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日本入侵北韓，國王逃到了中朝邊境鴨綠江邊向朝廷求救， 最終打敗了日本趕出北韓，這是明朝萬曆年間，明朝國力已經衰落，北邊女真族崛起，明朝已經自顧不暇了，再說天朝對於海外不感興趣只要他們不來騷擾也就不會去理睬她們的。

總觀全域性

首先根本去不了

其次，明太祖有祖制，鑑蒙元之得失，大明朝永遠不許征討日本

其三，根本原因是大明是個農業國，壓根也沒有殖民海外的慾望

前期只是小股倭寇騷擾搶劫，搶了就跑，官兵防不勝防。後來形成的大規模倭寇，其實大部分是沿海海盜冒充或者和倭寇勾結搶劫，所以朝廷才設立專門打擊倭寇的軍隊。但是那是後明朝邊患嚴重，有點自顧不暇，所以難以立刻清剿！

1.先說史實，明朝倭患不是像近代一樣打不過人家，嘉靖年間，胡宗憲總督東南，初到之時，無兵無將，官軍一觸即潰，幾十倭寇便可以劫掠幾個縣的百姓。後使用招安，間諜，一打一拉，掃滅汪直，徐海等海盜頭子，後有戚繼光 俞大猷等名將，終於肅清東南。

2.萬曆年間，倭寇入侵北韓，高麗棒子一觸即潰，宗主緊急救援，以四萬兵力迎戰倭寇二十萬，歷時八年左右，讓北韓獨立。但是因為只是屁大的事。正史一句話帶過了。

3.再說為什麼不反打回去。一是朱元璋遺訓，鑑於蒙元之失，不許遠征。二是打下來還需要去那個鳥不拉屎的地方治理，得不償失。 三是明末國力漸弱，戰略上不允許，四是大陸國家的通病，沒有那種好戰基因，不喜歡冒險，能穩定就穩定。所謂小富即安，更何況已經憑中華之大，富有四海。何必和那些犄角旮旯裡來的叫花子一般見識呢。當然近代我們墮落另說。

這涉及到對於海盜的認識問題。

倭寇就是日籍海盜，這個基本情況要普及一下。

大明的情況是：不僅海盜沒平息，陸上的山賊也沒平息。說一下，雖然山賊和農民起義軍從成份、目的有很大的相同，但是二者區別還很大。這不怨明朝和清朝，中國平定山賊是新中國。

海盜是新情況，是和世界發展大勢離不開的。基本情況就是航海業的發達，原本小規模的海洋貿易如今走向大規模。

海盜從作案方式非常像遊牧民族，區別就是遊牧民族在草原，海盜在海上。關鍵在於海盜本身有商人屬性，他們能交易還是願意交易，像中國這樣海盜跑到陸地上搶劫很罕見。海盜還是擅長海上搶劫。

海盜和山賊的對付方式有兩種：平叛和詔安。<水滸傳>中，宋江就是詔安。後來明朝<水滸後傳>中，混江龍李俊他們最後走海，成為海盜，最後還建國了。作者提出要詔安海盜，李俊最後還幫助宋高宗復國。<水滸後傳>作者陳忱先生眼光非常先進，這種利用海外殖民地復國的故事，歷史上在英國出現了兩次，陳忱先生遠見卓識。

這個思想非常重要——海盜要以詔安為主，山賊早已平叛為主。

世界歷史上，有兩大日不落帝國，西班牙帝國和大英帝國。兩者區別很大，對於海盜問題上，西班牙帝國主張平叛。大英帝國主張詔安。

最後結果是，強大的西班牙帝國被大英帝國取代，大英帝國保持海盜傳統一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特點很明顯。那就是攻擊敵艦，船長拿1/3，中層幹部拿1/3，船上士兵拿1/3。和海盜的分法一模一樣。

