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某些皇帝會說漢語，但說的不是正宗漢語，而是蒙古化的漢語，有點兒像民國時期上海癟三學說英語，雖然會說，但說的都是洋涇浜英語。

什麼是蒙古化的漢語？我來舉個例子。

“道與清和真人尹志平、仙孔八合識李志常，我於合喇和林蓋院來，你每揀選德行清高道人，教就來告天住持，仰所在去處賚發遞送來者。”

上面這段話是忽必烈對漢族大臣說的。

我們知道，忽必烈是元朝皇帝，不但會說漢語，據說還會用漢語寫詩，但他所說的漢語，其實是蒙漢夾雜的四不像漢語。

為啥說他蒙漢夾雜呢？因為上面這短短一段話當中，忽必烈用了三個蒙古詞、兩個蒙古句式。

三個蒙古詞分別是“孔”、“八合識”、“合喇和林”。其中“孔”指“人”，“八合識”指“師父”，“合喇和林”是蒙古地名。

兩個蒙古句式分別是“我於合喇和林蓋院來”、“仰所在去處賚發遞送來者”，這兩句話的結尾各有一個“來”字、一個“者”字，完全沒有任何意義，僅僅是蒙古人說話拖泥帶水，愛用黏著音，講漢語時改不掉這毛病，不得不加上語氣助詞。

再來聽一段：

“這先生根底，大小差役，鋪馬支應，休當者。你每為這般道呵。”

這段話是闊端說的。闊端是誰？他是窩闊臺的二兒子，民間俗稱“二太子”。此人秉承他的瘋狗祖先鐵木真的滅絕人性，以十萬騎兵攻入成都，將滿城無辜百姓殺得無一倖免。

據說他也會講漢語，但講出來就是上面這種四不像德性，在漢語中夾雜著蒙古句式。或者更準確地說，他是用蒙古語法來說漢語的。例如“這先生根底”就是典型的蒙古句式，其中“根底”有“屬於”意思，把“屬於”放在主語後面，是蒙古語法。“你每為這般道呵”的“呵”字，在這裡完全不是什麼語氣詞，而是相當於英語中的“if”，意思是“如果”。“你每為這般道呵”，意思是“如果你們這樣說”。把“如果”放在後面，也是蒙古語法。

因為這些蒙古統治者不會說真正的漢語，所以就有許多無恥之極的漢族大臣去迎合他們的表達特色，跟皇帝說話時也不斷地將漢語蒙古化。

再舉個例子。

一個漢族大臣給忽必烈講《孝經》，竟然這樣說話：“孝道的勾當是德行的根本有。”請問你能聽懂他說的是什麼嗎？句尾故意加一個“有”字，表示肯定的語氣，這也是典型的蒙古句式。

還有個漢族大臣給元順帝講《史記》，連說帶比劃，模仿“毛遂自薦”的毛遂之口氣：“王這般叱喝我呵，莫不是倚著楚華人眾嗎？”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大王如果像這樣恐嚇我，難道是仗著你們楚華人多勢眾嗎？如前所述，在句尾加一個“呵”字表示“如果”，正是蒙古人的講話方式。

蒙古人統治中國大半個世紀，把漢語汙染得亂七八糟，諸如在句尾加“呵”、加“有”、加“也莫哥”、加“則個”，都是被蒙古人同化的結果，不但元雜劇中大量充斥著這樣的蒙古漢語，而且北方老百姓說話也有了鮮明的蒙古特徵。

元朝皇帝上朝也不需要翻譯，元朝一建立語言就大部分一樣了。

在中國曆代的少數民族政權中，蒙古人的漢化程度排名是墊底的。

估計是因為蒙古人秉承了世界征服者的民族自信心，他們對漢文化不像之後的滿族人那樣進行充分的學習效法。

蒙古貴族階層貴一直是排斥漢文化的，所以元代皇帝的漢文水平總體不高，不少元代皇帝就連說漢語也都成問題。

即便重用漢人的元世祖忽必烈，他推行漢化，但是元代上層對於孔孟之道的興趣遠低於射箭騎馬，所以蒙古貴族的漢語水平極低。

就拿忽必烈來說，他的漢語水平也就馬馬虎虎。根據史料記載：“（漢人重臣許衡）先生每有奏對，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

