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說書法得以流傳下來的都應是貴族書法。請看歷代大書法家王、歐、顏、柳、趙均是國家大臣，這就是貴族，歷代用得起書法的也是貴族，。現代學書法有成者也是貴族。因為窮困潦倒的人去奔生活了，哪有時間練字？哪有錢買宣紙去消耗。書法是要投入大量腦力、體力、財力而為之，投入了也不是都成事，所以現代人書有公認所成者，也算貴族，至少精神高貴。一家之言，。不喜可以公開討論。

魏晉時，門閥和士族勢力成為社會不可忽視的存在，大概是世族大家掌握了的資源較多。因此中國書法名家多顯赫的地位，比如王、謝之家，王羲之、王獻之，謝安、謝尚、謝萬等都出自世家門閥，並且多有家族傳承的意思，如索靖是張芝的姊孫，衛瓘曾任尚書令，是西晉重臣，官至司空，衛夫人鑠，為汝陰太守李矩妻，鍾繇魏國時官至太傅，史稱鐘太傅。都是名門大家。可見當時門閥和平民之間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各玩各的，書法在當時是有一定的封閉性的，書法家不能橫空出世，需要藉助一定的條件，而門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魏碑是平民書法，隨著佛教的興起，魏碑應運而生，主要題材為碑刻、墓誌、造像題記和摩崖刻石。信佛的功德之一是傳播佛教，在當時條件下，傳播的最好途徑是碑刻，於是大量的碑刻被造出來，而這些碑刻大多源自於無名的刻工之手，但是這些無名的碑刻卻成就了中國最勃鬱雄健的書法。清代有人統計：當時碑碣不下九萬六千三百六十之數。甚至曹操曾下禁碑令，說碑碣“妄媚死者，增長虛偽，而浪費資財，為害甚烈”。這麼繁多的碑刻，說明魏碑確實興盛於民間，是平民書法不為過。

這個問題蠻深的

秦朝的時候大家都用竹簡寫字，要記錄就雕刻，刻石頭刻碑刻鼎。

西漢蔡倫改進造紙術，工藝變得簡單了，紙變得開始普及，但是再普及價值在那裡，不可能很便宜，到了魏晉時期，打仗打的天昏地暗的，普通人民生存都是困難的，哪兒來的錢買紙用呢。如果你從這個角度來說，那用的起紙的王謝類似計程車族門閥確實，是貴族書法。

但是你說雕刻都是貧民書法我不明白，確實有錢人誰會冒著生命危險跑大山上去雕個石頭呀？（摩崖石刻）但是你要知道，很多時刻是別人寫好了，工人去雕刻的，不是工人自己創作的。比如元氏皇族的墓誌，您覺得他們會讓一個普通工匠去給自己刻？還是找個大家寫好了再讓優秀工匠去刻。再比如摩崖石刻中的典型石門銘是太原典籤王遠書丹和武阿仁（監察官員的官員）鑿刻的，監察官員的官員相當於現在的紀檢委，您覺得身份地位低嗎？

還未見過以書法的形式來說它屬於那種階級的特徵，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寒門從來難出貴子，現在難，以前也難，而在漢後期魏晉南北朝時期，幾乎沒有可能，文化都是貴族才能討論的，普通人今天還能吃個野果子說不定明天就被砍死在山坡上了，誰有這閒情去刻個字啊，除非你給錢，你給錢還要我會刻，要會刻我得識字吧，要識字總得有人教吧，這麼動盪的年代還有人教讀書寫字的，就算後來是窮人小時候也不一定貧窮（工匠學徒暫且不論，古代能工巧匠下場一般都不咋滴，您懂得）。

所以如果您一定要用階級來評判書法，我更趨向於書法一直都是知識階級的產出。

的確如此。

魏晉書風，是以鍾繇、王羲之為代表的朝廷高官和士族階層。他們的筆法都是密而不宣，只在自己家族之中傳授。鍾繇為了看韋誕珍藏的蔡邕筆法，韋誕說什麼都不給，把鍾繇氣的半死。多虧曹操以救命金丹灌下，才救活過去。後來韋誕死後，鍾繇不惜掘墓，才得到了蔡邕的筆法。以鍾繇貴為太傅的身份，想得到筆法，尚且如此困難，從而不惜掘墳盜墓。普通的人，連見到的機會都沒有，從哪裡知道筆法？

王獻之經常很用心的寫信給謝安，對身邊的人說，這一次他一定會留存下來。而謝安對王獻之的書法不感興趣，總是翻轉過來寫信作答。比如王獻之寫到：“丞相大人臺下，小侄頓首再拜！明日會稽Golf球場舉辦慈善賽，丞相大人可否移駕賞光？獻之頓首頓首！”

謝安把信翻轉過來寫到：“公務纏身，無暇顧及。”王獻之滿心幻想著謝安能收存他的一封信，而謝安一點面子都不給。對此王獻之一直深感遺憾。古人的書信被對方收存，是對於你的書法最高的褒獎。說明你的書法有可取之處，儲存下來可以借鑑學習。

別說是普通人，不是他們圈子內的人，要想看到他們的字，門都沒有。

王羲之寫春聯，前腳貼上去，後腳就被人悄悄揭下，弄得他連過節的春聯都沒有。為了不讓人再揭去，苦苦思索，終於想出了一個妙對。他趁夜寫到：“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別人看到這麼晦氣的字，便都不再揭下。天亮時，王羲之看到對聯沒有被人揭去，他拿起筆來添成：“福無雙至今日至，禍不單行昨夜行”。