類似的例子還有奧斯曼帝國，它的海軍發展不起來，在地中海的海軍，沒法和大西洋的海軍比。

中國前期平定倭寇主張平叛，失敗了，倭寇一直在騷擾邊境。但是後來大明有政治家招降了鄭芝龍，其實對於中國發展很重要。可惜，歷史上沒人注意鄭芝龍，是中國失敗。

鄭芝龍開始配合毛文龍，是大清壓制後金的重要力量。崇禎朝能夠苟延殘喘，和民間大量依靠鄭芝龍的海洋貿易走私南方的糧食有關。這個南方不是江南，而是來自菲律賓，馬來西亞的南洋糧食。這個來自三保太監開拓的海路，在萬曆天啟年間大展宏圖的海洋貿易之路，在崇禎朝全部掌控在鄭芝龍手中。崇禎年間，英國佔領了印度，不敢對抗的西班牙帝國派出海軍迎擊鄭芝龍海盜，被鄭芝龍擊敗，也能看出西班牙海軍發展的失敗國家戰略。因為西班牙帝國的海軍就是運兵船，和大英海軍和鄭芝龍水軍沒法比。西班牙帝國的海戰力量主要依靠荷蘭人，海戰是死人的，西班牙倒行逆施最後逼的荷蘭人獨立了。

這是因為海盜在當時是世界最新科技的應用者，他們很聰明。而英國的國家科技和海盜融合，將這個高度提高到了很高高度。

南明最後的希望就是依靠鄭芝龍水軍，以海治國平定清軍。鄭芝龍的兒子鄭成功就曾經封鎖長江，震撼清朝。可是鄭成功的水軍只是鄭芝龍水軍的三分之一，他曾偷襲過哥哥鄭彩的水軍，破壞過抗清大業。要是鄭芝龍在，這一切不會發生。因為鄭芝龍投降清軍，導致鄭氏水軍群龍無首。

清朝殺了鄭芝龍，自此中國衝向世界機會渺茫。大清最後的機會就是把吳三桂封為緬甸王，讓吳三桂帶領關寧鐵騎去緬甸，控制中南半島，掌控鄭氏水軍在大陸的生意，協助福建勢力平定臺灣。只可惜，順治這個國策，康熙沒有執行，康熙的圈地政策激起了三藩之亂。中國最後佔領海洋，開發海洋的機會倒在了康熙手中。自此中國失去了世界爭霸的海軍，陷入萬劫不復。同期的俄國，法國，日本爭霸天下都需要強大海軍，德國失去爭霸世界的關鍵要點就是因為他沒有世界級的海軍。

而這一切的源頭，都是海盜的認識。

先搞清倭寇的來源，有助於解答題主的疑問。第一朱元璋不讓片板下海的政策，導致依賴沿海貿易計程車族豪強另闢蹊徑，其次，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島前，正處於日本的“戰國”時代，縣長、鄉長們在日本打得不亦樂乎，仗打多了，無主的武士就成了浪人，浪人和原有的海盜混在一起就成了倭寇海盜，早期明朝的武力強悍時尚不覺如何，等到嘉靖朝府兵什麼的已經沒有什麼戰鬥力了，還記得被胡宗憲以招撫為名誘殺的海盜頭子汪直麼？制約力量隨著汪直的死四分五裂，更糟糕的是朝廷的信譽也沒了，加上倭寇團伙裡的華人帶路，東南沿海從此就遭災了。

當然，此時的大明國力肯定是比日本強上許多的，但是要勞師遠征去打日本，大量的艦船肯定是要錢的，貿易尚且不和異邦交易，廟堂上的袞袞諸公未必能看得上日本？可能日本連雞肋都算不上，皇帝沒有野心，大臣又看不到利益驅，談何遠征日本？

首先，是利益不對等。

明代的倭患，與歷代北方遊牧民族之患，本質上是相同的。明代時期，全球不約而同進入一個大航海時代，使得一向風平浪靜的沿海，不得不面臨來自海洋的威脅。

倭患與北方之患一樣，人家打過來，是衝著利益的，有利可圖。但是你打過去，吃力不討好，也沒有什麼可以撈的。這就是利益的不對等，所以非常麻煩。

明代的倭患為什麼很厲害呢？

第一，是航海技術推動的。以前要跨越大海，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到了明代，中國有鄭和下西洋，歐洲可以航行大半個地球到中國，海洋就不成為不可逾越的天險了。日本在航海上雖然不如歐洲，跑到中國來混，還是可以的。

第二，與明朝海禁有關。明代奉行厚往薄來的朝貢貿易制度。這種制度，為了突出上國地位，高價購買外國商品，以顯示優待遠夷的大國肚量。但是時間長了就吃不消了，所以大明帝國對朝貢貿易的熱情逐漸降低。既然官方貿易的想象空間越來越小，私人又受制於海禁政策，片板不得出海。在這種背景下，走私貿易的興起便是不可阻擋的潮流，這促成海盜集團的興起，這些海盜，就是倭寇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倭寇有很大一部分是華人。

