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輔佐齊恆公時是春秋前期，春秋前期諸侯之間稱霸為最高理想，諸侯兼併還不太嚴重，禮樂還影響著人們的言行交往，在管仲的輔佐下齊國國力日益強大，於是齊國率先崛起，成為傲世群雄的存在，再加上“尊王攘夷”的仁義之舉於是獲得周王的支援和各國的擁戴，成為春秋時期第一個稱霸，奠定了齊國強大的基礎！

而晏嬰輔佐齊景公時期是春秋後期，諸侯之間土地兼併日益激烈，禮樂崩壞，士大夫階層越來越強大，雖然齊景公在晏嬰輔佐下改變了自齊恆公之後日益衰弱的局面，但是西邊有一個強大的晉國，南邊有吳和楚，齊國還想齊恆公那樣稱霸是不可能了！

桓公是桓公，景公是景公，人不一樣！聖人評桓公“正而不譎”，跟景公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你不要亂來。

“因果決策之八中華文明解讀……修晏子篇

 晏嬰（前578-前500），字仲，諡平，史書多稱平仲。晏子是齊國上大夫晏弱之子，齊靈公二十六年(前556年)晏弱病死，晏嬰繼任為上大夫。歷任齊靈公、莊公、景公三朝，輔政四十餘年：主張“廉者，政之本也，德之主也”，推崇管仲的“欲修改以平時於天下”必“始於愛民”。《晏子春秋》並非子書，全書共8篇215章，其中記述晏嬰勸諫景公、與記言體子書相近的內容不超過90章，即大約40%篇幅為史料。該書載齊國從管仲之後衰敗的原因：“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此三代之所以衰也。”此句印證了孔子說的“放於利而行，則多怨”，這是決策思維要把握的重要觀點。用孔子的話回答中層管理者需把握的管理之道：“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看史讀文當然是為了學管理，歷史鑑證未來，因為決策思維決定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

    《左傳》用孔子《春秋》為經、輔以具體史實為傳，作者左丘明（前502-前422）以編年體記載公元前722到前468年間事。孔子贊左丘明為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也說明左丘明的話值得采信。晏子言行以左傳最真，莊公被弒時晏子立崔氏門外，人謂崔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其時晏子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意思是：國君為了社稷國家去死，死得其所，我們就應該與之共同赴難；如果是為自己的私利而死，死的就不得其所，大臣們又不是他的奴才，誰該去死呢？後世訛傳儒家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戲文而已。

    聖人儒強調：“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禮，思維逐層連結和資源配置對等；忠、盡心無愧。由左傳抄錄部分的《晏子春秋》實是論中層管理者跟對決策者的重要性，首篇就說明景公為勇力之士、“君子有勇而無義則亂”，齊國亂政之像來自景公思維混亂。所以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各在其位守其職，為政才不亂。作為決策者，齊景公生活中的一舉一動都決定著各級管理者的思維導向和執行力，甚至是整體民風；晏子作為決策者的智囊，不只是在維護整體運營也是在指點齊景公的人生。晏子的智慧和語言運用當然是值得稱道的，但齊景公對晏子的信任才是他願意聽取意見的關鍵。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善，名詞作動詞，晏子日常生活中本心持善：生活儉樸，貴不換妻、不移本性；擅於言辭但不咄咄逼人，所以齊景公喜怒哀樂都願意與晏子分享，也願意聽用晏子的建議。“及晏子卒，公出屏而泣，昔者從夫子而遊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孰責寡人哉！”

   晏子思維清晰，知人而言、切中要點，“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孔子這句話評得很中肯。“景公欲廢適子陽生而立荼”，晏子告誡“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主長以成其利者。”“公不聽”、景公思維搖擺之間忘了當初晏子的忠告，所以後田氏代齊：田氏取代姜姓成為齊侯。《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無稱焉”：齊景公好酒好馬好女人好面子，但能任賢用言、任用晏子聽從晏子的建議。客觀地說，景公是真性情但無決策思維需要的深度和遠謀，唯與晏子君臣相得間成就一段佳話。

   歷史上所有反間、離間的計謀能夠成功，無非決策者價值觀不穩定導致思維混亂所以作出錯誤的判斷，或者思維混亂無穩定的價值觀。為君不易為臣更難，決策者不行管理執行者為難，知已和識人需要思維的絕對清晰。“文化侵略”即是製造價值觀混亂，利用群體混亂的價值觀干擾決策者的思維模式，影響決策。我們從世界觀講到文明的解讀，只為適合人本、當下資源應用和未來發展趨勢的決策源於決策者能正確認識自身文明的發展以穩定建立世界觀，因為各級決策者的思維穩定決定戰略執行與穩定。