這些故事說明的是，古代人要得到優秀的書法，會想盡辦法，不擇手段。在李唐王朝，李世民大力推崇王羲之書法，用盡各種手段，坑蒙拐騙偷，把蘭亭序弄到手。讓宮內專門從事鉤摹的摹工諸葛貞，馮承素等人進行摹寫，把摹寫出來的蘭亭序賞賜給王公大臣。又命歐陽詢臨寫刻石，這就是著名的定武蘭亭序。從而讓更多的人有見到蘭亭序的機會。

魏碑，是東晉滅亡以後，分成了南北朝。而魏碑，是北方鮮卑族建立的大魏政權刻於石刻上的文字。這一時期，戰亂頻繁，人民居無定所。刻石造像，祈求平安，成為了他們對平安生活的一種精神安慰。魏碑的刻石，都是工匠所作。粗獷膘悍，全無翰牘之氣 。

古代文人士大夫，其根深蒂固的清高，是不會去向工匠求經問道的。在歷代書法字帖中，沒有任何一本字帖收錄魏碑風格的半個字。魏碑風格的字型，只是流傳於古代工匠之間。而魏碑能登上大雅之堂，是康有為的提倡。這個號稱康聖人的康有為，一生多次科考，硬是沒有考起過一個秀才，靠其怪異的見解，把魏碑鼓吹成了天下力能扛鼎的神作。

自從有文字以及有“書法”這個稱謂以來，傳承下來了眾多人們為之傾倒的作品。

其中魏碑及魏晉尺牘法書，得到許多人的喜愛、追摹。而於喜歡這些作品人的心目中、寫出這些作品的人，是貴族也好、是平民也罷，從來就不重要。

人們喜愛的，就有存在的理由;符合大眾審美的，就有市場，從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別。

劉熙載在《藝概》中，把書法的風格與書體分為北派和南派，以歐、褚為北派，虞為南派:“蓋謂北派本隸，欲此尊歐、褚也。然虞正自有篆之玉箸意，特主張北書者不肯道耳。”他把歐、褚歸於北派，並框死在“本隸”上，雖有一定道理，但也於過狹隘了。

對書體的審美，自來仁智兩見:漢、魏普遍審美傾向於碑誌;東晉南北朝及初唐，又傾向於南書尺牘;盛唐、五代，又崇尚碑體;於宋、元、明南書韻致又佔上風;至清、民國北碑勢頭大盛……等等如此。因而，書風的流行，是取決於人們的審美風向及時代背景的，於書寫者是否貴賤，向來不包括於大眾審美中。

北碑的盛行，客觀背景在於北魏政權者喜好佛事，篆刻了大量碑誌，於是渾厚自然、樸拙稚趣的書風充斥了人們心目，於耳濡目染中自然流行開來;曹魏以後，由於禁碑令及紙張普及，南書的清勁婉麗、平和中正的書風流行也就有其根源了。

書法的發展，自來是在民間逐步形成的，不可為某一人獨創，任何一種新體的創造者都是廣大平民書者。而其整理、完善、加工、美化的職責，則是由上層知識分子完成的。

歷史的塵埃湮滅了太多無名書者的光芒，但從敦煌寫經、殘片的點滴，到《汝南公主墓誌》、《書譜》、《陰符經》、《倪寬贊》、《汲黯傳》、《枯樹賦》……等等這些平民與偽託作品看，曜眼程度絲毫不弱於那些名臣貴閥的光輝。

如以現今“名利至上”的時代背景下來品評書法，本源就已偏頗，剩下的只是能是“膚淺”了。

絕對不是這樣。

其實這是一個簡單的歷史問題，如果對書法史有一定了解絕對不會說出這麼可笑的論斷。

譬如著名的鄭文公碑，是與王羲之齊名的“北朝書聖”鄭道昭所書，說鄭道昭是平民書法似乎對不起南王北鄭的歷史讚譽。那麼為什麼南北差別這麼大呢？

首先我們要清楚，立碑在東漢比較盛行。東漢碑刻總體特點是正大朴茂，雄渾壯美，我們於魏碑刻石中，絕大多都體現著這一特徵，漢代到王羲之之前，乃至王羲之早期，對書法的審美是偏於拙樸而少秀美。譬如鍾繇小楷，厚拙 陸機平復帖樸拙、 王羲之姨母帖融篆隸入行草等等，魏碑只是延續了漢代以來的書法審美追求，沒有像南方二王一樣變古法為今法。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南北文化差異。南方經曹操禁碑以後，兩晉朝廷嚴格禁碑，士大夫認為寫碑書丹乃是恥辱。而北方卻完全相反，高階的知識分子才會為碑文書丹，換句話說，像魏碑墓誌中，常見的格式：“君諱x，字xx，xxxx人”都是達官貴人，而非平民凡夫，考慮到古代那可憐的收入和民間的識字率，立碑造像更不可能是民間能做到的。

平民連吃飯都困難，哪裡有錢樹碑。平民有幾個人會寫字的？達觀貴人樹碑還請平民書寫？魏碑是平民書法，北魏政權的官方書法是哪個？搬出來看看？中國賤民從來只相信官方，弄個官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