我們不要以為倭寇都是日本人，有相當一部分是中國海盜。倭寇只是一個統籠的稱呼，既包括日本的武士、浪人、商人、無賴、冒險家，也包括中國的海盜甚至葡萄牙人，只是其背後的靠山乃是日本諸藩的領主貴族。

所以，倭寇屢屢鈔掠東南沿海，就是來搶財搶人，來一趟就能發一筆財。

據統計，洪武一朝有紀錄的倭人入寇四十四次，永曆一朝二十七次，宣德一朝六次，此後百年，雖偶有零星遊兵散勇之倭寇，不足以為大患。但是，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終於釀成大患。

最初，朱元璋把日本列為不徵之國，因為當時倭患並不嚴重。可是到了嘉靖時，明代的國力已經談不上強盛了，在軍事上更是非常差勁。嘉靖初期的大明帝國在海防上漏洞百出，軍隊戰鬥力差強人意，戰船的數量缺額嚴重，曾經有過輝煌歷史的海上力量已經一落千丈，海洋防衛形同虛設。這種掉以輕心的國防已使國門向倭寇開啟，沒有防禦縱深體系的海岸線成為海盜們肆意劫掠的財富後花園。

當時不要說遠征日本，就是要在海上防倭寇都防不住。當時大明軍界在抗倭問題上有兩種意見，一種是海防論，一種是陸防論。海防論以胡宗憲、俞大猷為代表，特別是俞大猷，一直鼓吹海上防禦是首要任務。他說：“倭賊之來必由海，海舟防於海，其首務也。”“倭賊驕悍，攻之洋中，我得上策。”

另一種觀點以譚綸、戚繼光為代表，強調應以陸地野戰為主。譚綸認為：“自有海患以來，未有水兵能盡殲之於海者，亦未有能逆之使復回者。”戚繼光認為：“水陸兼司，陸戰尤切。”

最後證明，在海上防倭寇是防不住的，最後戚繼光的看法佔上風，採用“大創盡殲”在陸地上殲滅來犯之敵，這才平掉倭患。所以，大明的海上力量，並非想象的那麼強大，防禦倭寇都成問題，更何況是遠征日本。

因為中國海岸線很長，防守相對來說是比較浪費精力的，太被動。而且明朝時期的倭寇其實大部分不是日本人，而是元末被朱元璋打敗的其他農民起義軍逃出海為寇，和一些因為海禁而不得不出海為寇走私貨物的人。真正的日本浪人不太多。

而古代因為通訊等方面都不發達，勞師遠征是最忌諱的，而且日本又沒什麼資源，征服了也沒什麼好的，可能還得花精力去照顧他們（大部分的中央王朝都是愛民的）。元朝時期曾經兩次遠征日本，因為不熟悉季風而失敗，這個應該也是一個原因。

嘉靖年間的倭患實際上不是當時日本的政府行為，明朝自鄭和下西洋後進一步發展了宋朝開闢的海上絲綢之路 ，明朝時期海上貿易發達 ，也導致海盜猖獗，所謂的倭寇不過是當時日本戰國亂世時代流浪的日本武士投靠中國海盜打工混飯吃而已，十個所謂的倭寇裡面最多一兩個日本人，當時的倭寇並不是日本政府行為，明朝政府也因為沿海居民的安全採取過閉關，但沒有鎖國，終明朝一朝，海上貿易一直髮達，在平定海盜後繼續開放沿海貿易。

真正明朝和日本政府間對抗是在北韓，明末援助北韓打擊日本，明朝先後兩次派出不足八萬兵力打的日本幾十萬舉國精銳滿地找牙，逃回日本的不足十之一二，自此三百年不敢窺視中國。直至和滿清甲午戰爭在歷史上首次打敗中國！

