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敗之後，美國隨即以聯合國的名義佔領日本，並於日本以“根絕日本的戰爭能力與軍國主義”、“通過民主化使日本成為世界國家中的一員”為目標，採取一系列措施，推行所謂“戰後日本民主改革”，諸如搶佔佔領者主導地位，進行“間接統治”、推動“民主化”，頒佈新憲等等。美國的佔領政策固然在某種層面上具有時代意義，然而其對日本固有的深具封建色彩的社會基盤沒有，也無法作根本的觸動，緊接“冷戰”的需要，又對日本舊政治、文化形態採取容留與溫存的態度。這就使佔領的最後結果並未達至“根絕軍國主義”的目的，而留下無盡的歷史隱患。

美國進入日本，首著先鞭的是設定佔領機構。日本戰敗後即建立了由美、英、蘇、中、法、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印度、荷蘭、菲律賓等十一個國家組成的“遠東委員會”（F. Eastern Commission）。另外還在日本設立“對日理事會”作為總司令部的諮詢機構。然而這些組織僅具原則上的象徵意義，美國憑藉佔領日本時的“特殊作為”，沒有在獨佔日本的問題上作絲毫的讓步。此後的日子裡，由美國獨家支配的“聯合國軍總司令部（GHQ）”操作了日本的一切戰後重建事務。對日管理的目的縱有無數，而為其要者則為：

其一、根絕日本的戰爭能力與軍國主義；其二、通過民主化使日本成為世界國家中的一員。如阪本太郎所說，上述目的，日本“在短時間裡就取得了出色的成效”。為了實現“改造”日本的目標，“公職驅逐”與舊政體解散的工作隨即在日本展開。1945年9月，日本軍隊與其所屬機關被“一卒不留”地遣散，同月將東條英機作為一級戰犯逮捕，並處以絞刑。1946年1月4日，GHQ發出解散右翼團體及裁撤軍國主義頭目公職的指令，規定所有戰爭的“協助者”，一概從政界、經濟界、言論界的崗位上離開，結果約十二萬名舊政府公務員遭到“放逐”（解職）的命運。

美國在日本實行的不是親握權柄的直接式統治，而採用以日治日的“間接統治”。這種方式最初體現在對天皇的處置上，美國一部分人主張“天皇問罪”的嚴峻態度，也許受到《菊花與刀》作者等一類學者、政客的影響，考慮到天皇在日本民眾心目中的地位，決定保持天皇制度，用其“日本精神象徵”的作用，協助戰後日本的管理。

在美中國人看來，一方面對日本的“管理”實為佔領，然而佔領者的色彩卻要儘量淡化。美中國人歷來崇尚“實用主義”，有用即真理。利弊權衡的結果，他們認為相對於直接“管理”，由日本人“自管”，要減少許多麻煩。其一可以消弭日本人的抵制心理；其次也可以讓原本技術嫻熟、性格馴順的日本官吏經過改造後為己所用。許多舊政府的公務員由此重新回到政府崗位上來。他們如同舊機器上的零件，拆卸──是因為曾經為舊機器服務。起用──則因為舊機器已經過整頓與改裝。

美國的佔領政策是在麥克阿瑟的領導下推行的。“麥克阿瑟是一位極富有魅力的領導人，他只接受華盛頓的一般性指導”，“他那種救世主般的思想和言辭感染了正在絕望中尋求鼓舞人心的指南的日本人”。麥克阿瑟有志於將日本改造成符合西方價值的自由與民主的“亞洲瑞土”。佔領之初，和平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浪潮在日本捲揚開來。

1945年10月4日GHQ發出《民權自由指令》，11日又有五大改革指令（男女同權與婦女解放、對勞動者團結與組織的支援、教育的自由化、廢除專制與國民解放、經濟的民主化），宣佈“特高警察”與“治安維持法律”的廢止。1945年11月2日對十五個財閥集團實行資產凍結，此後又發出解體的指令與天皇財產凍結的指令。12月9日發出土地改革指令。