    《晏子春秋》中“意莫高於愛民，行莫厚於樂民”有諂諛求名之疑，所以被秦始皇列為焚書之目。正解是“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的大小由世界觀決定，民俗不是流俗，需要決策者用價值觀引導人民從善。其書“明襲左氏又有取於孟子者，其書晚出多不可據。如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云云、子貢其時未及孔門。又有晏子使魯，仲尼使子貢往觀，然子貢之從孔子，晏子已卒”。書中頗多編造詆譭孔子事，如晏子沮孔子語本墨子非儒，故後人謂此書出於墨家，信然。”

這是兩代人所處的內外部形勢不同而造成。

齊桓公與管仲所處的年代，剛剛進入春秋不滿百年。這一時期，東周王室在與鄭國內鬥的過程中已逐步被邊緣化；楚國剛剛崛起，但在突破南陽盆地後，還未能得到中原諸侯的認同；秦國正在默默地開拓渭河平原，中原政治中還鮮少看到它的身影；晉國正處於強人晉獻公之後的沉寂期，陷入諸公子爭位的內亂之中；衛國在齊僖公利用宣姜控制住後，開始走向下坡路；魯國則在文姜和齊襄公聯手打壓之下，已經無法再恢復昔日的榮光；曾經的東周“小霸”鄭國，由於諸公子爭位，完全失去了發展的動力……。

可以說，齊桓公稱霸之前的東周，完全是處於一片權力的真空期。江湖上實力稍強的諸侯國，誰能最先解決內部矛盾，誰能率先在國內發起改革，誰就能稱霸。當時實力超出一般諸侯國的國家很多，晉、衛、魯、鄭、齊、秦、宋都是。但是，除了齊國外，其他諸侯國都缺少像管仲這樣的治世之才。管仲出身於周王族，對西周衰亡的歷史研究得很深。在研究了西周興衰成敗的經驗過程中，管仲對於治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就差有人給他一個實踐的機會。公元前685年，齊桓公回國搶得君位，當年他就接受了鮑叔牙建議，殺死了公子糾而迎回了管仲。隨後，他便任命管仲為宰相，在齊國進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

管仲改革，主要是以下幾點：1）三國伍鄙改革，四民分業定居，軍隊職業化；2）土地制度改革：土地私有化，根據土地肥沃程度徵收不同的稅收；3）官山海改革，山海資源國有化壟斷經營；4）建立鄉選、官選、君選的三級人才選拔制度；5）輕過而移諸甲兵，隱蔽增強齊國軍事實力。

管仲改革，現在看來有很多弊端，造成了齊桓公後齊國國力的迅速衰竭。但在這一時期，管仲改革無疑是具備相當開創性的。所以，很快就取得了成效。

齊國自身國力增長迅猛，外部諸侯國卻大多還處於沉睡狀態，齊桓公不稱霸，誰還能稱霸？

然而，到了齊景公時代，形勢就完全不同了。

在外部，晉國成了長期霸主，且多次壓制齊國的崛起：晉景公、晉平公兩位國君，都曾率領諸侯攻擊到齊國臨淄城牆之下。楚國雖然與齊國相隔遙遠，但是實力也非常強大，已經把自身國土擴張到淮河流域。秦國雖然被晉國壓制在渭河平原之內，但實力也與齊國相當。此外，東南部還出現了一位新崛起的諸侯國，就是吳國。

綜合以上，齊景公時期，在齊國外部已經有四五個實力強大的諸侯國，不少諸侯國的實力還要超過齊國。

在齊國內部，從齊靈公時代起，內部卿族崛起：先是崔、慶專政，然後是欒、高、鮑、陳四大家族崛起。卿族勢力的強大，對齊國公室形成了強有力的掣肘。任何增強齊國公室改革，如果觸犯了這四大家族的利益，都難以得到實施。所以，齊景公時代比起齊桓公時代，改革推進的阻力將會大得多。

最後，晏嬰本人雖然是位賢德大臣，但從史書對他的記載來看，他缺乏了管仲那種開創性的改革思想。其次，以晏嬰時代的齊國，要想稱霸江湖，勢必要削弱四大卿族的力量，增強齊國公室實力。然而，公元前532年晏嬰訪問晉國時，就無奈地對叔向說出了下面這段話：“齊國現在已經到末世了，我不知道還會有什麼好結果。齊國就要歸於陳氏了！”可見，對於齊國四大卿族越來越強大的趨勢，晏嬰根本無力改變，又談何輔佐齊景公稱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