朱元璋立海禁，規定百姓片板不得下海，導致福建、廣東、浙江等沿海海上貿易商人只能化身為強盜，引倭寇入侵為亂一方，其實真正的倭寇人數是極少的。官修《明史·日本傳》裡說：“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這是嘉靖年的記錄，漢人七成，外華人主要日本人三成。倭寇頭子基本全部是漢人，比如鄭成功老爹大海盜頭子鄭芝龍。南京湖廣道御史屠中律，上奏說:倭患的起源，是沿海“奸民”想要跟番邦作生意，雖稱倭寇，“其實多編戶之齊民也”。參與剿倭的將領王忬，也向皇帝報告：據他調查，“倭寇”頭領約有百餘人，其中“雄狡著名”者，都是本國之人，如“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寧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華山，泉州洪朝堅”等。另一剿倭名將胡宗憲，編寫了一本《籌海圖編》，其中列出十四股勢力最大的“倭寇”，其頭目同樣全部是華人。也就是說，在所謂的“倭寇”內部，華人不但在人數上佔了絕對優勢，也同時牢牢把握著領導權。

眾所周知，古代的海上貿易獲利是非常豐厚的，在宋朝海上貿易達到巔峰，宋朝是當時最重要的海上的貿易大國，泉洲、明洲都是當時最大海上貿易港口。海上貿易的稅收是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佔到了一半以上的財政收入，宋朝最高國庫收入為一億兩仠萬白銀，明朝正德元年不足二百萬兩，萬曆張居正最好時期是八百萬兩，崇禎刮地三尺，反了一堆人還刮不到一千兩百萬兩。宋時中國就擁有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帆船艦隊和商船隊，頻繁遠航至阿拉伯，東非，印度，東南亞和東亞的日本與北韓。

政府抱著金飯碗不收錢，又不讓民間參與，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吃陳友諒留下的老本只吃到永樂鄭和下西洋為止，陳友諒留下的先進的造船術並未被明王朝所繼承與發揚，反而為東南沿海海商所吸收並發展。那麼問題來了，海商要不坐以待斃，要不造反，不造反還有一個選擇，那就是僱幾個倭寇，招些流民，自己幕後做老闆，搶搶官船，做做海貿，賺的盆滿缽滿，官兵來圍剿，根本不可怕，落後的船舶，生疏的海戰都使得官兵不堪一擊。

違反經濟規律，又沒有足夠了的實力去違護自己的暴力規劃，是明王朝倭寇越剿越多的根源所在！

以當年大明強大的國力和軍力加上明初的眾多大將悍勇，完全可以集全國之力，。滅日本於一念間，，明太祖朱元璋曾一度要發兵滅倭，，被劉基勸阻，，劉基言，陏倭國卑鄙無恥，確不是最大隱患，我們的危脅仍是北元殘餘勢力，和眾多蒙古汗國，，，若傾全國之力攻打倭寇，。大海浩瀚，變數奇多，，萬一蒙元剩虛而入，豈不乾坤盡失，萬劫不復，，太祖乃止此想，。而致力於暴打北元勢力於無形，，。

提問者的意思應該是，為什麼不去打日本是吧？這個需要了解倭寇的含義，倭寇最初是從日本出來到海上的強盜。元朝時期就有倭寇一說，實際上他們主要作案地點是中國內陸。後來更多的倭寇不是日本人，而是我們明朝的海商和海盜。對於這一點，大明帝國很清楚，所以，回打日本根本沒用。那麼有人還要問了，為什麼堂堂大明還解決不了幾個海盜和海商呢？因為明朝有海禁，搞的生活在海邊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所以他們對海盜很擁戴，海盜能給他們帶來利益。最後可以說沿海很多人都成了所謂的倭寇。全民多寇，問題爛在明朝自己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明朝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大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在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位的第34年，發生了極其詭異的一幕——七十餘名倭寇躲過了明朝軍隊的層層阻擊，直逼陪都南京城下。然而翻閱相關史料就可以發現，南直隸地區有十二萬明朝軍隊，那麼這七十個倭寇是如何突破十二萬大軍的包圍呢？這十二萬大軍當時又究竟在哪裡呢？

▲南京明故宮城牆遺址

眾所周知，明朝首都原本在南京，朱棣遷都後將北平作為事實上的首都。當時的河北地區稱為北直隸順天府，南京和江蘇地區則稱為南直隸應天府。南京作為陪都，駐軍自然不在少數。明英宗朱祁鎮在位時，大明王朝總兵力超過280萬。然而這一切不過是紙面上的數字，實際數量連一半都沒有——因為當時吏治腐敗，許多部隊都有吃空額的情況。

