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時期是中國古代一個很特殊的封建王朝，對比後來的唐宋元明清都是因為國弱而亡，只有兩漢是以國強而亡，而導致兩漢這種特殊亡國的原因有二，外戚和宦官

外戚，就是皇上母親的孃家人，宦官顧名思義就是宮中的太監，這兩股勢力此消彼長，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就是子少母壯，尤其是在東漢時期，在東漢立國195年的歲月裡，17位帝王只有三個活過40歲的，其餘的都是很小繼位，又過早的完蛋，漢衝帝，漢靈帝，漢瘍帝等等，倒得東漢末年黃巾起義爆發之時 朝廷無力征伐，於是對各地軍閥，好強又實行了州牧制度，允許各地豪強自行招兵買馬，鎮壓叛亂，這就造成了尾大不掉，軍閥割據的混亂時代開始。

最終曹操勝出，但是曹操在統一了北方之後，為了可以安心的對付南方，也為了使自己的後方穩定，在西征西戎，北征烏桓之後，把這些胡人全部內遷，與漢人雜居在一起，這就為以後的五胡亂華埋下了禍根，後來魏明帝時，遼東鮮卑叛亂，司馬懿帥軍東征遼東，為了杜絕漢人豪強在當地支援胡人，於是把當地漢人豪強大多數遷入內地，致使遼東當地胡人進一步做大。

後來司馬懿竊取曹氏江山，建立西晉，只是西晉後來爆發了持續16年之久的八王之亂，大大削弱了西晉的實力，致使再也無力鎮壓胡人，於是此時內地的鮮卑，羯族，羌族，氐族等這些胡人內外聯合，開始大肆的禍亂中原，致使北方大地的漢人遭受了巨大的苦難，將近200年之久。

第一次騷亂

185年3月，邊章、韓遂等以誅宦官為名，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靈帝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及中郎將董卓徵之，不克，而邊章、韓遂等大盛，騷動天下。

7月，靈帝罷免皇甫嵩。8月，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為副。拜董卓破虜將軍，與蕩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合諸郡步騎兵十餘萬，屯美陽（武功西北）。

11月，韓遂亦進兵美陽，因諸多不利，退踞榆中，周慎率三萬人馬追擊，敗。其餘部討伐諸羌，敗，唯董卓全師而歸。

第二次騷亂

186年冬，韓遂殺邊章、伯玉、文侯，並其眾，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

187年4月，涼州刺史耿鄙（當時涼州治所在漢陽郡即天水）率六郡兵，以治中程球為先鋒，討韓遂。耿鄙不聽傅燮的建議，急功近利，當大軍開到狄道時，韓遂用計使涼州軍發生叛亂，隴西太守李相如、酒泉太守黃衍反，與遂連和，程球、耿鄙先後被殺，馬騰亦擁兵反叛，又有漢陽王國，自號合眾將軍，皆與韓遂合，進圍漢陽，漢陽太守傅燮戰死。韓遂等共推王國為主，悉令領其眾。衰落階段，188年11月，王國圍陳倉，靈帝遣左將軍皇甫嵩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

189年2月，王國圍陳倉八十餘日，不克，部眾疲敝，後為皇甫軍所破，此間皇甫嵩與董卓存隙。後韓遂等廢王國，劫閻忠，督統諸部。忠恥為眾所脅，病死。後諸部內鬥，時董卓入京，群雄割據，至官渡之戰後鍾繇任職長安，再無外勢力干擾西北事。

一、由“羌亂”向“羌禍”的惡化

“羌亂”的問題來源於西漢武帝時期，漢武帝向西疆開拓版圖，羌人賴以為生的牧場和有限的耕地被納入漢政府的屯田範圍，他們為了生存，對漢政府進行抗爭，產生了“羌亂”。漢武帝對“羌亂”採取了強硬的措施，他將羌人驅逐到塞外，不使其“亂禮儀之邦”，由此羌人居於塞外，保障了中原的安定。至西漢景帝時，為了對羌人分而制之，嘗試過把主動歸順的羌人部落遷徙的塞內的做法，在這個政策的引導下，中原向羌人打開了大門，“徙羌入內”成為了兩漢時期內地政權處理“羌亂”問題的重要措施，另一方面，羌族種人還較經常地自動內屬徙居塞內 ,流佈內郡。這就使得居住中原的羌人數量在東漢時期達到了一個高峰，接踵而來的就是紛紛攘攘的天下大亂。那麼在東漢年間，就出現了“中興以來 ,羌寇最盛 ,誅之不盡”的現象，至此，“羌亂”向“羌禍”惡化。

二、原因探究

1. 間接原因

之所以能夠形成大規模的“羌禍”，必定是由於東漢時期羌人數量眾多，這就和上文所說的政府“徙羌內遷”的政策密不可分。從西漢景帝以來，羌人不斷內遷，在內遷之初，漢政府尚有能力對羌人進行管控，可隨著大批羌人內屬徙居內郡的風氣開啟，自古生活於“三河間”的羌族到東漢“眾羌內潰”前夕已廣泛分佈於隴右 、益州、河西、河內 ,並深入三輔、河東，對漢政府產生了嚴重的威脅。

出於民族的歸同感與種的親緣關係,每當塞外羌族向中原進攻時，已然內遷的羌族有不少自覺響應的，這就形成了對東漢內外夾擊之勢，例如公元77年東漢章帝建初二年，塞外羌與塞內羌相互聲援進行反漢，至不能節制之程度，那麼戰火勢必由邊邑延伸到內郡，“羌禍”一發不可收拾。永初年間及後的三次大規模的“眾羌內潰”正是在羌人內遷並大規模遍佈內郡的情況下發生的。

