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繼位以後，想恢復秦朝先人春秋五霸時的地位。所以在他的屬地之內，廣招人才。商鞅聽說了這個訊息，就趕往秦國，他認識的老朋友景蘭，正好是秦孝公的寵臣。

第一面：商鞅談的是帝道治國。

帝道治國就是用堯舜時期的帝制國法。也就是黃老學說。但是秦孝公不以為然。

第二面：商鞅談的是王道治國。

王道治國，講究以仁義禮智治國。秦孝公對此也不是很感興趣。

第三面：商鞅談到霸道治國。

商鞅提出了治秦九論。提到對以嚴峻刑法治國，對外擴張土地。秦孝公深以為然。

於是商鞅就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變法活動。開始了徹底而系統的改革。土地制度變化了，開阡陌，除井田；治安管理加強了，什伍連坐，互相監督；貴族特權取消了，獎勵農耕，生產的糧食多也可以立功，優秀的農民可以揚眉吐氣；爵位等級秩序建立了，不分平民貴族，以戰功授獎，只要立功多，就可以富甲一方。秦國的軍隊從此變成虎狼之師。既然殺敵取勝可以帶來財富和地位，那不更好嗎？

從此秦國走上了富強之國。

這個問題值得回答一下，我想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說。

第一，商鞅變法之前的秦國國情

秦國經過秦獻公時期的長期和魏國的戰爭，秦國內憂外患面臨崩潰。前362年，秦獻公兒子秦孝公嬴渠梁繼位。當時黃河和殽山以東的戰國六雄已經形成，淮河、泗水之間有十多個小國，秦國在當時來說按照秦國的國力並不能算七雄之一。周王室勢力衰微，諸侯間用武力相互征伐吞併。秦國地處偏僻的雍州，不參加中原各國諸侯的盟會，被諸侯們疏遠，像夷狄一樣對待。秦孝公繼位後以恢復秦穆公時期的霸業為己任，在國內頒佈了著名的求賢令，命華人、大臣獻富國強兵之策。秦孝公在求賢令中指出：“秦國自秦厲共公之後接連幾代不得安寧，國家內憂外患，魏國趁機奪取了祖先的河西之地。諸侯們疏遠秦國，恥辱沒有比這更大的了。賓客和群臣中誰能為秦國獻出富國強兵之策，我便給予他高官、土地的賞賜。”這便給商鞅入秦提供了機遇。

第二，商鞅入秦，三說秦孝公

公叔痤死後，商鞅聽說秦孝公在國內釋出求賢令，便攜帶李悝的《法經》投奔秦國，透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見孝公。商鞅第一次用帝道遊說秦孝公，孝公聽後直打瞌睡並透過景監指責商鞅是個狂妄之徒，不可任用。五日後，商鞅再次會見秦孝公，用王道之術遊說，孝公不能接受並再次透過景監責備商鞅。商鞅第三次會見秦孝公時用霸道之術遊說，獲得孝公的肯定但沒有被採用，但商鞅此時已領會孝公心中的意圖。最後商鞅見孝公時暢談富國強兵之策，孝公聽時十分入迷，膝蓋不知不覺向商鞅挪動，二人暢談數日毫無倦意。景監不得其解，向商鞅詢問緣由。商鞅說秦孝公意圖在當今爭霸天下，所以對耗時太長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學說不感興趣。

第三，商鞅秦國廟堂舌戰群儒

秦孝公打算在秦國國內進行變法，又害怕華人議論紛紛，所以猶豫不決。秦孝公召開朝會命臣工商議此事，商鞅勸秦孝公說：“行動猶豫不決，就不會搞出名堂，辦事猶豫不決就不會成功。況且超出常人的行為，本來就會被世俗非議；有獨道見解的人，一定會被一般人嘲笑。愚蠢的人事成之後都弄不明白，聰明的人事先就能預見將要發生的事情。不能和百姓謀劃新事物的創始但可以和他們共享成功的歡樂。探討最高道德的人不與世俗合流，成就大業的人不與一般人共謀。因此，聖人只要能夠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沿用舊的成法；只要能夠利於百姓，就不必遵循舊的禮制。”甘龍反駁說：“聖人不改變民俗來教育民眾，智者不改變已形成的法令來治理國家。順應民風民俗教育民眾，不費力就能成功；沿襲舊有制度來治理國家，官吏習慣而百姓安定。”商鞅說：“甘龍所說的，是世俗的說法。一般人安於舊有的習俗，而讀書人拘泥於書本上的見聞。這兩種人奉公守法還可以，但不能和他們談論成法以外的改革。夏商周三朝禮制不同能統一天下，春秋五霸法制不一能各自稱霸一方。聰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制約；賢能的人變更禮制，尋常的人被禮制約束。”杜摯說：“沒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變法；沒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換舊制。仿效過去的法度沒有過失，遵循已有的禮儀不會出現偏差。”商鞅說：“治理國家沒有一成不變的辦法，有利於國家發展就能不仿效過去的法度。商湯、周武王不沿襲過去的法度能夠得天下，夏朝、商朝因遵循舊制而滅亡。反對舊法的人不能非議，而沿襲舊禮的人不值得讚揚。”秦孝公十分贊同商鞅的觀點。