▲古畫上的明朝軍隊形象

有意思的是，從北至南，吃空額的情況往往會依次加重——北方邊境，可能是實際數字是賬面數字的十分之七，京師和中部省份則是一半左右，而到了江南地區則只有十分之二。原來也很簡單，畢竟越往南邊走，所面臨的軍事威脅就越小，多吃點兒空額也無關緊要。因此，儘管南直隸地區對外稱有十二萬大軍，實際上連兩萬人都不到。而這兩萬人絕大部分都駐紮在浙江、福建和江蘇三省，留在南京的更是少之又少。這也就是為什麼“十二萬大軍攔不住七十幾個倭寇”。

▲倭寇形象

進一步說，明朝和倭寇之間的戰爭之所以輸多贏少，一方面是明朝軍隊戰鬥力有限，另一方面則是兵力上的巨大差距。作戰時號稱萬人大軍，實際上只有千人，然而執行的卻又是萬人大軍的任務，如此情況之下，明軍又怎能不輸呢？

此外，七十餘名倭寇之所以能直逼南京城下，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和南京當地官員未下達出城圍剿倭寇的命令有關。由於擔心倭寇有詐，是在引誘他們出城作戰，誘敵深入，故選擇防守，要求全城戒嚴，在城上迎擊倭寇。畢竟城內兵力有限，萬一中了敵人的調虎離山之計，城內士兵傾巢而出，那麼南京城就陷入危難之中，所以那些官員才“放縱”這些倭寇直逼城下。

▲明代大臣上朝場景蠟像

對於軍隊吃空額的問題，明朝的文武百官們早有耳聞，只不過一個個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心照不宣罷了。嘉靖皇帝在位時期，明朝賬面上有兩百萬兵力，實際只有一百萬，而到萬曆年間，經過張居正的一系列改革，也才勉強把這個數字提高到120萬左右，剩下80萬依舊是水分。

▲明代將領劇照

當然，客觀地說，其實歷朝歷代都有吃空額的問題，宋朝時這一情況甚至還比明朝嚴重，一直到清朝才有所改善，但是也存在綠營兵吃空額的問題。哪怕到了抗日戰爭期間，依然有許多地方軍隊面臨這樣的尷尬境地，一支軍隊號稱是一個師的兵力，實際只有三千不到的人。

參考資料：

《明史》

有明一代277年，中國東南沿海倭患不斷。其中，嘉靖年間倭寇猖獗，對東南沿海的社會生產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社會經濟和人民生命安全損失甚大。

在抗倭戰爭中，湧現了戚繼光、俞大猷、胡宗憲等名將，但實際上，嘉靖朝首任治倭長官是不為人熟知的朱紈。朱紈實行嚴格的海禁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最終以個人悲劇收場，湮沒在故紙堆中。

明朝建立初期，中國東南海上有較多的張士誠、方國珍餘部，這些殘餘勢力與原統治區有著千絲萬縷萬縷的關係，不斷對東南沿海進行侵襲。元末以來,來自日本的倭寇愈演愈烈，東南沿海地區形式較為緊張。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對東南沿海地區海上貿易的重要性與人民對海洋的依賴認識不足，面對這樣的局勢，於洪武七年將泉州、明州、廣州三處市舶司裁撤，並於洪武十四年“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又下令禁濱海民私通海外諸國”，正式開始了海禁。此後，明政府又多次下令嚴厲海禁。洪武二十七年，為徹底取消海外貿易，又一律禁止民間使用及買賣舶來的番香、番貨。

圖1 朱紈，明朝大臣、抗倭名將，字子純，號秋崖

為了嚴格海禁政策的執行，明政府於洪武二十年將舟山和其他46山(島)的居民徙至內陸，廢棄了這些土地。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規定了嚴酷的處罰辦法:“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洩軍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明政府對參與買賣外國商品的居民也不放過,“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現有者限以三月盡。”

與海禁政策同步的是設立東南沿海衛所。為了防備倭寇對東南沿海的侵擾，朱元璋在東南沿海整頓海防“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信國公湯和往浙江整飭海防，命福建備海舟百艘，廣東倍之”，並設立了大量的衛所。洪武十九年又命信國公湯和於至江浙一帶築城五十九座以庇護百姓。

