清朝文獄嚴重壓制學人思想自由發揮，中國除晚明外再也沒有出現過像宋朝一樣興盛的文化景象，相比之下，宋朝就顯得更為彌足珍貴。

宋朝文化空前進步，各個領域碩果累累，享譽千古，對人類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明人宋濂謂：“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唐宋八大家，宋朝佔了六位，除“三蘇”蘇洵、蘇軾、蘇轍外、還有王安石、曾鞏、歐陽修；宋四大書法家：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蔡襄；理學家北宋二程：程頤、程顥；南宋東南三賢：朱熹、張拭、呂祖謙；南宋四大家：陸游、楊萬里、范成大、尤袤；等等不一而足。

宋朝文化興盛，文學作品種類繁多，派別林立不同文學種類都有出類拔萃之人，其中詞的創作成就最高，詩、散文次之，話本小說又次之。詞是曲子詞之簡稱，它承襲漢魏樂府，受到外來音樂影響，是一種既可合樂歌唱又有獨特體制的詩歌體，同時可以配合音樂，譬如蘇軾的《東坡樂府》、姜夔詞集《白石道人歌曲》、柳永詞集《樂章集》、黃山谷的《山谷琴趣外編》。詞的產生不遲於唐代。唐代的音樂分為雅樂、清樂、宴樂。雅樂是指《詩經》所配的音樂，先有詩才有音樂。清樂則是六朝樂府詩所配的音樂。宴樂則從西域傳入中國，以琵琶四弦的二十八調為主，表達力強，詞就是配合宴樂來創作。到了宋代，詞人便根據樂曲的旋律和節奏求填上歌詞。

宋詞發展蓬勃，收錄在《全宋詞》中的詞人多達一千三百多家，作品有一萬九千九百餘首。另外，宋代詞人別集大量出現，譬如柳永的《樂章集》、蘇軾的《東坡樂府》、秦觀的《淮海詞》、周邦彥的《清真集》、辛棄疾的《稼軒詞》、姜夔的《白石首人歌曲》。這些別集都因為宋朝成熟的刻印技術得到廣泛的傳播，增強了文學創作上的交流，也有利於提高創作者的水平，進一步的推動力文學的發展。同時由於宋詞便於配合音樂合唱，民間流行度非常的高，“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就是很好的代表。

宋詞作為中國古代文學的又一個巔峰，與唐詩齊名，在民間始終有非常好的受眾群體，是比較好的宋朝符號。

如果說什麼能夠代表宋朝的話，那一定是他的文昌武衰，但國家卻富到不能想象了奇怪現象了！

我們都知道宋朝對於兵權看的特別嚴格，所以當時的將軍手中幾乎沒有兵權，再加上朝廷當中的風氣是重文輕武，所以導致了宋朝的武裝力量的下降！後來，即使面對外族人的入侵，宋朝這個崇尚以德服人的社會風氣，使得這些外族人越發囂張，加上宋朝給他們的糧食財物，使這些人越發的強大，對於宋朝的威脅也越來越大！

但我們不可質疑的是，當時的宋朝的確是古代封建王朝當中數一數二的富王朝。百姓有糧食，有金錢，國家金庫更不用說，當時送給外族人的財寶還不足宋朝一年稅收的1%，可想當時宋朝的富裕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