第四，對秦孝公商鞅這對組合的看法

之後的變法很多人都知道，這裡不再贅述 ，從秦孝公和商鞅兩個人的過程來看。秦孝公有伯樂之能，能慧眼識珠，他很明白秦國面臨的困難，他也明白秦國需要什麼樣子的變法。他能將國政舉國託於商鞅，可見其心胸和魄力是何等的不凡。而商鞅能說服秦孝公實現自己變法的夢想，首先可以肯定他是個有才能的人，人言公叔痤有識人之能，他在死前能給魏惠王進言不用商鞅就殺了商鞅，以免人才流落他國危及魏國霸業。可見商鞅之才確實足以拜將入相。

很多人說商鞅透過秦孝公內臣景監才見到秦孝公，這做法不光明正大。個人認為，成大事不拘小節，換了普通人都會這樣做。

可以這樣說，秦孝公和商鞅是在合適的時候遇到合適的人做了一件合適的事情。

商鞅(約前390年至前338年)，姓公孫，名鞅。後封在商，故名商鞅。戰國時期衛華人。研究法家刑名學術成了專家。在魏國公叔痤手下打過工。公叔痤死後，失業之後，遵循"良臣擇主而事″的信條到了秦國。

時值秦孝公欲恢復先祖秦穆公霸業，改善秦國沉痾不起，"諸侯卑秦"的疲憊國勢。孝公大志既立，便廣招人才，選用異能，圖強振興。商鞅就拜見孝公近侍景監，並請景監引見。

秦孝公就召見商鞅。

第一次，商鞅給秦孝公講說帝道。這是三皇五帝的雄才大略。講的口若懸河，聽的磕睡不斷。下課後，秦孝公罵了推薦人一頓，景監責怪商鞅不看火路，亂講一通。

第二次，商鞅講王道。最切實地就是夏商周故事。講得秦孝公連打哈欠，昏昏欲罷。

第三次，講霸王。春秋五霸，有秦穆公的份，秦孝公來勁了，不睡了，商鞅講了一天，孝公聽了一天，面有喜色。下課後對景監說你那個門人有點意思。

第四次，連上幾天課，聽得秦孝公寢食俱忘，心旌盪漾。商鞍講的課恰好是一副好藥，能治久病不振的衰弱的秦國的積貧積弱的現實。這是"強國之術"。

強國之術讓秦孝公倍感興奮，並且有能力在短期內取得成效。而霸道，王道，帝道顯然太高大上了。除非一個妄自菲薄的人，不知輕重頭腦發熱的人才去幹這種名不副實的事情。

商鞅會說，秦孝公會聽。於是，要實現"強國之術″的各項主張和具體措施，就只能透過變法，才能達到目的，收到成果。

於是，秦孝公支援商鞅變法。

數年之後，秦國自此崛起，虎視山東六國。

商鞅獲得秦孝公重用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先是透過霸道、治國強兵的策略獲得秦孝公的好感，開始主持變法；變法程序中，商鞅措施得當，隨著成效的不斷擴大，秦孝公也就逐漸重用商鞅；商鞅在戰場上指揮得當，俘虜魏軍主將公子昂，獲得商君稱號，遂成為重臣。

商鞅進入秦國後，透過秦孝公寵臣景監的引薦，與秦孝公進行了三次對話。

第一次，商鞅向秦孝公大談三皇五帝的治國之道，秦孝公聽得索然寡味；第二次，商鞅向秦孝公談孔孟的治國理念，秦孝公聽著聽著就呼呼大睡了；第三次，商鞅向秦孝公談霸道治國，談論富國強兵的策略，秦孝公大感興趣，態度有了很大的改變。

秦孝公會馬上重用商鞅，進行變法嗎？當然不會！變法事關重大，必先徵得朝廷重臣的同意才能順利施行。商鞅在朝堂上舌戰群臣，多次辯論，秦孝公才決定讓商鞅開始醞釀變法。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命商鞅在秦國頒佈《墾草令》，作為全面變法的試點；《墾草令》實施成功後，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左庶長之職（秦國官職共分二十級，左庶長為第十級，中層），開始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變法，效果斐然，秦國開始變得強大；太子事件平定後，商鞅升任大良造（第十六級，躋身高層），於公元前350年開始第二次變法。

經過兩次變法後的秦國國力強大，百姓家家富裕充足；秦華人路不拾遺，山中沒有盜賊；人民勇於為國家打仗，怯於私鬥，鄉村、城鎮秩序安定。

官職的提升，可看出秦孝公對商鞅愈加重用。

戰國時期，大爭之世，各國戰爭不斷，要想成為國君的左膀右臂，非得有戰功不可，光靠耍嘴皮子是不成的。商鞅的厲害之處就在於，不僅文能治國，馬上功夫也很厲害。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為大良造，率兵長驅直入，包圍魏國並佔領魏國舊都安邑；

公元前351年，商鞅率兵包圍並佔領固陽（魏國壓制秦國東進的重要據點）；

公元前341年，商鞅率軍迎戰魏軍，俘虜主將公子昂，擊垮魏軍，魏惠王割讓河西之地，商鞅以軍功獲得商君稱號。

商鞅升任大良造、獲得商君稱號，一半是因為變法成功，另一半是因為軍功卓著。

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的商鞅，自然就博得了秦孝公的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