美中國人認為，只有對日本進行民主改造，才能使這個島嶼國家脫離原來的立國路線，回到國際社會中來。為了這個目標，佔領者取消了所有極端國家主義團體，廢除所有鎮壓性法律，釋放政治犯，其中也包括共產黨。禁止一切舊的陸海軍官、政府、企業以及教育界的頭目擔任任何重要職務。

在此同時，美國決定在日本頒佈一部新憲法，以適應“新日本”的需要。由於這時的日本政府混亂不堪沒有辦法承接這項任務，麥克阿瑟命令自己的參謀班子起草新憲法，經過細微的修正，以1889年憲法修正案的名義公佈，並於1947年5月3日生效。意味深長的是，這個憲法並非一遵美國自由體制的克隆物，而以英國議會政治作其藍本。據說由此這部“新憲法就與日本人的政治經歷相適應，得到絕大部分人的熱烈歡迎”。

1945年10月至11月之間，日本進步黨、日本自由黨（舊政友會鳩山派）、日本社會黨（舊無產政黨諸派的統一黨）、協同黨等政黨結成，除此外無數的小政黨也在這個時候紛紛建立。1945年以後，戰前的社會運動的組織者再次活躍起來，他們大都得到青年階層的擁護，積極開展起民主化鬥爭。

以一系列“民主化指令”與新憲法為依託，GHQ與日本新政府規定民眾享受眾多的權利。這包括制定勞動工會法，勞工享受談判權與集體行動權；人民具有團體交涉、示威遊行的無條件的權利；人人都享受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權利；承認婦女與男子具有同等的參政權等等。與此同時，確認司法部門為獨立系統，不受行政干涉。1946年元旦，天皇發表《人間宣言》，確定“天皇不是神”。

1945年10月10日，出獄的共產黨幹部發表以“訴諸於人民”開頭，發表以下言論：

聯合國軍隊為將世界從法西斯與軍國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而進駐日本，由此日本打開了民主革命的端緒，為此表示深刻的感謝之意。

工會法規定勞動者具有諸多權利，對日本勞工活動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此時工會組織發展迅速。戰爭結束時，日本還沒有一個工會組織，而到了46年1月已經出現了925個工會組織，將49萬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同年4月末，工會組織至7357個，擁有會員279萬人。

一切都出乎意料之外。起先，總司令部的官員總認為日本人是服從權威的“臣民”，接受美國式民主還需時日，想不到他們卻利用“給予的機會”，在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中發動如此迅勐的左派運動。與要求民主的積極性相一致，勞動爭議的事端也日益增多。日本的報紙與廣播，對日本的舊體制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抨擊，力主將一切舊體制的代表從權力寶座上驅除出去。

井上清對戰後的日本改革有過以下的評價：首先“否定天皇是神”，對日本千百年來的專制權威作了衝擊與否定。井上說：

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有過自由民權運動，給日本人民帶來民主思想的最初啟蒙，然而自從那次思想革命失敗以後，天皇專制的權威日益加強，舉凡所有與政府權威相牴觸的思想與運動都被鎮壓在萌芽狀態。

戰後，日本軍國主義敗北，天皇權威落地，為日本走向民主創造了條件。確實，近現代日本統治者製造與完善了神道，政教合一使專制統治獲得精神支援，並從內心深處麻痺人民，使他們失去追求民主與自由的自覺。天皇神格被否定以及“政教分離”政策的制定，使日本人民獲得思想的解放。再則，以勞動階級為主體的人民作為歷史創造者，全面走上社會運動的舞臺，表現出社會進步原動力的主角姿態。他說，自1912-23年“大正政變”以來，人民起來投入了反對專制內閣的鬥爭，然而其身份常是資產階級的附庸與“動員力量”，至於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還缺乏條件。自1918年“米騷動” 之後，勞動階級開始獨自戰鬥，不再是資產階級的“動員部隊”，顯示出“獨立的階級”的地位。但不可否認，其力量依然微弱，無法與封建專制政府作卓有成效的抗衡。唯於戰敗後，事態一變，人民利用美國佔領軍所宣揚的“民主主義”的“思想空隙”，擴大了戰鬥的規模，開始以在政府中獲得自己的地位作為明確的目標。這表現在46年5月，人民已將鬥爭的矛頭指向美國佔領軍與其卵翼下的日本政府，表現出要求實現“民族完全獨立”的思想覺醒。

