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最受推崇的“聖人”。但人們只要提及孔子的生平經歷，眼前往往會浮現出一位悽悽惶惶、到處奔波的身影。孔子在世之時曾積極入仕，參加國家政治活動，盡一己之力以宣揚文、武、周公的善政。據《史記》記載，孔子曾“幹七十餘君”，但在當時爭於氣力的時代，孔子的學說莫能用於世，同樣也無法扭轉週末的政治頹勢。孔子還屢遭困厄，歷盡艱難，他的這一人生際遇或者政治命運，似乎關聯著他人生中的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事件，這便是“厄於陳、蔡”。

“厄於陳、蔡”是孔子在周遊列國途中遭遇的最為險惡的一次經歷。面對這種極端境遇，孔子表現出了謙和風範，為弟子闡明“窮達”之理：君子如何面對人生的困境，孔子則回答以對待任何困境應有的態度——“君子固窮”。孔子一生講求禮義廉恥，曾言：“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樣嚴格的行為要求，對面臨困境的孔子來說是一次非比尋常的考驗。透過“厄於陳、蔡”的記述，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孔子及孔門弟子在困境下所體現的“大德”與“小節”。

魯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及弟子一行周遊列國行至陳國。是年，吳國攻伐陳國，陳向同盟楚國求救。楚昭王答應出兵相救，聽說聞名遐邇的孔子正在陳國逗留，因此派使者以禮相聘，孔子本著“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的原則，也打算答應楚王之聘，心中重燃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師徒遂整裝出發，前往楚地。楚國大夫們聽說昭王要聘孔子問策，紛紛對孔子所言心生憂懼，擔心會殃及自身地位不保，故私下派出徒役去圍困孔子。孔子一行剛出陳國過蔡地負函（已經屬楚地）時，便遭到了阻攔。孔子等人被圍困在荒郊，既無法前行，又無法和外界取得聯絡，整整七日未進主食，僅靠時有時無的野菜度日，“豆飯菜羹”仍“不足以接餒”，隨行的弟子接連病倒。然而孔子以強大的精神力量支撐自己，在困厄中仍沒有停歇地治禮習樂，並繼續向弟子們講學授業。

這天，就連個性張揚、善於言辭的宰予都已經疲憊的無法說話了，孔子還在屋裡不停地彈琴唱歌。顏回正在室外擇野菜，子路和子貢問道：“先生被趕出魯國，在衛國和宋國接連遭到羞辱，現今在陳、蔡兩國又陷入困厄的境地。可是先生還不停地彈琴跳舞，不曾中斷過樂聲。君子不知道羞恥竟能到如此地步嗎？”顏回沒辦法回答，只好進去把這些話稟報孔子。孔子聽後變了臉色推開琴，長嘆一聲說：“子路和子貢真是見識淺薄的人。叫他們進來吧。”

子路和子貢進到屋裡。子路說：“像您現在這樣的處境可以說是走投無路了！”孔子說：“這是什麼話？君子通達於道叫做通達，不能通達於道才叫做走投無路。如今我信守仁義之道，而遭逢亂世帶來的禍患，這是適得其所，怎麼能說是走投無路！因此，我反省不感到愧於仁義之道，面臨危難也沒有喪失自己的德操。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陳、蔡之間的困厄，對於我來說恐怕還是一件幸事啊！因為君子不在困厄中歷練，就無法成就功業；剛烈之人不經受困厄，他們的品性就不能得以彰顯。當年，湯王困於呂，文王禁於羑里，秦穆公被困於崤，齊桓公困於長勺，晉文公困於驪氏。怎麼知道不是在危難之時他們才開始發憤勵志的呢。”孔子說完後威嚴地更換了瑟來奏起音樂，子路興奮地拿著盾牌配合著跳起舞來。子貢說：“我真不知道先生是如天般高遠啊！”

孔子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者，講就和諧尊卑秩序，各安天命，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強調中庸隱忍，反對暴力，反對以下犯上。他的這套學說比較符合統治者的需求，按道理應得到各國統治者的歡迎，但是，他的這套學問比較適合大一統的國家治理，在春秋戰國那樣的群雄爭鋒亂世時期則顯得過於迂腐，很難求得各國君主的認可和採納。所以，孔子帶領學生周遊列國，不是吃閉門羹就是被各國君主奉為上賓，敷衍了事。其主張很難推行。而且因其主張觸及部分當權者的利益，還招來各種厄運。所以，孔子的一生，報負遠大，推廣很難。最後只能開門授徒，辦起了教育。使儒家思想在中國廣為流傳，成為東方文化的核心部分。

孔子是被列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被譽為“萬世師表”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大聖人”。幾千年來孔子對中國的思想文化影響是舉足輕重的，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孔子的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