因此，東漢“羌禍”不斷的間接原因為羌人大量內遷、遍佈內郡。

2. 根本原因

我們不能把“羌禍”一股腦地推到羌人身上，少數民族內遷在歷史上並不少見，但不是每一次都能引發震盪帶來災禍的，那麼“羌禍”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我們要將探究的目光集中在東漢政府身上。從經濟上看，羌族的“反漢”是弱小的被壓迫民族走投無路的選擇，羌族人民失去了耕地和牧場，必然會掀起反抗。從政治上看，內地統治者對內徙羌民的政治 壓迫十分嚴重，它有多種表現形式，如濫殺降羌，強行徵發等。《後漢書·西羌傳》記載：“為盧水胡所擊, 比銅鉗乃將其眾來依郡縣。種人頗有犯法者,臨羌長收系比銅鉗,而誅殺其種六七百人。”由此可見，政治高壓使羌人的生活處境十分艱難，政治迫害是導致羌人反抗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加之東漢時期，中央政權已經不再具備強有力的管控能力，對羌人的反抗和禍亂難以採取有效的鎮壓政策，那麼也就導致了羌人的反漢行為愈演愈烈。

因此，東漢的“羌禍”並不能片面得歸咎於羌人，還要從當時的漢政府找原因，漢朝對羌人的經濟剝削和殘酷的政治壓迫最終引起了強烈的反彈，導致“羌禍”不絕。

羌族源自於“古羌”，原是古代西部遊牧部族的統稱。早在殷商時期，羌便為方國之一，常見於《易經》《詩經》和甲骨文中。《詩經》中商頌有言：“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可見羌族之古老。

漢代羌族跟北匈奴南匈奴的情況類似，逐漸分成東羌和西羌。東羌進入中原居於塞內，與漢族通婚雜居，未進入中原的西羌卻散佈於西北、西南地區，保留了氏族社會的文化傳統。不過西羌從未停止過從西往東的遷徙過程。

而涼州便是遷徙羌人的主要聚居地，隨著融合的加深以往在東方被漢民族逐步同化的情況並未出現，或者說極不明顯。反倒是涼州的漢人變得越來越像羌人，當地民風十分悍勇。而漢王朝也沒有什麼民族平等政策，反而由於文化上的優勢而歧視羌人和涼州人。這就造成了涼州等地漢羌之間有著深切的民族矛盾，這是其一。

其二由於歧視和矛盾，加上去涼州官員確實存在較為普遍的對羌苛政，使得矛盾進一步加劇。羌族叛亂此起彼伏，西羌人和漢朝人互相殺戮，這種殺戮有加深了雙方的不信任感，越演越烈，最終導致了燒當之亂、先零之亂等“羌禍”發生。

而這場“羌禍”斷斷續續持續了百多年，甚至在公元110年時漢廷甚至有了遷徙涼州漢人入關中，將涼州土地讓與羌人的打算，結果卻是涼州漢人不願意背井離鄉，反而有很多人加入羌族和漢朝官兵拼命。

最後雖然否決了放棄涼州的提案，朝廷不得不繼續花費鉅額軍費與羌族作戰，使得社會矛盾逐漸嚴峻。直到涼州三明（皇甫規、張奐、段熲）的出現，東漢王朝才穩定了西北局勢。

說是東漢朝廷導致羌亂恐怕不恰當，至少不完全是。我們應該說羌人爆發了爭取自己利益的起義。羌人與東漢的戰鬥幾乎貫穿了整個東漢的歷史。東漢時期漢人主要的作戰物件就是羌人，這一點與西漢不同，西漢主要是與匈奴作戰。東漢時期羌人起義的原因我認為有兩個:

一、羌族部落的統一和內遷。尤其是燒當部落，統一了其他的羌族部落，並且從青海遷徙到了河湟地區。這一點得益於王莽時期以及東漢初年的軍閥混戰局面，給羌人的部落融合和內遷帶來機會。由於羌族自身的壯大和內遷，產生了和漢人爭奪利益的需求；二、漢人與羌人不斷爭奪生存空間，在漢羌雜居地帶，漢人往往佔據好的資源和地區，而讓羌人居住到深山裡。並且漢朝統治者往往向羌人徵收很重的賦稅，這主要是地方官員的行為。這一現象不僅僅在羌人生活的地區，在南方蠻族、山越生活的地區也是一樣的。所以整個東漢時期，蠻族，山越等也不斷反叛。

東漢有很多與羌人作戰的名將，比如馬援 ，虞詡，段熲(jiong)。在羌人的威脅下東漢朝廷考慮過放棄對涼州的統治，正是虞詡勸朝廷不要這麼做，因為涼州是羌人的後背，河西地區，尤其是張掖，敦煌，酒泉當時基本上不在羌人勢力範圍內。如果漢朝放棄涼州就等於讓羌人沒有後顧之憂可以對中原產生威脅。

馬援，虞詡等人對羌人的政策基本都是威懾加安撫，讓他們可以有一點的生存空間，他們就不至於造反。而還有一部分人則是以一種對抗的心態來處理羌人叛亂的問題。比如透過刺殺羌人部落首領，透過殲滅羌人有生力量讓他們不能反抗。段熲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不過東漢的主流思想還是對羌人進行安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