也就是說，忽必烈見漢族大臣都要先選擇翻譯，然後接見，可見他的漢語水平是如何的。

元代皇帝大多不會說漢語，估計好稱精通漢學元仁宗、元英宗及最後的元順帝等少數幾個才可以用漢語交流的。

如漢臣在給元帝講《孝經直解》在解釋“孝道乃德行之本”時，是這樣說的“孝道的勾當是德行的根本有”。

漢臣是先把漢語文言文翻譯稱白話文，然後在用蒙古語法，尤其是末尾的“有”這樣的語氣詞也沒有落下。

這種體是“硬譯公牘體”，就是把蒙古語直譯為漢語。

遇到極為正式莊嚴的場合，元代皇帝的漢文聖旨依舊是這副模樣。

脫因、也裡可溫、先生、答失蠻，不揀那個，大小差發休著者，天根底禱告祈福祝願者。（ 出自《元代彰德上清正一宮聖旨碑》）

元朝第六位皇帝泰定帝登基夠神聖莊嚴了吧，他的即位詔書是這樣的：

薛禪皇帝可憐見嫡孫、裕宗皇帝長子、我仁慈甘麻剌爺爺根底，封授晉王，統領成吉思皇帝四個大斡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都付來。依著薛禪皇帝聖旨，小心謹慎，但凡軍馬人民的不揀甚麼勾當裡，遵守正道行來的上頭，數年之間百姓得安業。在後完澤篤皇帝教我繼承位次，大斡耳朵裡委付了來。已委付了的大營盤看守著，扶立了兩個哥哥曲律皇帝、普顏篤皇帝，侄碩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出氣力行來，諸王哥哥兄弟每、眾百姓每，也都理會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麼道，迤南諸王大臣、軍上的諸王駙馬臣僚、達達百姓每，眾人商量著，“大位次不宜久虛。惟我是薛禪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長孫，大位次裡合坐地的體例有，其餘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這般，晏駕其間，比及整治以來，人心難測，宜安撫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寧，早就這裡即位 ”提說上頭，從著眾人的心，九月初四日，於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裡，大位次裡坐了也。交眾百姓每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

後來同為少數民族出身的乾隆皇帝實在看不下去元代皇帝這樣粗鄙的漢語了，於是將這道聖旨重新修改潤色以一番，頓時典雅高大上多了。

朕考晉獻武王，薛禪皇帝之嫡孫、裕宗皇帝之長子也。聖慈眷愛，封授晉王，統領成吉思皇帝四大斡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就國以後，恪遵薛禪皇帝聖旨，小心謹慎，凡軍馬人民一切事宜，鹹由正道而行，故數年之間，群臣各敬其事，百姓得安其業。嗣後完澤篤皇帝命朕繼承藩服，仍統領四大斡耳朵及北邊軍馬，翼戴朕兄曲律皇帝、普顏篤皇帝，朕侄碩德八剌皇帝。歷事累朝，無貳爾心，以繼朕皇考固讓之志。恪恭厥職，屏衛王家，朕之行事，諸王宗室臣民皆所素知。今大行皇帝上賓，迤南諸王大臣軍士及諸王駙馬臣僚、達達百姓等，鹹謂天位不宜久虛，乾綱固有專主。近屬之中，惟朕為薛禪皇帝嫡曾孫、裕宗皇帝嫡冢孫，以長以親，於義皆無可讓。況大行晏駕，事變非常，及今加意撫綏，猶恐皇皇未定。宜早正宸極，鎮安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寧。朕以臣民勸戴之故，俯順輿情，九月初四日，即位於成吉思皇帝之大斡耳朵。佈告中外，鹹與維新，可大赦天下！

所以，大多數元代皇帝是不會說流利的漢語的，他們用蒙古語甚至是藏語對話交流，但是用漢語只能說淺顯的漢語，要麼乾脆就不說。

元朝的皇帝會說漢語嗎？他們上朝需要翻譯嗎？

　　此句中的會說，其實抬槓的話，可有說頭了，不過我不抬槓，我猜想題主的意思就是指他們能說一些，但不精通，日常對話以蒙語為主，這樣一來，元皇帝們算是會漢語的行列，上朝嘛，肯定是需要翻譯的。

　　他們肯定會一些漢語。原因都懂的哈，治國需要嘛。

　　莊聖太后即拖雷妃很重視儒學教育，她的兒子們都懂一些漢文，廉希憲等人給阿里不哥等皇子做過講讀。憲宗時期，張德輝曾在和林奉旨教胄子，他與元好問都曾經與世祖交流溝通，起初漢文程度不高，還需要翻譯，後來，世祖的漢語水平變高，還曾親臨國子學，考校諸生們的書法及背誦，他還問過賈似道是誰，並能欣賞臣子的漢文札書。為了能穩固統治，世祖也相當重視子孫的儒學教育，延請大儒們教授漢文。這種態度一直往下傳，所以，元代的裕宗英宗順帝們，書法都相當可觀了。

　　只是，會一點不代表精通，幾個也不能代表全部，上朝的時候還是需要翻譯的。

　　兩則小例：帝覽《貞觀政要》，諭翰林侍講阿林鐵木兒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誦習之。

　　以《通鑑節要》用蒙古語言譯寫教之，俟生員習學成效，出題試問，觀其所對精通者，量授官職。以疾請入覲，進譯語《資治通鑑》，帝即以賜東宮經筵講讀。撫循部曲之暇，則命也滅堅以國語講《通鑑》。

　　這兩書都不算很難，對於漢化程度很高的乾隆等人來說，簡直就是小兒科，可是元朝皇帝們，還是需要翻譯才行。

　　皇帝們因為要鞏固萬年江山，所以重視儒學教育，可是畢竟有限。何況語言環境不夠，圍繞著他們的臣子，貴族們，幾乎不通漢語。日常上朝，還有無數臣工，他們可不會想著要學什麼漢語，對於他們來說，漢人都是沒用的，他們的語言更不用學，不聽話屠就完事了——這種思想，不只一個人有，當然了，輕視漢人，輕視漢文化，有的是好果子給他們吃，最後都被趕回老家去了哈。

　　朝堂什麼情形？詔書大概是怎麼樣宣讀的呢？“侍儀使以詔授左司郎中，郎中跪受，同譯史稍西，升木榻，東向宣讀。通贊贊曰在位官皆跪。讀詔，先以國語宣讀，隨以漢語譯之。”這個國語自然就是蒙國話，之所以用漢語再譯一遍，是為了讓不通國語的漢臣們聽懂的。元世祖的本紀裡提到“河南、福建行中書省臣請詔用漢語，有旨以蒙古語諭河南，漢語諭福建。”詔書如此，朝堂上的對話，自然而然不可能是漢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