海禁政策初期對保障東南沿海不受倭寇侵擾起過一定積極作用。但是，從長遠看並不利於抗倭與東南地區發展：東南沿海地區人民生活大多依靠海洋，海禁使得閩浙百姓生活困苦不堪。許多百姓鋌而走險出海貿易以資生存，在受到官府追捕時被迫加入倭寇的行列。而對沿海地區島嶼的棄置，又給海盜提供了棲身之所。海禁政策並不能完全禁絕海上貿易，走私商販為謀取暴利活躍於東南沿海。為了保證自身利益，不法商販往往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並勾結海盜，與沿海勢家大族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圖2 明代倭寇侵擾地區範圍圖

到了嘉靖年間，經過將近200年的發展，東南沿海地區的海盜群體日益龐大，走私活動猖獗。此時的日本正值戰國時代前夜，國內戰亂不斷，越來越多的破產武士難以生存，來到富饒的中國東南沿海劫掠。而中國承平多年，東南地區武備廢弛，“浙、閩海防久墜，戰船、哨船十存一二，漳、泉巡檢司弓兵舊額二千五百餘，僅存千人”，倭寇“剽掠輒得志，益無所忌，來者接踵”，對東南沿海造成很大的破壞“吳粵之民食不暇炊，臥不安枕，農夫釋耒，紅女寢機。甚則族類離散，逃竄別邑。或父子老弱系虜相隨於路，其死傷者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沿海郡縣幾為丘墟，其禍慘於正統時矣”。

面對越來越嚴重的倭患，明政府於嘉靖二十六年命右副都御使朱紈“提督浙、閩海防軍務，巡撫浙江”，負責起東南沿海的抗倭事宜。

圖3 倭寇搶劫的畫面

朱紈是正德十六年進士，在各地任職多年，有豐富的政治經驗，正直清廉，並有指揮軍事作戰的經歷。朱紈到任後，發現當地局勢很複雜。當初太祖下令“片板不許入海”，之後走私貿易猖獗“承平久，奸民闌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機諸國入互市”，在此時甚至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組織機構“閩人李光頭、歙人許棟踞寧波之雙嶼為之主，司其質契”。龐大的走私團伙背後是閩浙地方豪強“勢家護持之，漳、泉為多，或與之通婚。假濟渡為名，造雙桅大船，運載違禁物，將吏不敢詰也”。

在貿易中，中國走私商人“頗抑勒其值”，在無法償還時便以報官恐嚇以求拖延。由於始終無法兌現，倭人大怒，勾結中國海盜殺人取償“內地奸豪往往與為市，不償直。夷索逋急，則哃喝官府以縱寇為詞，共出則陰洩之倭，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我挾王資而來，不得直，何以歸報？因盤踞島中，亡命無賴及小民迫於貪酷，飢寒困苦者鹹相率從亂”。在報復的過程中，倭寇看到中國東南沿海武裝力量極為薄弱，於是便放棄走私貿易轉而進行無本萬利的武力劫掠。

圖4 1380年的倭寇

面對這樣的狀況，“淸強峭直，勇於任事”的朱紈採納了僉事項高和部分士民的意見，認為“不革渡船則海道不可清，不嚴保甲則海防不可復”，上疏朝廷要求再次嚴厲海禁，以求杜絕倭患。朱紈在此次禁海中做的極為出色“視事日悉掃一切應酬，早夜申約束通海內地奸民”，在最高長官以身作則下，閩浙地方海禁執行嚴格“革渡船，嚴保甲，一切禁絕私市”。

在這樣的高壓下，走私貿易受到嚴重打擊。但是，閩浙大族與普通百姓都靠海為生，如此嚴厲的海禁政策截斷了其收入主要來源，招致了地方上下的一致反對“閩人資衣食於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壞之”。勢家大族想要拉朱紈下水，從金錢和仕途上對朱紈威逼利誘“寧波趙文華啖以南京侍郎，挾以身後之禍，說以市舶之利，與屠僑屠大山內外交煽尤力”。但是朱紈一心以海禁除倭報國為重，不為所動，厲行海禁“公有文武才略，清強峭直，深惡墨吏大猾如仇讎，前後所操切，黃墨以下多望風解印綬去”。

圖5 明軍出征抗倭寇 水上激戰

在嚴格海禁的同時，朱紈還採取了一系列強硬的軍事措施，有效地打擊了沿海倭寇“公提兵平漳州同安寇，撫島夷六百人；移鎮定海，屢破賊餘皇，又大破賊於溫、盤、南麂諸洋”，並於嘉靖二十七年四月擒獲賊首許棟，填塞了海盜的重要根據地雙嶼島。但是在朝中閩浙籍官員的左右下，朱紈僅僅得到一次封賞。