戰敗之前，日本有過它的“現代化”，那隻能說是完成了一半的現代化，一個經濟上實現現代化而在政治制度上依然停留在封建制的“半現代化國家”。而日本走向比較完全的現代化，則起始於戰後的“民主改革”。

然而正因為這場改革是美國價值“強行匯入”的結果，是外在的而不是自覺的，是外加的而不是自動的，因此所發生的負面效果也十分顯著。

美國佔領使日本實際上成為準殖民國家。如同賴蕭爾（Edwin W. Reischauer）所承認的，自從美軍進駐日本以來，日本人日益厭煩外來者的干涉，“因為美中國人常常不瞭解細節就指手劃腳，給經濟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在政治上，佔領者成為日本的“新天皇”，掌握了決定日本命運的一切立法與執法的權力。在思想上，佔領者強調“民主”，然而這樣的“民主”是有限制的。進駐日本不久，美國佔領政策的重點從政治改革轉向經濟恢復。“這種轉變是自然的，因為美國原來的改革計劃已經行將完成，而日本經濟的持續虛弱則日益被視為日本成功的主要威脅”。這種政策上的變化使美國不再像先前那樣，將“民主”掛在嘴邊，從而使左派失去原有的思想上的“正當空間”。

如前所述，由佔領軍帶來的“民主”，出乎意外地讓“左派”力量強大起來。佔領軍驚呼：說是要給日本人帶來民主，但“日本民主的將來絕不可交到社會黨與共產黨的手裡”1946年成立的吉田內閣很快就發表了“保持社會秩序”宣告，放任警察對“爭議勞動者”的逮捕。1946年秋天日本爆發全國大罷工，在佔領軍的策劃下政府隨即丟擲《勞動關係調整法》，對罷工作出嚴格限制，與先前制定的《工會法》發生明顯的衝突。佔領軍司令部先是口頭要求罷工“自動終止”，工會置之不理，決定在1947年2月1日舉行更大規模的總罷工。由是，麥克阿瑟親自下令禁止罷工。

美國佔領日本，改變了東亞的政治地緣結構，“冷戰方興未艾，中國正在喪失給共產主義。日本不僅不再是東亞和平的唯一威脅，而且是民主的基地和美國在世界這個地區的軍事基地”。 對應國際形勢變化，美國將日本捆上冷戰的戰車，日本的國家主權也因此受到嚴重損傷。

美國的“間接統治”顯示了對舊體制與舊文化的溫存，使許多戰爭罪人沒有得到應有的處理，反而隨時間的推移被安插到政府許多重要崗位上去；在文教領域對軍國主義的批判也沒有真正深入有效的開展。這些問題於冷戰局面日益明朗化後更趨嚴重，也不再可能得到糾正。如此，即為日後日本封建主義的持續與軍國主義的復活留下不可忽視的隱患。這正如日本學者酒井直樹所說：“儘管今日日本的反美言辭愈來愈氾濫，但那些民粹主義的民族主義者，更不用說那些炫耀理性的技術治國論、自稱現實主義的民族主義者了，卻從未對戰後美國的軍事佔領政策提出異議，因為這一政策免除了日本的戰爭責任和殖民罪惡”。

總之，如果說明治維新是一場不徹底的現代性革命，那麼從某種意義上說，戰後美國指導下的民主改革也存在著顯然的不徹底性。其對日本前現代化的政治與文化形態妥協、容留與溫存所致的種種社會與精神上的隱患，還在持續對日本與國際社會發生著不可低估的消極作用。