孔子在他當時的歷史地位應該不高，應該就是一個比較有名的文人，跟我們現在的名教授差不多。等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地位就跟走上神壇差不多了，成為全天下的當權者，乃至皇帝的老師，就是聖人神人了。

那個時代的人是不認同孔子的，和當時所處的環境有關係，孔子是春秋戰國時期，大家忙的是打架，今天 我把你給滅了，明天可能你就又滅了我，哪還有心思去和你講道理，而鬼谷子的思想屬於法家了，當時就是崇尚的武力解決問題，爾虞我詐，看誰能看透誰，誰存在的時間就能長，所以當時的龐涓、孫臏等就大受歡迎！後來到了漢朝，局勢穩定了，政府需要的就是聽話的人了，而不是你天天想著怎麼推翻政府，因此這個時候的儒家就走向了高層，成為了正統思想！

孔子學成的當年週遊列國的結果、都是用熱臉……去貼別人的冷屁股，最後嘆息而終矣；後在他（辭世）三百年後……人們才將他（一生）所學……普遍提上用場.在世間流傳至今。

孔子在當時，他就是最聞名遐邇的孔乙己的老師。孔乙己是某某孔子學院的民辦院長，只有億萬富翁的高才生才能進入，唯一的目標就是學而優則仕，出來都是響噹噹的公務員治理國家似魚得水。為了實現孔子當年的夢想，孔乙己不留餘地，光是每個字有五種寫法就研究出一種獨特的速成程式。他還聽說，一個人的大腦在人的一生中只開發了百分之五，孔乙己正為此不知如何面對恩師？

困於陳蔡，如喪家之犬。被迫子見南子。被懷疑誤會。小孩都欺負他！路不讓過。出題刁難他。各國國君不搭理他。吃沒的吃，住沒的住。到了絕境！

孔子在當時，處於什麼處境？

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我的看法是孔子在當時乃一個名副其實的孤獨的聖者。他與當時社會的關係就似“油和水”的關係，欲融於其中，但始終格格不入。他的主張不被世俗所接納，但又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汙。

孔子極想有所作為，一次學生子貢問孔子：“我這裡有一塊美玉，是把它收藏在櫃子裡呢，還是找一個識貨的商人賣掉呢？”孔子連連說：“賣掉吧，賣掉吧！我正在等著識貨的人呢。”孔子自稱“待賈者”，就是孔子求仕心理表現。所以“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遇到國君召見，孔子不等車馬駕好就先步行走去了。

孔子很自負，他曾對弟子說過：“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事實上，孔子當過“委吏”（管理倉庫的小官）、“乘田”（管理牧場的小官），當過“中都宰”（相當於現在的市長），當過“司空”（相當於現在的建設部長），“大司寇”（相當於今天的公檢法司最高長官）；最大的“官”做到代理宰相，兼管外交事務。他做事兢兢業業，取得很好的政績。

孔子的思想是積極的入世思想，他周遊列國的目的，一是以宣傳禮治天下為己任，期待著各國統治者能夠行他之道於天下；二是他也隨時準備把自己推上治國之位，依靠政權的力量去推行禮。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與“禮”，希望統治者“為政以德”，實行德治。然而，他生不逢時，處於“禮崩樂壞”的春秋末期，戰亂頻扔，各路諸侯想的是“稱霸”。舉個例子：一次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衛靈公要尋問的是有關軍事方面的問題，而孔子的主張則是以禮治國，禮讓為國，兩人觀點格格不入。在這種大環境下，孔子的主張自然不被統治者所重視。孔子滿腹才華，回天乏術，最後也只能發出“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之類的感嘆了。孔子為了恢復禮制而辛苦奔波了一生。到了晚年，他看到周禮的恢復似乎已經成為泡影。 

孔子的思想既不為上層社會所接納，也被下層人民所拋去。

孔子輕視勞動，看不起勞動人民，在《論語》中有很多體現：如他說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他毫不客氣地指責想學種莊稼和種菜的樊遲是小人。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他培養學生，不是為了以後去種莊稼種菜，而是為了從政為官。

由於孔子的思想脫離實際，在他流浪落魄時，楚國的狂人接輿不理他，長沮、桀溺的不贊同他的觀點，丈人更是直斥他“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孔子失落感是可想而知的。

孔子有自己的原則，那就是“道”，他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意思是如果合乎於道，富貴就可以去追求，即使是從事低賤的職業；不合乎於道，那麼，他就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周遊列國後，一是專心執教，打破教育壟斷，開創私學。二是修訂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

縱觀孔子一生，是孜孜追求的一生。儘管在當時那樣的社會背景下，他難以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鬱郁不得志。但是，他的學說、他的思想對後世的影響是及為深遠的，被後世尊奉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萬世師表”。

孔子在道家時代，當時主流思想是黃老學說，諸子百家時代思想自由，孔子只是無人問津的個人思想，無奈走自辦教學之路，因此得以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