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末年，中原混戰，士民多避難南遷，在100多年的時間裡，南渡人口多達100多萬，史稱“衣冠南渡”。

所謂衣冠者，都是當時的高門名士，只有他們才有實力、能力、眼力在北方將亂時舉家南遷。西晉以宗室出鎮地方，琅琊王司馬睿當時是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他在這種局勢下，也從廣陵移鎮到建鄴，著力經營江南。這些南來計程車族，既失根據，紛紛依附在同是北人的司馬睿周圍。司馬睿擇選其中才俊之士，徵辟為自己的僚屬，時人稱為“百六掾”。後來司馬睿開基建國，正式登基稱帝，他的政府中的大部分也都是由“百六掾”的人充任。由此，這些人就形成了當時東晉最為頂端的政治圈子，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彼此聯姻，形成了利益錯綜複雜的門閥士族。

（晉元帝司馬睿）

當時有一個叫做郗鑑的北方士族，想要與當時的頂級豪門王家聯姻，就來到王導府上。王導讓王氏子弟都到了東廂房，讓郗鑑挑選女婿。郗鑑看到王氏子弟都是正襟危坐，一臉嚴肅的樣子，只有一個人斜躺在塌上兀自吃東西，瀟灑恣肆，有名士風範。當時，郗鑑就跟王導說：“王家子弟都很優秀，不過那個躺在東床上的那個人小夥子才是我要找的女婿啊！”這就是“東床快婿”的由來。

北方士族南遷，而且還佔據了政府的高階崗位，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文化，南方土著氏族根本進不了這個圈子，他們這些北來士人鳩佔鵲巢自然很不滿。他們也在密謀著政變，推舉了“三定江南”的周玘做領袖，結果事情未舉而被告發，周玘也因此憂憤而死。周玘死後，他的兒子周勰成了新的南方士族新的軍政領袖，發動了政變。透過北方士族的通力絞殺，這次政變最終也是失敗了。

雖然北方士族取得了對南方士族的政治軍事優勢，但是他們本來就已經是去國之人，內心深處也產生了極大的恐慌。南方土著的勢力根深蒂固，一次造反能夠撲滅，如果南北士族的根本矛盾不能解決，那麼接下來的二次、三次依然會爆發，北方士族將再無安枕之日。因此，王導的當務之急就是要解決與這些南方本土士族的矛盾衝突。

（王羲之：東床快婿）

矛盾衝突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經濟利益、政治利益。

北來士族首要解決的是生計問題，而生計取決於土地。土地的問題向來比較敏感，那些在紹興、寧波地方的優質土地，早已被南方士人開發。北來士族如果要去搶奪，必然要引起爭鬥。幸好當時南方土地夠大，人也不多，王導下令讓這些北來士族都到那些臨海的地方開墾荒地耕種，以此來避免與當地土著的根本矛盾。

王導為了免生是非，還進行了行政改革，在南方的一個空地，興建了很多僑郡僑縣。何謂“僑”？本意就是過客。以此向那些土著表明，我們這些人遲早還是要打回北方去的，暫時在這裡落腳。當時北方的州郡，基本在南方都會有一個僑郡，被稱為“南某郡”、“南某州”等。

除此之外，王導還把朝廷上的一些崗位，都給釋放出來，徵辟了南方士族的子弟來做官。這樣連續操作了幾年，東晉朝廷的誠意終於打動了南方土著士族，他們需要考慮的問題只有1個：是要接受北方異族的殘酷統治，還是接受這些同為漢人的北來士族的統治？頭一個是民族矛盾，後一個是地域矛盾。答案不言而明，南方士族漸漸接受了北方士族的存在以及統治。

（王導：東晉名士風流）

當然，南方士族夠意思，北方士族也不能光吃乾飯不幹活。他們組織了軍隊，頻頻發起北伐，並且有力地保衛了南方土地免受北方異族政權的蹂躪。

在當初，北方士族經常心懷故國，每到閒暇時就約到城外長江邊新亭飲酒。名士周顗說：“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在座眾人感懷中原落入夷狄之手，家國無望，紛紛落淚。王導嗔怒說：“當共勠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眾人此時才振作起來。

經過幾年的治理，東晉王朝立國的難題，南北士族的矛盾問題已經基本得到解決。正是在這種妥協和合作下，晉王朝的國祚在移過江東之後，又延續了一百多年。當南北士族的矛盾基本緩和後，王羲之等高門名士，也開始流連江東山水，新亭弋釣，往往數月而還，有名的《蘭亭集序》就是作於此時。

在東晉時期，吳越歷來便被中原人士視為邊遠的文化水準低的地區，王猛臨終前告訴苻堅“晉雖僻陋吳越”，即可證明時人心目中的吳越印象。後漢末年以迄三國鼎立，東吳一直在半獨立中發展，自成一政治體系。加以吳越的語言發音與中原迥異，所謂南蠻舌、吳儂軟語，均足以增加吳越與中原的隔膜。晉征服東吳（280），吳人有亡國之恨。而今不過三十餘年，征服者被逐來此地避禍，吳人當然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這批“亡官失守之士”的北方世家“多居顯位”，對此吳人自然免不了憤恨與輕鄙。司馬睿移鎮建康時曾說：“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據說北來大世家有一百家之多，他們多統率族人、賓客、鄉里、部曲等集體行動，動輒千餘家。江南肥沃的土地早為土著士族所佔有，新來者欲分一杯羹，難免會發生利害衝突。由於權勢上、情感上及利害上的衝擊刺激，吳人逐漸形成一股反東晉的力量。對此，代表北方世家的東晉統治者只是“心常懷慚”不夠，必須要解決問題。