土地改革。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儘管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但由於這次改革的不徹底性，導致日本國內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存在著不利於國家發展的封建地主階級，尤其是在農村，封建勢力尤為強勢。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不足1町步（1町步約合1公頃）土地的自耕農紛紛失去土地，而擁有50町步以上土地的地主數量則在不斷增加，朝著兩極化發展，同時地主和佃戶之間的糾紛也逐漸變得頻繁。

當時日本約有7600萬人口，其中有近半數人口屬於農業人口，而地主佔有的耕地約為全部耕地的46%，佃農和半自耕農佔總農戶數目的70%。

日本國內以農林大臣鬆村謙三為首的改革派意識到了進行土地改革的迫切性，認為如果再不進行土地改革，日本農村就有著被赤化的危險，於是他提出了由政府出面強制收購佔有1.5町步以上地主的土地，再賣給佃戶使之變成自耕農的想法。隨後經過農林省的討論，1.5町步上升到了3町步，但內閣中的保守勢力卻也無法接受3町步的限制。後來在11月22日，內閣內部通過的《農地制度改革綱要》中，已經把地主保留地從最初鬆村謙三提出的1.5町步升到了5町步。

內閣於12月4日正式向國會提出議案，但卻在國會上也遭到了強烈的抗議。反對派議員把矛頭直指鬆村謙三，日本戰後的第一次農地改革有著胎死腹中的危險。這時，當時日本政府的“太上皇”——盟軍佔領司令部（GHQ）於12月9日向日本政府發出了《關於農村土地改革的備忘錄》和《農民解放指令》。在兩份檔案中，麥克阿瑟列舉了當時日本所面臨的一些嚴重土地問題，同時以民主、掃除經濟發展障礙、保障人的尊嚴、打破封建壓迫等理由強迫性地要求日本進行土地改革，限定日本政府於次年的3月15日之前拿出確切、可行的土地改革方案。其實盟軍對日本土地問題的關注還要更早，在日本簽訂投降書的9月份，英國的《曼徹斯特衛報》便刊登了一則《農業改革是日本邁向民主化的第一步》的社論，這也顯示了西方國家對日本需要進行土地改革的普遍認同。

既然“太上皇”發話了，日本眾議院（15日）和貴族院（18日）很快通過了先前內閣提交的土地改革方案，並於12月29日正式公佈《改訂農地調整法》。戰後日本第一次農地改革就此拉開帷幕。

第一次農地改革在土地買賣方面規定，全國平均水田為地租的40倍，旱田為48倍, 前者平均為757.6日元，後者平均為464.9日元，而且農民既可以選擇一次性付款，也可以選擇分期24年付款。在地租方面，推廣以貨幣繳納地租，每石75日元作為繳費標準沒，但仍然允許以實物繳納地租的方式。允許地主保留的土地，內地為5町步，北海道為12町步。此外，該方案還準可購買者直接與地主進行購買洽商。

但美國對第一次農地改革並不滿意，認為還是太過保守。把允許地主保留的土地從鬆村謙三方案的1.5町步改到內閣方案5町步，使得解放的農地也就從150萬町步減少到了90萬町步，而當時日本全國有280萬町步的出租土地，這次改革遠遠不能達到土地改革的預期目標。而且根據美中國人在千葉、埼玉兩縣農村進行的調查，這兩縣的農村中土地超過5町步的地主寥寥無幾，如果目前的農地改革方案得不到修改，那麼這兩縣的佃農、自耕農基本無人能夠受惠。

1946年5月29日，蘇聯也提出了他的土改方案，主要內容如下：在收買地主土地時，3町步以內者給全價，3至6町步的部分給半價，6町步以上者無償收回。政府所購土地優先出售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而售地價格也只為買地價格的一半，並且不允許購買者和地主直接進行交易，而要通過政府機關進行買賣。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出，蘇聯的議案也十分蘇聯式，要比原來的土改方案激進得多。