由於利益上的不可調和，朱紈與閩浙大族的矛盾愈演愈烈。嘉靖二十七年五月，僅僅在填塞雙嶼島的後一個月，日本貢使未按期來貢，朱紈請求朝廷允許。夜晚有人以書信投到貢使居住的驛館，挑撥貢使襲殺朱紈，閩籍官員得知此事但並未告訴朱紈。所幸這次挑撥未能得逞，而朱紈的請求在阻撓下也未得允許。與此同時，閩浙大族藉口朱紈擒獲的“皆良民，非賊黨”，並且“挾制有司，以脅從被擄為輕比，重者引強盜拒捕律”。朱紈上疏申辯，“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並使用手中的權力便宜行戮。閩浙士大夫對此驚恐痛恨，“於是諸不便者大譁詆誣，惑亂視聽”，發動在朝為官的閩浙籍言官周亮、葉鏜彈劾朱紈。世宗受到蠱惑發生動搖，將朱紈由原任提督閩浙軍務、巡撫浙江改為浙江巡視，“仍改巡視，事寧回京。凡一切政務，巡按御史如舊規行”。

圖6 嚴嵩（1480年－1567年）

此次落職對朱紈影響極大，他手中的權力大大縮水，不能再像以前一樣有效貫徹自己的政策。面對這種情況，朱紈數次上疏朝廷申辯，在奏摺中“語多激憤”，觸怒了當時朝中的首輔嚴嵩“因而有侵執政語，執政聞之亦不善也”。

在落職之前，朱紈擊敗了劫掠詔安的佛郎機人，抓住了另一個重要賊首李光頭，將之處死，並以此為契機彈劾世家大族“復以便宜戮之。具狀聞，語復侵諸勢家”。這一次，言官陳久德彈劾朱紈擅殺，朝廷“落紈職，命兵科給事中杜汝禎按問”。朱紈自知因為自己行事清廉剛果，得罪了朝廷大員與閩浙勢族，又無錢賄賂前來調查的官員，不願對簿，於是飲毒藥自殺“公居恆嘆吾貧無賄賂不任獄，病痔不任獄，負氣不忍詬不任獄。縱天子不欲死我，大臣且死我；大臣即不死我，而二粵之人必死我。我死自決之，不以授人也。乃草生誌，慷慨引鴆以卒。年僅五十有八”。果然，朱紈死後按問官員回覆朝廷，坐朱紈擅殺。朝廷下令逮捕朱紈，朱紈已死，便把朱紈的兩個得力副手海道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問成死罪關押。

圖7 倭寇的盔甲

朱紈死後，朝廷罷免巡視大臣數年不設，海禁再度鬆弛，朱紈整頓的武備也再度廢弛。“自紈死，罷巡視大臣不設，中外不敢言海禁事。浙中衛所四十一，戰船四百三十九，尺籍盡耗。紈招福清捕盜船四十餘，分佈海道，在臺州海門衛者十有四，為黃岩外障，副使丁湛盡遣散之，撤備弛禁”。

此後未有多久，東南沿海倭患大作。頗有諷刺意味的是，其中勢力最大的正是在閩浙勢家庇護下逃走的大盜許棟的手下汪直“若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素窟穴其中者以內地不得逞，悉逸出海島中為倭謀主，誘之入寇。而海中巨盜遂襲倭服飾旗號，並分艘掠內地，倭患日劇”。捲土重來的倭寇遇上再度廢弛的東南軍備，直將大明繁華富庶的東南地區攪得一片狼藉，明政府動員了極大的力量方才重新將滿目瘡痍的東南安定下來。

圖8 登州設防海港（現為蓬萊），1560年

朱紈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朱紈個人為官清廉敢於任事，在具體執行中，他才兼文武，從政策貫徹和軍事手段上雙管齊下，有效的打擊了東南地區已成規模的倭寇，是難得一見的優秀官吏。但由於他所有效維護的是一條已經落後於時代的政策，海禁在當時已經成為阻礙東南地區發展的障礙，所以他的悲劇可以說是註定的。

在朱紈自殺後的17年，即隆慶元年（1567）年，大明宣佈解除海禁，允許民間商人遠販東西二洋。東南各地的民間貿易走向繁盛，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文：清涼山居士

參考文獻:《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