經濟利害問題最迫切，所以北來世族避免在長江三角洲發展，而流寓到較南的揚州、江州（今浙江及福建一帶）地方，“衣冠始入閩者八族，所謂林、黃、陳、鄭、詹、丘、何、胡是也”。新移民既然不損害吳人的既得利益，雙方自可相安。在權力分配上，王導等人採取的是籠絡與離間雙管齊下的政策。例如王導籠絡江南豪門世族顧榮、賀循，曾對司馬睿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顧、賀兩人應命見司馬睿，“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剛好形成對照的是吳人驍騎將軍丘靈鞠，因不願任武職，對人說：“我應還東掘顧榮冢。……顧榮忽引諸傖輩渡，妨我輩塗轍（前途），死有餘罪。”當時江南最強大的兩大豪族是義興周圮與吳興沈充，而周圮聲勢“莫與為比”。王敦暗中勾通沈充，使沈充“得專威揚土”。周圮確有武力推翻東晉政權之企圖，但以其“宗族強盛，人情所歸”，他人不敢揭發。司馬睿封周圮為高官，晉爵為公，召其赴建康。周圮知陰謀已洩，憂憤而死，臨終告子周勰曰：“殺我者諸傖子，能復之，乃我子也。”其弟周札被人告發欲謀反，沈充乃藉此時機盡滅周氏。沈充後附王敦叛變，亦被殺。由是江南最有勢力的豪門世族消去，東晉的心腹之患乃除。至於一般的江南名門世家，情感上雖對“傖父”不滿，心懷怨恚，但起不了作用。桓溫的土斷法實行後，南北的隔閡也日益減少，東晉的基礎漸固，才能有舉國一致，共拒胡騎南下的淝水大勝。

每一個外來政權想要在當地立足，唯一的出路就是本土化，這樣才能夠有根基，劉備入蜀，孫策入吳亦復如是。外來者與吳中世族的矛盾是東漢末年開始的固有問題，從孫策攻略吳地最後被吳中世族許貢門徒刺殺開始，到孫權建立吳國以後，外來者與吳中世族始終處於合作與鬥爭交織的狀態，吳中世族對於外來者始終抱有不信任和敵意。東晉南下的大世家是曹魏以後世代高官而且世襲封爵的家族，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擁有特殊地位，掌握大量資源而且具有天生優越感，而吳中世族亦是從孫吳政權開始不斷強化的本土門閥，因此這兩個利益集團掌握了東晉社會中的大部分資源，從皇帝擁立到百姓生計都收到世族門閥的重要影響，東晉立國矛盾很多，但仔細分析不難發現南下世族與吳中世族的矛盾是其中最主要的矛盾。

東晉之所以能立國，本就與南遷的門閥士族有關，以王謝庾桓四姓為代表的頂級門閥，撐起了東晉的一片天。

時值永嘉之亂，西晉滅亡，司馬睿在大族擁護下，進位晉王，後於318年，正式即位，是為晉元帝，自此東晉開始。

但是作為一個北方人，帶著大批北方世族南遷，勢必會引起南方當地大族的仇視，所以當司馬睿南渡之後，以顧榮賀循為代表的南方士族並不是很感冒。為了幫助司馬睿，王導極力斡旋南北士族，以“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為核心思想，總算是把南北士族的矛盾暫時壓制，自此司馬家的帝位才算稍稍安穩。而王家自然與馬共天下了。

不過東晉自打成立到劉裕崛起之前的這段時光，王庾謝桓四姓管家先後登場，明白人如王導謝安，講究鎮與靜，說白了就是平衡題目中的南北矛盾，糊塗者如王敦桓溫，夢想稱王稱霸。

此時司馬氏的皇權反而不那麼重要，因為皇權若被加強，就會打破各士族間的平衡關係，就會引發危險，如王敦，蘇峻，祖約，王恭，無一不是如此。

所以題目中說東晉立國的根本是調節南北士族的矛盾，應該是正確的，要學會打太極才能維持東晉的局面

大家好，我是一名歷史領域的探索者，很高興為大家回答這個問題。下面我說一下我的個人觀點，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同時也希望得到大家的認可！ 西晉末年，因晉國先起八國之亂，後有五胡亂華，以致西晉滅亡，北方大地陷入黑暗之中，晉元帝渡江，來到江南地區在南北世家大族的支援下建立東晉，東晉立國，中原士族相隨南逃，史稱‘衣冠南渡’。所謂衣冠南渡，正是異族橫行中原。北方士族南遷，佔據了有利的地位，形成自己的文化，導致南方氏族的不滿。北方士族雖佔據有利地位但心中清楚自己是去國之人且南方氏族勢力是根深蒂固。如果兩方矛盾不能化解，接下來就是無休止的爆發。所以東晉立國的根本問題就是解決雙方之間存在的利益衝突。在時間的推移下，東晉王朝立國的難題基本得到解決，正是雙方這種妥協，晉王朝才能存活並得以延續。 歡迎大家相互來談論