美國也本著“凡是蘇聯支援的我們都要反對”的原則，強烈抗議蘇聯方案，認為那是違反了《波茨坦公告》的精神，也破壞了財產私有權。但由於美國是日本戰後土改的主導國，不宜直接提出自己的建議，因此英國見狀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另一個方案：無論是在村地主還是不在村地主，在內地其允許出租的地為1町步，北海道為3町步，多餘的部分由政府強制收買；土地保有最高限額，內地為3町步，北海道12町步；佃農購買土地的限額為1町步；規定土地租金價格；確立為期三年的土地改革時間。

在對日理事會上，美國、英國和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佔據了三票，蘇聯僅有一票，因此蘇聯提案遭到了否決。很快GHQ在1946年6月17日，把英國的方案以“勸告案”的形式下發給了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施行更進一步的農地改革。

於是日本根據盟軍的要求，制訂了第二次農地改革方案。9月，吉田茂內閣正式向國會提交第二次農地改革方案。在美國為首的盟軍施壓下，儘管日方有過反抗，但總得說來並沒有掀起大的波瀾，仍然較為順利地通過了第二次農地改革方案，並於1946年10月21日以《自耕農創設特別措施方案》和《農地調整法改正案》的形式正式頒佈國內。

第二次農地改革方案要比第一次徹底得多，理論上能夠解放土地的數量從第一次的90萬町步，上升到了200萬町步。日本內地地主所允許保留的出租土地為1町步，北海道為4町步；內地超過3町步，北海道超過12町步的土地由政府強制收買；同時，只允許以現金繳納地租，水田地租；並強化了地主取得土地的限制性；各地負責農地收購、轉讓的委員會中，佃農成分出身的委員占人數的50%，弱化了地主階級的影響力。

我們從中可以看出，第二次農地改革和第一次相比，儘管沒有蘇聯提案那麼激進，但仍然極大的觸犯了地主階級的利益。而美國也對日本保守勢力表示，他們已經儘量保護了他們的利益，言下之意明顯是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因此在美國為首的盟軍佔領軍司令部的威脅下，第二次農地改革很快順利地開展了起來。

在各界土地改革派人士的努力下，日本農民能夠買地了，那麼他們是怎麼有錢買地的呢？對此，日本政府也實行了非常優惠的政策，允許農民分期30年付款，同時提供年利3.2%的低息貸款給農民，但這其實還不是使得日本自耕農、佃農能夠順利有錢購買土地的主要原因。戰後的日本，由於生活物資的急劇匱乏，糧食嚴重不足，引發了非常惡劣的通貨膨脹，米價迅速上漲。1946年每150kg的大米政府收購價是600日元，到了1947年，已經漲到1900日元，在黑市，大米價格還要更高。而且，政府在惡性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仍然保持限定了土地的平均價格，即水田760元，旱田450日元。在這些情況下，政府以白菜價購入了地主多餘的土地，而日本農民也幾乎是以白菜價購入了土地。

第二次農地改革的主要內容，到1952年基本完成。被政府強制徵購土地的地主多達兩百萬戶， 71%的在村地主和99%不在村地主被消滅，政府收購的地主土地約200萬町步，佃耕地的面積從46%下降到了8.3%。

為了鞏固農地改革成果，防止地主階級勢力反彈，日本政府整並了前幾次農地改革法案，制定了新的《農地法》，對農地租讓、農地轉賣、農業經營、農業轉用等方面採取了更進一步的嚴格管制措施，至此日本的戰後土改基本順利完成。

地主的抗議聲也並不是完全不存在，從農地改革開始起，就不斷有地主向日本法院提出違憲訴訟，理由是破壞了財產私有權，但這些訴訟都在1953年被日本最高裁判所駁回了。儘管如此，還是有地主開展了要求補償農地差價的運動，為此1965年日本國內通過了《補償法案》，給予了原有地主一定的補償金。

據估算，日本農民在農地改革後，他們的購買力增加了一億日元以上。由於農民收入的提高，使得他們能夠在市場上購買更多商品，擴大了國內外工業品的市場規模，而且提高了勞動積極性，大幅度地提升了生產力。

儘管還是存在著許多問題，正如日本學者井上清所言“農民並未得到解放”，但這次改革還是基本瓦解了日本國內的地主階級勢力，穩定了農村經濟和社會秩序，也給日本經濟民主化程序掃清了第一個障礙。

二戰結束後，日本被美國佔領，當時大約有四十多萬美軍進入日本，控制各大城市及要點。在佔領初期，美國的目標有兩條，一是消除日本作為威脅的存在。二是幫助日本建立一個和平政府。

在美軍進駐日本後，美軍駐日本軍事統帥以美國政治經濟模式為模板，對日本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進行了較大範圍的改革，力圖讓日本在改革後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營。

美國對日本的改革在時至今日仍然對日本的發展產生影響。首先，在政治方面，美國希望變更日本的軍國主義，取而代之的是民主政府，這樣確保日本進入正常的發展軌道，不會因美國最終的退出而再次發動戰爭。

當時的日本是軍國主義，所以在政治與軍事方面的改革有一致性，具體目標就是將日本變更為非軍事主義國家化，將戰爭中堅持發動戰爭，侵略他國，造成大批軍民死亡的日本戰犯進行懲治。在對日本人民的宣傳上，美國希望日本人民努力追求自身的自由民主，為實現民主化國家而努力。美國對日本的憲法進行了大規模的修改，這為日本日後的快速發展奠定了法治基礎。

除了在政治方面的改革，在經濟方面也進行了重要改革。因為在戰爭時期日本經濟一切以戰爭為主，發展經濟業主要是武器製造，經濟結構極不均衡。在這一點上，美國將經濟結構轉型，無論是重工業還是輕工業都同步發展，在經濟上同國外加強貿易，促進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在軍事上，美國解散了日本軍隊，不允許日本保留軍隊，所以到今天，日本只有自衛隊，而無軍隊。其實，總的來說，美國對日本的改革幫助日本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使得日本擁有了今天看到的強大的經濟實力。

　　二戰結束後，美國佔領了日本。為了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使日本不再成為美國和世界和平的威脅，美國對日本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這些改革措施包括：

　　第一，解散日本的武裝部隊和戰爭機構，對有關人員進行清洗，逮捕了143名戰犯、軍閥、官僚和財閥，審判了25名甲級戰犯，其中7人判處絞刑，16人無期徒刑，2人有期徒刑。整肅軍國主義勢力，起用擁護並願意為佔領機構效力的人士；

　　　第二，解散財閥，引入資本主義的競爭原則，鼓勵多元化，允許各種政治力量的對立與競爭；

　　第三，進行教育改革，廣泛宣傳美國的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

　　第四，實行土地改革。美國為日本製定了一部和平憲法，規定日本“永久放棄作為國家主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日本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不承認國家之交戰權”。

　　憲法還移植了美國的政治制度，把日本變成了以天皇為象徵的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實行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分立，保障民主自由，並提出了“民意”“人權”等全新概念。美國的這些改革對於整治日本軍國主義起過作用。

　　但是由於是單獨佔領，美國的措施不堅決，特別是沒有認真清算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罪行，更沒有認真消除軍國主義勢力與影響，從而使這些勢力一旦有適宜的條件就興風作浪。

　　1947年，隨著杜魯門主義的出臺、美蘇分歧與矛盾日益尖銳、中國形勢的變化，美國政府改變了對日本的政策，由原來的打壓與改造轉變為扶植和利用。

　　凱南認為“一個真正友好的日本”會使美國感到“相當安全”，日本“最終將成為足以保衛美國利益的太平洋安全體系的基石”。凱南稱，美國的對日政策應該“保證其安全不受蘇聯的軍事侵犯，也不受共產黨的滲透與控制，並使日本經濟潛力再一次成為該地區增進和平與穩定的力量”。腳註40美國加緊策劃對日單獨媾和，目的在於使日本納入“太平洋經濟，對美國友好，而在一旦需要時可以隨時成為美國的可靠盟友”。美國指望通過日本來實現亞洲的重建，並把日本作為對付共產主義“威脅”的前哨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